致命一擊后，K2 山難未散的陰影

當人類的腳步邁向山野，與巖壁、險峰對話時，落石便如影隨形。它從不是登山運動里偶然闖入的意外，而是始終縈繞的客觀風險，每一位攀登者在出發前，都該先讀懂這份與山野共處的現實。

今年K2（喬戈里峰）爆發的罕見落石危機，其實早有自然信號在前。很多年前，中國民間女子珠峰登山隊首任隊長麥子在珠峰大本營海拔5360處就發現了不該出現在這一高度的匍匐性植物，“這可不是好事，說明冰雪附著力下降，不只是一座山，很多山峰都出現比往年更多的落石。”

全球變暖的影響，在城市里可能只是多幾分難耐的酷熱，但在野外，尤其是高海拔地區，它層層作用的影響改變了山體結構，危機四伏。進入夏季登山季，喀喇昆侖山脈就不同尋常的炎熱，7月本該覆蓋落石區的大雪變成了雨，曾被冰雪牢牢裹住的巖石變得隱隱松動，在陽光下隨時可能滾落。

胡濤作為“ 14peak（十四座）&SST ”團隊的中國隊員，在K2大本營待了一個多月，“ 印象里大本營很少下雪，大多是下雨 ”。他告訴《戶外探險》，從ABC（前進營地）到二號營地的整個攀登線路上，有很多巖石裸露在外，有些路段全是密集的碎石，還夾雜著一些大石頭，哪怕你把冰爪緊緊貼在巖石上，稍微用點力，都可能帶動石頭往下滾。

最先撤離的是那些無氧、無夏爾巴協作的獨立攀登者，他們大多是歐美人，而那些報名登山公司的各國商業登山客，主動要求撤出的很少，“大家沒撤，一方面是都在等沖頂窗口；另一方面是有兩個時間限制，一個是簽證到期時間，另一個是登山許可的到期時間。我們的登山許可到期時間是20號。”胡濤表示。

▲ 圖片來源：胡濤

所有隊伍在山里堅守了整整四十個晝夜，8月11日，正如“想象尼泊爾”領隊明瑪G的精準預判，K2上迎來了一個罕見的窗口期。這是自2011年以來最晚的一次8月沖頂機會。40余名登山客中，9名中國隊員分屬三支團隊，他們抓住了這個被寄予厚望的“幸運窗口”。

然而，就在登頂后驚心動魄的下撤中，“想象尼泊爾”團隊中的中國登山客管靜，最終沒能從C1營地到前進營地（ABC）的落石路段走下來。她被落石擊中腦部不幸遇難。管靜的離去，讓剛剛傳到山下的捷報瞬間蒙上陰影，在此次攀登中幾乎要再度“封神”的明瑪G，也因此卷入輿論漩渦。

自然偉力下的偶然？還是人為失算的疊加后果？山難從不是單一因素的結果。事故發生后，不同聲音在中國登山圈引發討論，爭論點主要在于：異常氣候和條件下為何堅持沖頂？為何要在夜間冒險下撤，是向導管理失責嗎？以及在這事故背后暴露出的許多隱性話題，中國商業登山圈多重矛盾集中爆發。

當“速成登山”讓隊員資質與山峰難度脫節，當“向導光環”讓客戶忽視權益與風險，當跨國登山的權益保障仍處于“裸奔”狀態，山難的發生早已埋下伏筆。

為探尋事件背后的深層問題，《戶外探險》特別采訪了近十位核心相關人士，涵蓋今年及往年成功登頂K2的攀登者、多位登山公司管理者、法律從業者，本篇報道無意對個體進行情緒化指責，我們分析的不僅是“管靜為何遇難”，更是中國商業登山圈在快速發展中，早已被忽視的安全底線與敬畏心。

撰文｜了了

編輯｜玄天

設計｜天宇

圖片來源｜（除特殊標注外）受訪者提供

· 本文為《戶外探險》原創內容 ·

01

山上發生了什么？

艾力庫提·地里夏提最后一次見管靜是在K2的C2營地。

在攀登全程的多數時間里，兩人都同住一頂帳篷。8月12日早上9點左右，“想象尼泊爾”隊伍從C3營地出發，繼續下撤。他們的出發時間比“14peak（十四座）&SST”隊伍晚大概不到2小時。隊伍在下撤中分開行進，從C3到C2的路段，一位隊員走在最前面，管靜走到第二個，艾力在第三個，后面還有3、4、5號隊員一起走。

