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權：我所知道的李德與中共高層領導人

來源：選自《曙前之路——紅軍長征在湖南》

原題：《從李德說起》

原載：《星火燎原》1982年第1期

作者：伍修權

01

中央決定讓我給李德當翻譯。他對人態度傲慢，生活待遇很特殊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是一個德國人。他來中國用的是奧地利護照，所以也說他是奧地利人。據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經參加德國軍隊同沙皇俄國作戰，在戰斗中被沙俄軍隊俘虜，流放到西伯利亞。他被俘時是一名軍士，相當于班長副排長的軍職。

在流放期，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由于他當時還年輕，又有作戰經驗，就被留用并參加了蘇聯紅軍。在紅軍中他竟官運亨通，晉升很快，一直升到一個騎兵師的參謀長。

后來，他又進了莫斯科陸軍大學（即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據說他的學習成績比較好，并且能講德、俄、英三國語言，所以畢業后很受重用。被共產國際選派來中國，擔任了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

1932年秋，李德到達上海，當時我黨臨時中央還在上海。他在那里對中國的和根據地的情況作了一些概略了解。經常和他接觸的是博古和張聞天同志。他們都是從蘇聯回來的，可以直接用俄語同李德交談，不用翻譯。

1933年初，臨時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往中央革命根據地，李德也在同年10月被秘密護送到中央根據地的中心——瑞金。

據說他進革命根據地時是作為旅游者先從上海到汕頭，又轉到廣東與福建交界處的白區邊沿地帶，由我黨秘密聯絡點弄了條小船，利用夜晚劃到根據地邊沿，那里的聯絡站準備了一個排的短槍隊和乘馬，費了很大力氣，才把他接進來。

曾經有過一種說法：李德并不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正式顧問，另外還有一名總顧問也在上海，為了安全起見，讓李德先進根據地探路打前站。后來，總顧問調回了莫斯科，臨時中央就讓李德當了軍事顧問。

王稼祥同志也曾回憶說，李德實際上是受當時在共產國際的王明派遣，來掌握我黨軍權的。我當時不知這些情況，一直把李德看作共產國際派來的正式的軍事顧問。

當時，我正在紅軍學校第5期任團政委。李德來到根據地后，中央考慮到我在20年代曾經到蘇聯學習和工作過，對俄語比較熟，決定調我去為他作翻譯。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志通過紅軍學校的領導通知了我，還囑咐這次調動是保密的，去了以后不能與外界接觸。

在這以前，我曾擔任過紅軍師政委和分區司令員。我們那時組織性紀律性很強，只要工作需要，根本不問職務高低，說去就去，組織上讓干什么就干什么。雖然那時干部流動性很大，調動很頻繁，卻幾乎聽不到有講價錢、講條件的事。

我接到調令以后，二話沒說，馬上把背包一打，很快到軍委向劉伯承同志報了到。他對我的工作一一作了交待，還鼓勵我：“完全可以勝任這項工作”。之后，他又和我一起同李德見了面。這時，李德已經換上了我們紅軍的服裝，看上去很嚴肅，態度顯得有些傲慢。

我當時以為他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想必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何況又是來幫助我國革命的，因此最初我對他還是相當尊敬的。

當時的中央領導，對他尤為重視，除了請他參與作戰指揮外，還請他為紅軍干部講軍事課。為此，又增調了曾在蘇聯學習和工作過的王智濤同志，擔任他講課和訓練方面的翻譯，我則專任作戰和政治方面的翻譯，在生活上對李德更是格外照顧。

為了安全和保密，專門挑了一處附近沒有人家的地方，蓋了幾間單門獨戶的房子給他住。因此，“獨立房子”也就成了李德住處的代號。那房子周圍都是水稻田，正屋有三間，中間是堂屋，當會議室用，墻上掛滿了地圖，東首一間是李德的臥室，西首一間是我和王智濤同志的住處。警衛員是黃英夫同志。又單獨為他配備了炊事員、飼養員等服務人員。

這處“獨立房子”位于軍委駐地沙洲壩附近兩華里處，前門對著總政治部的小村子，相隔只有二、三百米，有田間小路可通。“獨立房子”離黨中央、團中央的駐地也不遠。李德愛騎馬，常在晚飯后同警衛員、我和王智濤同志，一起縱馬出游，附近的軍民群眾，經常可以看到他，所以開始的保密要求，也就不怎么嚴格了。有時我們還打打撲克作為娛樂，常參加的除李德、我和王智濤同志外，還有博古，他是“獨立房子”的常客。

