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法律一旦嚴格執行就會引起大片社會反彈：我們的有些法律是不是太超前了？

最近一段時間，無論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亦或是街頭巷尾的人際交流，都會深切體會到社會越來越卷，就業越來越難，收入越來越少，生意越來越難做。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也經常有人怪罪到西方故意整我們，這里暫且不去討論為什么會這樣子，只想從一個很少有人提及的角度，看看是不是也與我們的一些法律過于超前有關？

在中國，許多法律看似條文完備、標準高遠，但一旦“嚴格執行”，社會各界往往會出現強烈反應，甚至引發“民不聊生、企不聊生、官不聊生”的困境。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是不是我們的法律在制定時就過于超前了？

一、嚴格實施的現實困境

先來看一些直觀的真實案例：

● 社保法與五險一金

在某些地區，中小企業面臨高額的社保繳納壓力。嚴格執行五險一金的規定，企業負擔過重，不得不裁員，甚至部分小企業直接倒閉。雖然法律本意是保障勞動者權益，但對企業和就業壓力巨大，造成社會震蕩。

● 自然保護區條例

在一些核心生態保護區，當地農牧民的傳統生計受到嚴格限制，部分地區居民不得不背井離鄉。同時，嚴格限制游客進入，也讓原本依賴旅游的服務業萎縮，導致地方經濟承壓。

● 勞動法與最低工資、加班規定

某些地區在嚴格執行勞動法時，低技能勞動者被企業裁掉以降低成本，而勞動監察機構的工作量激增，監管壓力也隨之加大。

● 環保法與大氣污染標準

在執行嚴格排放標準的地區，部分企業因達不到要求而停產或轉產，導致地方財政收入下降，失業增加，不允許農民焚燒秸稈，同時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監管和補償壓力。

這些例子說明，法律本身可能沒有問題，但當社會承受能力有限時，嚴格落地就會產生巨大的社會壓力。

二、法律制定為什么會脫離現實？

為什么會出現“法律理想化、落地困難”的局面？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 部門利益主導

許多法律由相關職能部門主導制定，條文更偏向部門目標和職能范圍，而不一定充分衡量企業、民眾和地方政府的實際承受力。

● 人大代表約束有限

中國人大代表大多不是通過全民直接選舉產生，更傾向于聽取系統或部門意見，而非直接對選民負責。這使得法律審議過程中，對民生短期影響的考慮可能不足。

● 立法時期的樂觀假設

許多法律是在高速城市化、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制定的。當時，政府、企業和公眾對承載力都持樂觀態度，預期企業能承擔更高成本、地方財政能支撐生態補償、公眾容忍規范化管理。然而現實是，法律實施時，立法時的基本條件幾乎完全不存在。

● 法律本身超前、不現實

許多法律的目標非常高遠，例如要求零污染、嚴格生態保護、全面覆蓋社保繳納等。這些都是長遠理想，但與現實社會承受力有天然張力。

三、法律嚴格執行引發的社會三重壓力

當法律嚴格落地時，往往會形成三方壓力：

● 企業壓力：成本上升、經營困難甚至倒閉 → “企不聊生”。

案例：中小企業社保繳納壓力導致裁員、倒閉。

● 民眾壓力：生計受影響、生活成本上升 → “民不聊生”。

案例：保護區嚴格管理使農牧民失去生計來源，依賴旅游的服務業萎縮。

● 政府壓力：監管、補償、執法成本激增 → “官不聊生”。

案例：環保排放標準嚴格執行導致地方財政壓力增加，監管機構工作量劇增。

這種壓力不僅讓法律難以實現初衷，也可能激發社會抵制和群體性矛盾。

四、法律條款需要

“軟一點、低一點、慢一點”

面對這種現實，迫切需要對法律條款做出調整：

● 軟一點

給予執行彈性和過渡期，而不是“一刀切”。

例：社保繳納可分階段實施，自然保護區可設緩沖區。

● 低一點

將標準設定在社會和經濟可承受范圍內，而非理想化頂標。

例：排污標準逐步提升，而不是立即達到最嚴格水平。

● 慢一點

分階段、分地區推進，先試點再推廣，讓企業、政府和公眾有適應時間。

例：生態保護區先從核心區外圍緩沖區試點，逐步收緊管理。

五、結語

法律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但它必須與現實條件匹配。過于理想化、過于嚴格、過于超前的法律，在社會承受力不足時，不僅難以落地，還可能引發民企官三方壓力和社會抵制。

在當下，社會迫切需要的不是更嚴苛的條文，而是“軟一點、低一點、慢一點”的智慧立法與執行，讓法律既有長遠價值，又能現實可行、平穩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