艾力回憶，當天自己走了很久才到C2營地。“每個人都累得不行。我到大本營的時候，因為太累了特別崩潰，倒頭就睡，沒跟她多聊。”

帳篷里還有另外兩位向導。因為當天中午沒吃飯，雖然很晚了，但艾力、管靜和另外兩位向導一起吃了飯。

▲ 圖片來源：胡濤

艾力回憶，管靜當時的身體狀態挺好的，但是心情不好。“在C2營地她哭了，我沒太清楚她哭的原因，可能是遇到了什么問題。我英文不太好，當時自己也很疲倦，只隱約聽到她用英語在和向導說什么。”他還給管靜遞了幾塊餅干吃。次日，他們繼續下撤。

下撤路線的落石從C2至C1路段就已密集出現，“不算特別夸張，但比拉練時多”，到了C1至ABC路段，落石密度陡然增加，“只能放慢速度躲”。

就在此時，危機的第一道裂縫已然顯現，那便是對下撤時間的誤判。艾力庫提回憶，“我們當時決定（繼續從C1）下撤，是因為覺得從C2到C1的時候天還沒黑，時間來得及。當時C2營地只有我和我的向導、一位羅馬尼亞的女性和她的向導，我們休息了一會兒，通過對講機確認‘可以下撤’后就出發了。一開始我們速度很快，一直往下走，沒料到C2到C1這段路也有落石，雖然不算特別夸張，但落石確實不少。等到了C1到前進營地（ABC）那段路，落石更多了，我們只能放慢速度慢慢走，天就漸漸黑了。”

顯然他們忽略了躲避落石的時間成本，而在高海拔環境中，任何環節的延誤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這種風險被明顯低估。

▲ 從c1到大本營路段 圖片來源：胡濤

“其實我們當時的判斷是，所有隊伍一起下撤，落石風險反而會低一些，因為人多能互相提醒，也能及時發現危險。那天一起（從C1）繼續下撤的只有‘14peak（十四座）&SST’團隊的幾個中國人、我，還有那位羅馬尼亞女性，就我們幾個人。其他隊伍大多還在山上：有些停在C2營地休息，大部分隊伍還留在C1營地沒動，沒跟我們（同時間）一起下撤。”

時間在躲避落石中悄然流逝。艾力庫提記得自己抵達ABC營地是晚上10點。而后出發的管靜的下撤速度更慢，她所在的隊伍“拉得很長”，先行與“14peak（十四座）&SST”團隊抵達ABC營地的胡濤后來分析，“隊伍拉得太長就會出問題，上面的人喊‘有落石’，下面的人根本聽不到，石頭掉下來就沒法及時反應。

當艾力夏提作為“想象尼泊爾”隊伍的第一位隊員抵達ABC營地不久，管靜的向導也下來了，“就跟在我的向導后面，他說管靜出事了，原因是不聽他的指揮，他想一直下，然后石頭來了，‘我讓她趴下，她不趴，一直往下走。’”接著這位向導告訴艾力——大概意思是“登山的時候一定要聽向導的話，登山就是這樣”。目前，這一說法尚未有其他佐證。

而關于事故發生的具體時間，各方表述也尚不統一，但總體范圍是在晚上7點30分至8點之間。這一時間段，K2地區的天色正從朦朧的昏暗，逐漸過度到徹底的漆黑。

▲ 圖片來源：胡濤

之所以時間是重要的，在于夜間視線受阻，落石的預判難度陡增，而登山也正需要精細化管理各個卡點的關門時間。

胡濤在采訪中提到：“到了晚上，根本看不見石頭從哪飛過來，石頭撞到其他東西還會改變方向，特別難預判。更關鍵的是，從山上滾下來的石頭，速度能達到一兩百千米每小時，特別嚇人。只要被這種石頭砸到，基本就是重傷。要是砸到頭或者心臟，人就沒了。”

關于當時管靜為何不選擇在天色漸暗時，留在一號營地休整一晚，待次日再繼續下撤，反而要在夜間冒著危險前行，這一決定究竟是管靜的個人意愿，還是另有原因，截至發稿，《戶外探險》暫未從“想象尼泊爾”獲得回復。