當時根據地的經濟不富裕，尤其是黨政機關的生活，比野戰部隊和群眾更艱苦。我們幾個同志按照當時的供給標準，每人每天只有十六兩秤的十小兩糧食，分成兩頓吃，做飯時用小蒲包裝著下鍋，一人一小包，也就合現在三兩多，管你飯量大小，都是這么多，根本吃不飽。吃菜不僅沒有油，常常連鹽都沒有，只能把青菜漬酸了用白水煮了吃。

但是，李德卻受到額外照顧，他的吃穿都比我們好得多，食品相當豐富。可是他還不滿足，除了享受各種規定的特殊優待外，他自己還經常到軍委總參四局（即管理局）找宋裕和局長等要東西。到長征時，組織上還給他一人配了兩匹騾子，一匹給他騎，一匹專門給他馱東西。

02

“太上皇”李德瞎指揮，彭德懷痛斥他“崽賣爺田心不疼！”

李德到達瑞金時，中央根據地的第五次反“圍剿”已經開始。敵人接受了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聘請了以德國納粹陸軍參謀長賽克特為首的英、美、意、法等國軍事教官組成的軍事顧問團，在軍事上采取了堡壘主義的戰略，用“步步為營、處處建碉”的穩扎穩打戰術。部隊每前進一步，馬上筑好堡壘駐守，然后在炮火的掩護下，再向前推進三、五公里，再停下來構筑堡壘。敵人就這樣一步步向我逼近，使根據地一點點縮小。根據地的軍民抗擊這次“圍剿”，日夜進行著緊張的斗爭。

李德一來，就直接插手了反“圍剿”的軍事指揮。我們的工作也隨之緊張起來。那時不論白天黑夜，只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迅速送到“獨立房子”來。首先由我翻譯成俄文，并根據電文對著地圖查證地理方位，繪成簡圖再送給李德。經他批閱提出相應的建議后，再譯成中文送給軍委負責同志，由他們在軍委或政治局會議上對李德的建議進行討論。

由于臨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對于李德的建議，往往是照辦執行的。當時中央和軍委的一些會議，李德都要參加，我就得不分晝夜地陪著他。中央領導同志也常到“獨立房子”來，李德也常步行到沙洲壩等地去參加會議。他也懂英語，周恩來同志可以用英語和他直接交談，博古、張聞天和王稼祥等同志則用俄語同他交談。

這一期間，王明的“左”傾錯誤發展到頂峰，這正好適合李德的口味。那時，李德就是同博古談得來，他們不用翻譯，有說有笑，親熱得很。李德有了作為臨時中央總書記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作軍事顧問，兩人互相依靠，正如中國成語所說的，“相得益彰”。

博古同志當時是總書記，但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在軍事上完全依靠李德，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這個外國人。

李德自恃是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利用中國同志對共產國際的尊重，取消軍委的集體領導，實行個人的專權，專橫跋扈，獨斷獨行。他名義上是軍事顧問，實際上是統帥，是“太上皇”。

李德等人根本不懂得、也不去了解中國的國情和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性，完全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經驗。他們不僅剝奪毛澤東同志對紅軍的領導權，而且把毛澤東同志正確的軍事路線，當作所謂“游擊主義”、“逃跑主義”,拚命反對和攻擊。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李德等人始則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不放棄蘇區一寸土地”；繼則實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把守，“短促突擊”，同敵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又實行真正的逃跑主義。

在此期間，毛澤東同志懷著高度的革命責任心，雖“不在其位”，但仍“謀其政”，曾多次提出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正確意見，但一概被李德等人拒絕了。他們說什么游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山溝里不能出馬列主義等等。

有一次，在李德住處召開的軍委會議上，毛澤東同志詳盡地分析了當時的敵我形勢。他指出，紅軍應該跳出敵人的包圍圈，轉入外線，打到敵人的后方，到蘇、浙、皖、贛四省交界的地區去活動，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不要堡壘對堡壘，只有這樣才能使敵人的堡壘政策歸于失敗。

可是，毛澤東同志的這個粉碎敵人“圍剿”的正確主張，卻遭到李德等人斷然拒絕。他們污蔑這是“放棄根據地”，并繼續堅持其“御敵于國門之外”、“短促突擊”、“與敵人拼消耗”等等消極防御的錯誤方針。

