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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萬物》火爆收官,但它引起的、有關地主與窮人的討論卻沒有結束。
在這部劇中,天牛廟村出場了三個地主,為人都還行,至少都沒有那么壞,而地主的兒女們更是一個比一個更偉光正。
首先寧老財,他是自私吝嗇,但他對自己也吝嗇,不僅生活簡樸,還時常親自去拾糞。
他對兒女也挺好,始終對繡繡心懷愧疚,后來父女和解。
他霸占了年輕的銀子,但后來,他對銀子也挺好,任她拿捏,讓懶惰的銀子家都有余糧了......
他在土匪圍村時,主動出錢出糧;面對日本人的威逼,他為救全村人獻出了他視為生命的糧食;后來更是順應歷史潮流,將家里大部分的地全部捐出;
一路看下來,似乎,他唯一的劣跡就是哄騙走了封四的幾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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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費左氏,她更善良厚道,對自家佃戶十分體恤,過年送禮開春給種子,唯一的她抽走鐵頭家的地,好幾年交不上租子,人家沒有逼債,憑啥還租給你地啊?
還有一個出場不多的地主李俊義,在土匪圍村時,主動敞開自家的大地瓜窖,不僅讓村中所有老幼前來避難,還主動提供吃喝;
只有一個沒有出場的外村地主“潘小鬼”,據說是個惡霸——但這只是口頭說的,他的壞完全沒有表現。
而地主家的兒女們,費文典早早就投身革命,并毫不猶豫從自家開刀;寧可金帶領村民保家抗匪、慷慨豪邁,后來又參加八路軍抗日,在危急時刻救下全村;寧繡繡更是人美心善,是天牛廟村的活雷鋒。
相比之下,天牛廟村的農民,那些“掘地戶”們,除了封四一家是勤勤懇懇種地、誠實善良做人之外,幾乎各有各的可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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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頭娘倆自私偏狹,翻臉無情;
銀子一家,除了銀子和生病的母親之外,全都好吃懶做,游手好閑——銀子的幾個能挖野菜的弟妹全都呆在家里,等著姐姐挖野菜回來搶著;
封四一家更不用說了,除了后來被封家教育好的小兒子沒味之外,封四父子不僅懶,還特別壞,一個勾引土匪屠村,另一個投靠日本人屠村......
這樣的窮人,又懶又壞,他們不窮誰窮?
這樣的人設,這樣的劇情,讓觀眾情不自禁就共情地主,是的,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可如此,實在有點顛覆我們曾經讀過、看過、學過的影視作品,在那里面,舊社會的地主和窮人,不是這樣子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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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個時代作家周立波和丁玲寫的《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就是描寫東北、華北地區土改的故事,地主富農幾乎全都是惡霸壞人,便是有個“杜善人”的地主,也是虛偽狡猾的偽善......
周立波和丁玲是時代的親歷者,但他們的作品有著鮮明的時代烙印,所以當然有局限性。
后來幾十年,在表現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有了更加寬松的環境,對地主和農民的塑造,漸漸有了不同。
幾年前我讀過一位湖北著名作家的作品,那里面的地主差不多都開明,但都遭到殘酷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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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萬物》亦有小說原著,是山東作家發表于1996年的《繾綣與決絕》。
以上這些文藝作品,包括《生萬物》的編劇,除了周立波和丁玲之外,他們都是解放后出生的,都沒有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他們對那個時代生活故事的描述,只能自各種文獻和以及親歷者或及其子孫的講述。
周立波和丁玲這些親歷者寫下的文學作品,都不一定客觀真實,而那些在二手三手四手材料中寫出的作品,又豈能真正客觀?
因為,每個講述者(無論文獻作者還是口述者),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帶有主觀感受,他們看到聽到的當然是真實的,但也只是自己的那部分,未必能窺得全貌。
比如我自己家的故事,我都不敢確信。
我父親生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親身經歷了日據東北、東北光復、國共爭奪東北,他2003年去世,留下一部手寫的家族和他青少年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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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父親的講述中,我爺爺隨著太爺爺到延邊開荒,辛苦多年成為當地屈指可數的大地主。
他說,他們善良厚道、樂于助人——而我父親并見過我爺爺家大地主的時代,他出生不久家境就衰落了,所以,他的記錄肯定來自我爺爺的講述。
但,你聽誰說過,我這人很壞,我們家都是自私自利?
誰都說自己好,便是欠錢不還,便是霸凌同學,那也因為別人如何如何,我們是有苦衷的......
是的,我也不敢說,我父親講述的家族故事就真實客觀,我只能半信半疑。
至于《生萬物》,是否美化地主,丑化窮人?好像還真有一點。
這部劇中地主幾乎全好,窮人中除了娶了地主女兒的封大腳一家,全都不咋地......
偏向有點太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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