據艾力庫提透露，下撤同期，一名行進速度很快的向導也被落石砸中半張臉，傷得特別重，近乎毀容。此外，一些隊員也不同程度受到落石刮蹭輕傷。胡濤說，“有一次石頭從我的頭上擦過，當時我已經找好掩體了，躲在一塊大石頭后面，還把我的頭盔都砸出了一個小坑。”

除了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和團隊管理疏忽之外，風險認知的偏差，也是不可忽視的關鍵一環。

▲ 圖片來源：胡濤

安全下撤的艾力庫提坦言：“其實我們之前拉練的時候就知道，C1到C2那段路有落石風險。今年8月的情況和往年不一樣，很多登山者因為怕落石，也怕窗口期結束，都提前撤離了。我們一直守在那里等，最后等到的窗口期其實特別好。

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花了這么多錢來K2，如果連C2、C3都沒上去就放棄，肯定會留遺憾。而且我這次是為了沖擊攀登記錄，雖然會考慮安全，但之前幾次攀登都很順利，沒遇到過這種嚴重的落石，所以對風險的預判還是不夠。現在想想，我之前對自己的生命安全考慮得太欠缺了，這次事故才讓我真正明白，必須對自己的安全負全責。”

當自然風險與人為失算疊加，山難的發生便從“偶然”走向了“必然”。比如，若團隊能在落石風險激增時選擇在C1過夜，管靜就不會遭遇“天黑+落石”的雙重威脅；若團隊能嚴格控制隊員資質，具備更豐富攀登經驗的隊員面對突發落石時，其應急反應能力或許就能大幅提升；若團隊能縮小行進間距，確保落石預警能及時傳遞，管靜或許能有時間躲避。

但這些“若”都未發生。采訪中反復被提到的“沒想到”：沒想到落石會這么多，沒想到天黑得這么快，沒想到隊伍會拉得這么長，這些看似偶然的“沒想到”，實則都是對風險預判的缺失，每一個“沒想到”的疊加，都在悄然將一位攀登者推向不幸的深淵。

提到這次事故，麥子說：“我一直覺得極限運動里，運氣是安全的第一要素。”但她也提到，人們不能把安全全賭在運氣上，當你忽視所有可規避的風險，運氣就會變成不幸。

無論天機占幾分，事故之后，需要反思的，永遠是那些本可避免的“人禍”，比如對時間的誤判、對管理的松散，以及對風險的輕視。

02

“向導光環”與中國客戶的“被動弱勢”

作為“想象尼泊爾”的創始人與領隊，在此次K2山難的采訪中，“明瑪G”這個名字被反復提及。人們討論這場事故時，常會將他的決策與他一貫鮮明強悍的個人風格關聯起來，試圖探尋決策背后的邏輯或漏洞。

他為何在極端惡劣條件下依然率隊沖頂？下撤時的落石事故是否直接與他的風險管理疏漏有關？明瑪G本人自下山后始終未對輿論作出回應，仿佛在他看來，高海拔登山的復雜邏輯無需過多解釋。

在不少與他合作過的攀登者眼中，明瑪G的專業能力值得認可。胡濤對《戶外探險》說：“明瑪G的攀登技術非常好，我也很尊重他。今年所有登頂K2的人，其實都該感謝他。”

這份感謝并非空穴來風。當K2的沖頂窗口罕見推遲至8月11日，是明瑪G精準預判了天氣趨勢，認定當天適合沖頂，為苦苦留守的團隊爭取到了關鍵的攀登時機。

▲ 圖片來源：胡濤

即便輿論聚焦在下撤環節的爭議中，仍有不少聲音認為“明瑪G的決策本身無太大問題”。“我也看了網上很多輿論，有些人把管靜姐的事怪到團隊頭上，其實這就是一場單純的意外——在那種高風險環境里，有時候100個人走同一段路，可能只有一個人會遇到危險，運氣成分也有。這個團隊過去的攀登成績很突出，不能因為一次意外就否定整個團隊，這是我的看法。”艾力庫提說。

麥子在采訪中說到：“你要知道，在山上海拔每上升1000米，人的智商和判斷力都會直線下降，不能用平原的思維去考量高海拔的行為。我相信明瑪G指揮時肯定有他的想法，而且他也屬于那種很多時候會‘善意隱瞞’的人。但凡從高海拔下來的人，很多時候都會只說對自己有利的話，不利的話不會提。因為在高海拔環境里，身邊隨時可能面臨危險，死神離得很近。以我對明碼G的了解，他自己也是登頂者，在山上又困又累，加上高海拔影響，所以這事兒，如果按10分算，7分是天意，3分可能和他的指揮有關聯吧。”