這終于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李德在指揮時，完全不顧戰爭的實際情況，采取了一整套軍事教條主義方法，把蘇聯軍事學院軍事課本上的條條框框照老樣子搬到我國，搬進根據地。

我們常常看到他躲在房子里憑著地圖指揮戰斗。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誤差較大，不夠準確，李德也不問，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的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圖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問是山路還是平路，也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敵情、氣候和自然條件等等困難都不考慮，只憑比例尺量地圖上的距離來推算路程，定下到達時間，又常常不留余地。

他這種瞎指揮，給紅軍指戰員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有些困難是根本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隊不能按時投入戰斗，以致難免吃敗仗。這本來都是李德的主觀主義的瞎指揮造成的，可是他卻動不動就訓斥、處分別人，不斷發脾氣罵人，根本聽不得反對意見。我們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員更是常受他的氣。

李德等人不僅在軍事上瞎指揮，而且根本不懂得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擴大敵人的內部分裂，孤立和打擊主要的敵人，創造對我有利的形勢。

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兩個月后，即1933年11月，發生了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國民黨19路軍將領蔡廷鍇等人，公開與蔣介石分裂，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蔣介石慌忙抽調出“圍剿”根據地的軍隊，進攻蔡廷鍇的部隊。

這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打敗敵人“圍剿”的極好機會，毛澤東和彭德懷等同志都曾提出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的正確建議。但是，李德等人卻愚蠢地拒絕了，反而采取了一系列極其錯誤的對策。

有一回，我聽李德對博古說，蔡廷鍇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蔣介石還危險，對群眾有更大的欺騙性，紅軍決不能支援蔡廷鍇。那時，我們本來應該將部隊向閩北開動，威脅蔣介石的側后，支援和挽救受到蔣介石圍攻的福建人民政府。但是，李德卻反而指揮紅軍向西去，不打蔣介石的側后，不支援蔡廷鍇，結果福建人民政府垮臺了。

蔣介石打敗了蔡廷鍇的部隊，反轉過來集中了全部力量向中央根據地進攻，使紅軍喪失了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時機。

由于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一時占了統治地位，再加上李德等人的第五次反“圍剿”的錯誤指揮，導致了全局失利。但是，紅軍指戰員仍然在可能的條件下，通過自己的頑強戰斗，努力奪取局部的勝利。

最突出的例子是1934年8月，三軍團進行的高虎增戰斗。這次戰斗是以善打防御戰著稱的彭德懷同志指揮的。戰斗中的我軍指戰員，利用有利地形，用近距離白刃戰，擊退了敵人多次沖擊，在我軍陣地前，堆滿了敵人的尸體。文藝工作者曾編了支歌子唱著“高虎瑙戰斗，我們勝利了”，宣揚這次勝利。但是，局部的勝利改變不了整個形勢。

這一期間，我們進行的廣昌戰斗，卻沒有成功。戰斗中李德和博古曾經到前線視察。強迫部隊打陣地戰，繼續同敵人拚消耗，結果戰斗失利。彭德懷同志見到李德，對他的瞎指揮很不滿，曾當面痛斥李德，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就沒有打過一次好仗，主要是李德指揮上的錯誤，并舉戰例說紅軍應該集中主力，不能同敵人拚消耗。而李德完全不懂這個道理。

彭德懷同志指責李德完全是“主觀主義和圖上作業的戰術家”，又說：“如果不是紅軍高度自覺，一、三軍團早就被你送掉了！”斥責李德這種做法，完全是“崽賣爺田心不疼！”我開始沒聽清，楊尚昆同志給解釋了一下，我才弄明白這是一句湖南俗話，批評李德造成了紅軍不應有的損失，而又毫不痛惜。我把這句話翻譯給李德聽了，他十分惱火。

李德知道彭老總不好惹，當時只得聽著，也沒有什么別的話好說。

03

李德命令警衛班綁周子昆，公審肖勁光判了五年徒刑，訓斥劉伯承不如一個普通參謀

由于臨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和李德的錯誤指揮，眼看根據地一天天地縮小，敵人一步一步地逼近，形勢越來越壞。

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談話說，要準備作一次戰略大轉移。不過，那時根本沒有打算走那么遠，也沒有說是什么長征，只準備到湘鄂西去，同二、六軍團會合，在那里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大約在長征開始的半年前，就進行了各項準備工作。