2009年，明瑪G還是一個剛入行的新人，是麥子口中的“小孩兒”，起初他在尼泊爾七峰探險公司工作，是楊春風將他帶進自己的“楊春風高山探險公司”，開始與麥子共事。

2013年瑞士舉辦的一場國際登山交流活動上，麥子第一次真正意識到，“明瑪G和他爸爸、爺爺那輩人比起來，顯然更有想法。而且他自己也很努力，花了好幾年考取向導資質——在我們公司的時候他還在備考，到2017年就正式成為國際高山向導（IFMGA）了。”

通過楊春風公司，明瑪G很早就與中國市場產生了很深關聯。他學會了中文，積累了資源，深諳中國客戶心理。這都為他后來獨自打入中國市場做好了準備。

麥子評價，明瑪G的風格就是，快速、大膽。除了常規攀登，他還會嘗試未登峰。早年曾有報道，他在家鄉的一座未登峰登頂后，被困在山中腰下不來，麥子等人都差點準備后事了，明瑪G卻靠著遠超常人的強悍實力，硬生生闖過難關，平安生還。

▲ 圖片來源：麥子

他不僅攀登實力強悍，而且還很有頭腦，執行力超強，“只要有想法，他就會立刻去做，完全不顧及別人的看法。他是個極具個性的人，很努力，也很會抓住機會。”

2013年，楊春風在巴基斯坦登山遭遇恐怖分子襲擊遇難，后來明瑪G也離開了公司。離開之際，麥子希望他能繼續帶幾位中國隊員完成14座攀登，并稱這對他未來發展有好處。而他說：“麥子，這是一門生意，不是情懷。”

此后，麥子也曾帶他在中國多個城市巡講，幫他打開中國市場。而他早年與中國客戶打交道的經驗，也讓他比其他尼泊爾向導更易與中國客戶建立信任。

此后，麥子看著他一步步迅速崛起。他攻堅型的攀登風格，讓他成功站在一座座高峰上，為他在國際攀登界積累了名氣。而他所創立的登山公司——“想象尼泊爾”的高登頂率，甚至被很多客戶看做是成功登頂8000米的保障。

▲ 珠峰 圖片來源：麥子

明瑪G在大多數登山客心中的“光環”并非憑空而來。在筆者看來，那是他的能力、他的機遇以及他迎合中國市場需求的共同結果。

從能力上看，他確實具備專業素養，艾力庫提評價他“是為數不多的‘能力強、判斷準’的領隊，當時我們在山上，眼看著他帶著人去修路，作為領隊，其實他沒必要親自去，但他還是去了，把路修通了”。在很多客戶心中，他也很大氣爽快，話梅作為曾參與他團隊的隊員，提到“他會說‘登完再說’‘氧氣隨便用’，很容易讓人放下戒備，覺得‘他靠譜，不用走那些虛流程’”。

他的這種敢闖的風格，恰好滿足了部分中國客戶“快速登頂”的需求。而他的“向導光環”，也容易讓部分中國客戶陷入認知偏差——將他個人的強悍實力與團隊帶隊能力畫上等號，甚至在偶像崇拜的心理下，最終淪為“被動弱勢”的一方。

事實上，隨著對各方采訪的深入，不難看出，國內登山客對明瑪G的評價近乎兩極分化：有人感激他創造了罕見的登頂機會，也有人質疑他的管理細節。但無論爭議如何，有一點無法否認，明瑪G的決策邏輯，始終與他“大膽、果決”的風格綁定，而這種風格在K2這樣的“野蠻巨峰”上，既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成功，也可能因一絲疏忽放大風險。

▲ 圖片來源：胡濤

或許，高海拔登山的復雜之處正在于此：沒有絕對正確的決策，只有在風險與機遇、激進與保守、名利與生命、個體與團隊之間不斷權衡的選擇，而每一次選擇背后，都藏著山與人性的博弈。

在學術中有一個詞叫“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也稱生存者偏差或存活者偏差，是指在統計過程中，無意間將經過非特定篩選的樣本作為研究重點，忽略了樣本背后隱藏的關鍵信息，最終得出的結論與實際情況存在巨大差距。實踐證明，那些被忽視的信息往往十分重要。

麥子在采訪中講了一個她當年在尼泊爾登山時的真實故事：

2014年她帶登山隊從南坡登珠峰，出發前一天有架小型飛機失事，機上所有人都沒了。第二天他們坐直升飛機去盧卡拉機場時，麥子的心里很害怕，到了機場，那架失事的飛機還在冒煙，事故都沒處理完。這時她看到了一個令她特別驚訝的場景——

“所有人臉上根本沒有悲傷、害怕或恐懼，那條路上有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旅行者，傍晚時每個酒店都住滿了人，大家吃飯時依舊談笑風生，各吃各的、各玩各的。我心里很沉重，畢竟帶著隊員，多少有點壓力，可其他人好像什么都沒發生一樣。”

她問夏爾巴人為什么他們不悲傷也不恐懼，夏爾巴人用英文對她說：“麥子你知道嗎？今年的死亡名單名額用完了。”

在極端環境下，有人會因為“死亡名額”用完了而慶幸，也有人易因‘他人承擔風險’而放松警惕，這就是高海拔之上的復雜人性，或許也是極端環境中人性的共性。

03

尼泊爾市場的“無合同慣例”

在這場事故后，孫斌在采訪中尖銳地指出：“大家把明瑪G當神一樣供著，卻忘了他的風險管理意愿根本不夠，他不是沒能力做好，是故意激進，因為激進了也沒后果。”

孫斌口中的“沒后果”，指的是明瑪G與中國部分登山客之間的“合同缺失”與異國登山的維權難。

采訪中，幾位中國客戶表示確實“沒簽合同”，理由是“和明瑪G熟悉，信任他”，r女士甚至直言：“因為那是八千米，（如果你問）到時候對方肯定會這么回應你，八千米的確不是每家公司都有合同，但我們濾鏡去掉以后仔細一想，只是他們沒給我們，其實這種幾十萬的金額，就算安全自己負責，但也應該有合同的。”

話梅至今回憶仍心有余悸，“為什么會沒有合同？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但尼泊爾人做事就這樣，他們或許覺得沒有合同、有人登完山再付費，才是代表著我對你更信任，顯得大方豪爽，所以大家愿意追隨他。可沒人想過該走流程。我自己就是過于信任他，他很容易讓人迅速撤銷跟他的距離感。”

但也并非全無合同，艾力夏提在采訪中表示：“我不清楚其他隊員具體怎么樣，至少我們和明瑪G是簽了合同的。”

事實上，在尼泊爾，“不簽合同”這一行為也并非“想象尼泊爾”一家如此。早年在尼泊爾開了10年登山公司的麥子就透露：“很正常，尼泊爾的登山公司幾乎都不簽合同。”

她補充道：“這也是他們規避風險的一種策略。中國客戶一方面仰慕明瑪G的名聲，覺得他厲害，另一方面又貪便宜，所以雙方都有責任。我們公司當年是第一家要求簽風險告知書、死亡協議書和登山協議書的，但我觀察下來，現在其他公司基本都不這么做了。人家覺得多此一舉，不愿意簽。這種事其實沒辦法，官司很難打，我們都游離在法律邊緣——你有證據說誰推下了石頭嗎？”

而“合同”本身，恰恰也是衡量登山市場的標準化程度的標尺，更是市場規范與否的直接折射。

麥子對比了歐美與尼泊爾的行業差異，她早年曾去羅塞爾等歐洲公司交流，她說，歐洲的探險公司對風險的敏感度很高，只要天氣預報顯示有一點不確定性，哪怕客戶已經到了前進營地，也會果斷放棄沖頂，他們覺得得罪客戶總比出人命好，所以歐洲團隊的事故率一直很低。

歐美公司經歷過1996年珠峰山難等重大事故，深知安全是行業生命線，且歐美登山客自身也普遍有著強烈的法律意識，會主動維護自身權益。中國客戶因信息不對稱，很容易陷入“選低價、選高登頂率”的誤區。