第一是在根據地擴大紅軍，建立新的兵團，新成立了好幾個師的部隊。有以周昆為軍團長的八軍團，以周子昆為師長的34師，還有少共國際師等部隊。為了擴大紅軍，除了把地方游擊隊整連整營地整編擴充到主力紅軍外，還把根據地的青壯年幾乎都動員參了軍，有的農村里只剩下婦孺老弱。根據地的人民對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

第二是進行武器彈藥等物資準備。當時根據地有個小兵工廠，能自己制造子彈和手榴彈。后來轉移時，這些兵工廠的機器，還有印刷廠、印鈔票的機器都準備帶走，只有軍糧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為了拆搬這些東西，實際上作了近半年的準備。

軍事部署上也作了準備。當年六、七月間，就派出紅七軍團北上到達贛東北根據地，同方志敏等同志領導的紅十軍會合，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八月，又命令湘贛根據地的紅六軍團轉移到湘鄂西，與賀龍等同志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師，開創新的根據地。這兩處紅軍的行動，都是為了配合紅一方面軍主力的大轉移。

長征開始時，主力紅軍有一、三、五、八、九共五個軍團，還有34師等部隊。為了轉移，又成立了一個中央機關縱隊，代號為“紅星”縱隊，由鄧發同志任司令員。董老、徐老等老同志都編入了中央縱隊行動。整個部隊共約八萬多人，號稱十萬大軍。

這次戰略大轉移，只是中央領導核心的少數幾個人知道，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不能完全說成是倉促行事。但是，對于各級干部，包括高級干部和廣大部隊指戰員來說，確實是沒有準備的。在進行這樣大的轉移之前，不僅沒有作群眾性的思想動員，連政治局都沒有討論過，相反作了嚴格保密。項英、陳毅等同志，當時就不知道這一重大戰略意圖。

有些“左”傾領導者不喜歡的干部，則被他們乘機甩掉，留在根據地打游擊，如瞿秋白同志，他的身體根本不適應游擊環境，結果不幸被俘犧牲；何叔衡、賀昌、劉伯堅等同志也是這時犧牲的。像董老、徐老等年高體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紅軍行動，安全到達了陜北，都被保存了下來。

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弄到雩都去搞調查研究。后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毛澤東同志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我們黨的歷史也可能成為另一個樣子。

1934年10月中旬，長征開始了。軍委總部從瑞金出發的日期，我的印象是10月10日。那時，我們和警衛員等養了幾只小鴨子，它們天天鉆在“獨立房子”周圍的水稻田里，吃的是青蛙，長得特別快。出發的前幾天，我們就趕緊吃鴨子，總部出動的那一天吃了最后一只。在此同時，駐扎在江西等都和福建長汀、寧化等地的紅軍，也先后分別出動。所以，這些地方和瑞金一樣，都是紅軍長征的出發地。長征開始的時間，則從軍委總部出發的日子算起。

部隊出發以后，在李德等人的瞎指揮下，采取“甬道式”的搬家方式。第一、第三兩個軍團為左右前鋒；第八、第九兩個軍團兩翼掩護；第五軍團斷后壓陣，中間是軍委總部、中央縱隊和從根據地帶出來的各種“壇壇罐罐”。這樣前呼后擁的大隊人馬，負擔笨重，行動遲緩，沿途只能消極避戰。由于敵人對我實行多方圍追堵擊，紅軍部隊只好像“叫化子打狗，邊打邊走”似的不斷戰斗，結果是處處挨打，傷亡慘重。

為了行軍和作戰便利，笨重的東西都沒有辦法帶了，只得把千辛萬苦從根據地搬來的機器等笨重東西往山溝里扔。渡湘江時，連電臺的發電機、蓄電池和X光機、印刷機以及幾門小山炮，都忍痛埋掉了。有的運輸員從江西出發時思想上就不大通，這時，把東西一扔，就自動跑回家去了。加上戰斗減員，部隊很快就損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力。過湘江后，只剩了三萬多人。

當時，李德已經無法全面指揮，只能根據各部隊來的電報提些意見，真正在部署作戰行動的是周恩來同志。

那段時期，只聽到從各個縱隊來的報告，說部隊不斷減員，特別是中央縱隊不斷來報告說，人都散了，機器都丟了。面對這些情況，李德一籌莫展，整天愁眉苦臉，唉聲嘆氣。他那副驚慌失措的狼狽相，我至今還歷歷在目。可是，此人毫無自知之明，自己不負其責，反而遷怒于人。