麥子提到，歐美公司登珠峰的費用普遍在60萬到80萬之間，而尼泊爾公司三四十萬就能搞定，價格差了近一半，很多客戶覺得劃算，卻不知道低價背后是多少安全服務被砍掉。

當我們就“合同”問題咨詢法律人士、“法與巖”主理人靳毅時，他表示，從法律上來說，沒有紙質合同不代表沒有“書面合同”，國家法律規定，書面合同不止是紙質的，電子郵件、微信文字溝通，甚至能明確雙方意思表示的文字記錄，都算書面合同。此外，他表示，給錢是履行合同最核心的義務，只要有付款記錄，就足以證明合同關系存在。

《戶外探險》也就大家質疑的“登山公司的合同核心條款就是免責，對公司自身有利”進行咨詢，靳毅回復，法律早就考慮到這種情況可能不公平，所以明確規定：如果格式條款里有“明顯限制客戶權利”“免除公司法定責任”“權利義務嚴重不對等”的內容，這些條款都是無效的。就算合同里寫得再偏向公司，只要過了法律的“度”，那些條款就等于白寫。

▲ 圖片來源：胡濤

但即便如此，“沒簽合同”仍讓客戶在事故后維權更難。孫斌則說：“就算簽了合同，在尼泊爾法律的背景下，中國客戶要追究尼泊爾探險公司的責任是非常困難的。沒簽合同，連事實服務關系都難證明，更別說追責了”。

靳毅也強調了無合同情況下的真實維權難度，它的麻煩在于：第一，攀登者要收集這些碎片化的信息來證明合同存在；第二，對方可能不承認，比如客戶說“約定了保障安全”，登山公司說“只約定了安排行程”，雙方說法不一致，就很難認定合同內容。

而對此麥子也從另一層強調了“合同”對登山公司的意義：“簽完合同我們才能給夏爾巴人施加壓力，畢竟技術好不代表人品好，要是發現哪個夏爾巴人人品有問題，我們絕對不用。”

04

“速成”登山的陷阱

在部分八千米級商業登山活動中，一些登山客的高海拔歷練明顯不足，甚至缺乏多座8000米級山峰的攀登經驗，K2甚至成為他們涉足8000米級山峰的第二站。

隊員招募標準的寬松，往往會帶來后續一系列麻煩，就像這次K2隊伍，隊員能力參差不齊，有人速度快，有人速度慢，狀態亦有好有壞。但這并非“想象尼泊爾”一家的問題，“就算明瑪G的公司不招經驗不足的隊員，其他公司也會招，市場就是這樣。”

曾幾何時，K2是需頂尖技術、大量高海拔經驗鋪就道路的“野蠻巨峰”，如今在商業登山的普及下，卻成為了部分登山客的第二或第三座八千米，妄圖快速解鎖在高山上的榮譽跳板，這般對極限高山的輕慢，本身就是對K2威名的褻瀆。

但這種錯位，也正是中國商業登山“速成”風氣蔓延下的一道典型縮影。在這樣的風氣里，高海拔登山藏著的風險與隱患，正被一點點忽視，悄悄放大。

從2012年開始登山、擁有7座8000米級山峰登頂經驗的胡濤，回憶自己的入門經歷時坦言：“我沒專門登過7000米級的，是從6000米直接過渡到8000米的，2017年登了第一座8000米級山峰，第一座就是珠峰。那時候招募條件也很松，我當時也覺得沒什么，但現在回頭看，還是循序漸進比較好。從我過去登頂的七座8000米雪山里面，珠峰是相對安全和容易的一座。”

速成風氣的蔓延，既有商業利益驅動，胡濤直言：“這涉及到探險公司的生存問題，現在很多公司都有這個通病，招募門檻卡得不嚴。”而這自然也和登山客的個人心理需求緊密相關，麥子說：“中國人講究‘短平快’，有點急功近利，一般登完珠峰馬上就去登K2，其實實力還沒達到。”

說到底，還是欲望驅使。

“我見過太多人登完珠峰后卻連基本技術操作都不熟練，甚至被歐洲高山向導嘲笑。許多人頂著一座高峰的光環持續宣傳，我看很多人登一座山可以反反復復網上發一年的各種內容，引發不明真相者盲目跟風，這是非常危險的。

我自己登頂K2后幾乎不發布太多內容，就是不愿助推這種‘追逐殺人峰’的熱潮。K2不應成為第二座珠峰，它的風險遠超大眾認知。對于攀登者而言，從一座高峰直接挑戰另一座更危險的山峰，如缺乏扎實技術和經驗積累，是對自己與他人極不負責的做法。”徒步中國領隊小黑說。

“速成”的風險，在于攀登者的經驗積累與山峰實際風險嚴重脫節。很多人誤以為“能登頂珠峰，就能應對其他8000米級山峰”，卻忽略了不同8000米級山峰的難度差異。

珠峰雖海拔最高，但商業開發成熟、路線固定，沿途補給和救援保障相對完善，風險可控性較強；而K2巖石裸露面積大、天氣突變頻繁、瓶頸路段狹窄陡峭，需要攀登者具備應對落石、雪崩、冰崩等多重突發風險的經驗，這些經驗無法通過“一次登頂”速成，必須在多次高海拔攀登中反復實踐、總結才能形成。

以此次K2攀登中的落石風險為例，因全球變暖導致山體冰雪覆蓋減少，大量巖石裸露，落石頻率和密度遠超常規年份，有經驗的攀登者會提前觀察落石軌跡、規劃躲避路線，遇到落石預警時能第一時間找到掩體；但經驗不足的攀登者，往往難以快速判斷風險方向，甚至可能因慌亂做出錯誤決策，增加受傷概率。

胡濤說，自己登了那么多年山，反而越來越‘慫’了。“以前無知者無畏，沒登過 8000 米級山峰，什么都不怕；后來慢慢解鎖更多 8000 米山，才發現需要準備的東西太多了：

體能、身體素質、攀巖技術，還有山上的應急措施：比如沒有夏爾巴協作時怎么應對？和夏爾巴走散了怎么辦？能不能獨立下撤？會不會挖雪洞、找庇護所自救？怎么救援？極端情況下怎么和外界聯系？怎么報經緯度？雪洞該朝哪個方向挖、挖多深？繩子怎么打結、怎么解除、怎么建保護站…… 要學的東西太多了。不提高這些能力，萬一在山上遇到極端氣候，根本活不下來。”

麥子表示，很多中國客戶心里都有個想法，“別人能成功，我應該也可以”，覺得危險都是別人的，自己運氣不會那么差。“而且作為登山者，心里該明白，很多人都是抱著僥幸心理來登山的。我覺得現在的攀登精神里，摻雜了太多‘快速得到社會認可’的心理，大部分人都這樣，再加上運氣不好，意外就更容易發生了。”

采訪的最后，麥子提到她某日與圈內資深前輩的對話，他對麥子說：麥子，你回頭看看，中國民間登山最輝煌的十年已經過去了。

是的，如今中國登山的人群基數上來了，表面看著一派繁榮，可細究起來，無論從管理還是文化方面，這份熱鬧里又總透著股空泛。

“現在就是‘為了登山而登山’，只想著達到目的就行，這種心態太危險了。以前的繁榮是從里到外的正向繁榮，現在是外在看著熱鬧，里面早就爛了。”麥子說。

兩位前輩慨嘆的更多是中國登山的風格與精神。

在麥子看來，僅從八千米商業攀登來看，很多歐美攀登者講究節奏和氛圍，而中國登山者并非如此。“除了日本人能讓他們（尼泊爾登山公司與向導）有點敬畏感，像中國人、伊朗人、巴基斯坦人這些亞洲國家的客戶，他們直白地說不喜歡，因為他們覺得中國客戶根本沒有登山者的樣子，不值得尊重，他們心里其實很清楚好壞。”

對比西方客戶，中國客戶的“被動”更為明顯。話梅則提到在去年查亞峰上看到的場景。當時她看到一個沒有向導陪同的澳大利亞女性，在山上跑上去，跑下來，僅僅用了三個多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看著她，再看我們自己這種被向導帶著上去的，我覺得我們攀登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她跟明碼G的交流都是那種平等的口吻，甚至是比明碼G還要高傲，還有資質，那種口吻讓我羨慕的不得了，我就心里在想，我們中國的登山者（此處更具體是指商業攀登）什么時候才能做到這樣。”話梅說。

但換個角度看，我們其實都處在事物自然發展的時間長河里，眼下不過是其中一個尋常節點，不必為此過度焦慮。

中國商業攀登仍處在初級階段，卻也恰逢井噴式發展的時期。這個成長過程急不得，既需要時間慢慢沉淀，也難免要付出相應的代價。登過的山越多，對攀登中的風險才會有更真切的感知；投身行業的人越多，各項規則才會在實踐中慢慢走向規范。

對這場K2山難，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