當時，周昆的八軍團和周子昆的34師，由于部隊大多是新編入紅軍的地方赤衛隊和農民，未經過訓練和實戰鍛煉，在連續的苦戰中，整個部隊幾乎全被打散、拖垮了。到遵義以前，部隊在一個地方停留時，李德還掌著權，他把周子昆痛罵了一頓，還命令警衛班馬上把他綁起來，要把他送軍事法庭審判。可是，警衛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動手，李德大為惱火。當時博古和毛澤東同志正好在場，還是毛澤東同志出來解了圍，說把周子昆交給他去處理，這才使李德下了臺階。

李德的這種蠻橫粗暴的作風，早在他剛到根據地時就表現出來了。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肖勁光同志正在閩贛軍區任司令員，由于敵人來勢較猛，他手上只有一個七十來人的警衛連，駐防在黎川。敵人用了三、四個師的兵力圍攻他們，我軍主力又來不及趕去，肖勁光同志面臨被敵人全殲的危險，只得將自己的少量部隊撤出黎川，避開了敵人的攻勢。李德知道了此事，不問情由，就說這是退卻逃跑，搞了一個軍事法庭，對肖勁光同志進行公審，并判了他五年徒刑。

毛澤東同志知道后，認為肖勁光同志早年革命，立有戰功，這樣對他判處是不公正的，表示堅決反對。他當時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響，將肖勁光同志調到紅軍學校干部隊作軍事教員，沒有執行李德的決定，保護了肖勁光同志。直到遵義會議以后，才給肖勁光同志正式分配了工作，算是為他“平反”了。

從李德來到根據地，我們就不斷領教他這種專橫粗暴的作風。他處處以“太上皇”自居，凌駕于我黨中央之上，對同志沒有一點革命感情，毫不尊重別人，尤其使人反感的是，他經常訓斥甚至辱罵干部，很不講理。上自我們的總司令朱德同志，下到我們一般工作人員和服務人員，幾乎沒有一個他瞧得起的。

有一回，他竟無理訓斥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志，說他還不如一個普通的參謀，白在蘇聯軍事學院學習了幾年，話很難聽。我聽了很反感，故意不給他照原話翻譯，只說參謀工作做得不周到。可是，劉伯承同志自己懂俄語，事后他對我說：“你真是個老好人啊，他罵我的話都沒有翻譯。”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

李德的這種作風，正如后來的遵義會議決議中指出的：“華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一個人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包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辦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煞了。”這里的華夫就是李德， 所以沒有直接點他的名，是對他留了點余地。

我們早就領教了他的上述作風，所以在他那兒工作的幾個同志，常常鬧思想情緒，多次要求調動工作，實在不愿與李德共事。我自己也曾對中央組織部長羅邁（李維漢）同志說：“李德簡直是個帝國主義分子，我完全是憑著黨性，才來給他作翻譯工作的”。但是，組織上總是做我們的思想工作，一再要求我們顧全大局，繼續安心工作。

04

張聞天與博古鬧翻，不理會李德的“勸告”；王稼祥等同志商議撤換博古和李德

李德等人的所作所為，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后果，迫使人們苦苦思索面臨的問題：為什么在臨時中央和李德來到根據地以前，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同志指揮下，能夠以三、四萬人的兵力，粉碎了敵人一、二、三次“圍剿”， 還擴大了根據地，發展了紅軍。周恩來等同志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繼續按照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作戰，也取得了勝利。

到第五次反“圍剿”時，中央紅軍已發展到十萬人以上，中央根據地更加擴大和鞏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揮下，紅軍苦戰一年，結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后來了個大搬家，喪失了整個中央根據地不算，八、九萬大軍只打剩了三萬來人，使黨和紅軍面臨絕境。

慘重的失敗，險惡的環境，使人們對李德那一套由懷疑到憤怒，許多指戰員忿忿地說，過去幾次反“圍剿”，打了許多惡仗，不但沒有這么大的消耗，還壯大了許多倍，現在光挨打，真氣人！他們痛心地問：這樣打下去，結果會怎么樣呢？

長征開始后，彭德懷曾經氣憤地說：“這樣拾著棺材走路，哪像個打仗的樣子？”他批評李德等人“把革命當兒戲，真是胡鬧！”

事實教育了人們，王明等人自稱“百分之百”的正確，卻打了敗仗，被他們批判排斥了的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卻越來越被事實證明是正確的。人們在勝利時認識了毛澤東同志，在失敗中又進一步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

中央的領導同志，包括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也陸續有了覺悟。

早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不久，在一次軍委會議休息時，當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蘇維埃人民委員主席的張聞天同志跟我說：“這樣打下去，我們能有勝利的前途嗎？”這表明，他當時已經對李德的軍事路線產生了懷疑。到廣昌戰役后的一次討論會上，他就提出“不該同敵人死拼”，結果同博古同志鬧翻了。

李德對這件事表現很“關切”。他要博古向張聞天同志轉達他的意見：“這里的事情還是依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就是說，博古和張聞天這些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內部不應該鬧摩擦。張聞天同志根本沒有理會李德這個“勸告”，也不怕他們排斥打擊，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次大搬家后，他對李德等人的錯誤，看得更清楚了。

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覺察到李德等人的軍事錯誤。他那時是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在第四次反“圍剿”時，他負了重傷，長征開始后就坐擔架隨隊行動。當時毛澤東同志也因病坐擔架，經常同王稼祥同志同行。他們就天天一邊行軍一邊交談，商談了許多有關黨和軍隊前途的問題。

王稼祥同志向毛澤東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對當前形勢的憂慮，認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臺。毛澤東同志很贊賞他的想法，并針對現實情況，談了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這給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啟示，也更加堅定了他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決心。這時，他們就商談了準備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解決面臨的嚴重問題。

周恩來同志當時也是軍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同李德接觸較多，曾經與李德進行過多次爭論，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軍事主張和作戰方案。特別在如何使用兵力的問題上，李德強調所謂“正規軍”打“陣地戰”，用紅軍的“多路分兵”對付敵人的“多路進擊”。周恩來同志主張集中兵力于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則部署牽制力量，使紅軍保持相對的優勢和機動兵力，以粉碎敵人的進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來同志的正確建議，使分兵把口的紅軍被敵人的強大兵力各個擊破。

進行這些爭論時，我經常在場，有時由我從中翻譯，有時周恩來同志直接用英語對李德講。他對李德的錯誤最了解，只是由于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堅持“左”傾錯誤，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獨斷專行，周恩來同志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圍內，采取某些具體措施，進行適當的補救，盡量減少紅軍的損失。周恩來對毛澤東同志的主張，本來就是了解和贊佩的，所以他當然是支持毛澤東同志的。

毛澤東同志在長征途中，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向有關干部和紅軍指戰員進行說服教育工作，用事實啟發同志們的覺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錯誤的。這一切都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打下了思想基礎。此外客觀形勢也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

部隊前進到湘西通道地區時，得到情報說，蔣介石已知道我們的意圖是與二、六軍團會合，正在我們前進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強大兵力，形成了一個大口袋等我們去鉆。面對這一嚴重情況，李德竟然堅持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把已經遭到慘重傷亡的三萬紅軍，朝十幾萬強敵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這個意見辦，中央紅軍可能會全軍覆沒。

在這危急關頭，毛澤東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隊應該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立即轉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毛澤東同志的這一主張，很快得到多數同志的贊同，中央迫于形勢，只得接受了這一正確建議。

12月18日，在貴州黎平，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被通過了。于是，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指導和周恩來同志的具體指揮下，紅軍揮戈西指，改向貴州進軍，這就一下打亂了敵人的原來部署。從這時開始，紅軍突破烏江，攻下遵義，戰局出現了轉機，紅軍恢復了活力。

在進遵義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的倡議。他首先找張聞天同志，談了毛澤東同志的主張和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應該撤換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澤東同志來領導。張聞天同志也在考慮這些問題，當即支持了他的意見。

接著，王稼祥同志又利用各種機會，找了其他一些負責同志一一交換了意見，并取得了這些同志的支持。聶榮臻同志因腳傷坐擔架，在行軍途中聽取并贊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見。

周恩來和朱德等同志，歷來就尊重毛澤東同志，在臨時中央打擊排斥毛澤東同志時，他們也未改變對他的態度，這次也毫不猶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見。

正是在此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形勢下，再加上毛澤東、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召開遵義會議的條件已經成熟。這時王稼祥、張聞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準備在會議上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通知周恩來同志準備一個關于軍事問題的副報告。至此，遵義會議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作者簡介

伍修權（1908.3.6—1997.11.9），出生于湖北武昌，祖籍湖北大冶，中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是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八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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