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潤之江 “浙”里考古——文化建設“八項工程”20年的考古答卷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命脈，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體現，更是全球化浪潮激蕩中的新高地。2005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召開十一屆八次全體會議，審議并通過《中共浙江省委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部署實施文化大省建設“八項工程”。

2025年，是浙江文化建設“八項工程”實施第20年。如今，站在20年的節(jié)點上回望浙江考古，從萬年問“稻”到五千多年文明曙光，從邂逅越國傳奇到遙望古港繁華……

“浙”里考古 碩果累累

萬年稻作之源問上山——

2006年，學界將以浦江上山遺址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正式命名為“上山文化”。至今，在浙江省內又相繼發(fā)現了廟山、湖西、山下周、青陽山、荷花山、橋頭、下湯等24處上山文化遺址，它們共同組成了以金衢盆地為分布中心的上山文化遺址群。

深耕二十載，從一處小遺址著手，浙江考古人逐漸勾勒出了整個上山文化遺址群的“全家福”。

稻作農業(yè)與旱作農業(yè)是“何以中國”的基礎。從遺址中出土萬年前的“一粒米”并證明上山先民馴化水稻、從定居村落到大量彩陶……論“稻”上山之聲此起彼伏。農業(yè)起源，作為目前考古學研究世界范圍內的三大課題之一，使得上山文化也備受國內外學者高度關注。一系列考古發(fā)現充分證明這里就是世界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為基礎的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重要起點。

談及上山文化對世界考古的重要性，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考古學教授傅稻鐮認為：“戈登·柴爾德‘新石器時代的革命’中所提及的定義及變化都可以在上山文化的考古發(fā)現中找到，可以說，上山文化是從舊石器時代向農業(yè)時代轉型的開端，上山是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文化轉型和人類生態(tài)轉變的關鍵轉折點之一。”

長期以來，浙江扎實推進上山文化遺址群研究、保護、宣傳和申遺工作。2024年12月，國家文物局批復新版《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上山文化遺址群位列其中，拿到這張“入場券”，宣告其申遺又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

五千多年文明圣地看良渚——

良渚，是浙江考古的圣地，也是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圣地。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代表了中國五千多年前偉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對良渚給出了高度評價。

邊發(fā)掘，邊思考。良渚的考古發(fā)掘和研究工作從未停歇。2007年，總面積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現世，從宮城到王城再到外郭城的完整結構逐漸清晰；2015年，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被發(fā)現，有學者認為：“水利工程是文明的重要標志，歷史價值、科技價值兼具，體現了先民高度的規(guī)劃、組織和管理能力。”

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tǒng)

良渚考古一次次刷新了學術界對良渚文化的固有認知，中華文明五千多年悠久歷史的觀點不斷得到佐證。

良渚并非一天建成的，良渚考古也絕非一朝一夕。“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古城遺址”“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外圍大型水利工程調查與發(fā)掘”分別入選2007年度、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如今，良渚考古的故事還在繼續(xù)……

2024年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舉辦了“考古中國”長江下游區(qū)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項目進展工作會。據相關負責人介紹：“通過詳細勘探與專項調查，良渚遺址群內目前確認的遺址數量已達350處，其中不同階段的遺址有不同分布規(guī)律。良渚遺址聚落結構在良渚早中期之間發(fā)生過巨大的變化。早期利用山前地貌改造，形成多中心散點式的聚落。良渚中期時，在遺址群平原中心統(tǒng)一規(guī)劃營建莫角山、反山等儀式中心。此時男性王權形成，完整神徽出現。為防洪、調水以及運輸，同步建造大型水利系統(tǒng)。在原11條水壩外，新發(fā)現水壩20多處及多條南北長壟，揭示了水利系統(tǒng)完整結構。此外，遙感顯示莫角山及西側土壟上有多處類似院落的結構，在南北向長壟上呈串珠狀分布。此種院落單元的發(fā)現，對良渚古城貴族人群的組織結構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到了良渚晚期，營建內城和外郭，形成完備的都邑體系。晚期內城城墻的出現，標志著地緣關系的進一步強化，城市形態(tài)完備。而外郭的出現，標志著城市對外部聚落吸附能力的加強，由此形成一個超級都市。”

邂逅越國傳奇——

作為越國故地，勾勒越文化歷史脈絡是浙江夏商周考古的重要任務。浙江的越文化考古曾有紹興印山越國王陵、安吉越國高等級墓葬等墓葬類重要發(fā)現。近些年，一批越國相關遺址的發(fā)現與揭露，標志著越文化考古進入聚落考古的新階段，為下一步開展越國都城考古提供了重要依據。

2024年7月，國家文物局召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要進展工作會，會上發(fā)布了浙江紹興稽中遺址的重要考古發(fā)現。這是首次在紹興古城內確認存在戰(zhàn)國時期越國的大型建筑基址，印證了文獻記載的越王勾踐建都歷史，解決了古城內無越國時期遺存的一大遺憾，為探尋越國都城格局提供了重要線索。結合墨書木刺、刻劃文字瓦片，推斷該遺址與漢代六朝時期會稽郡山陰縣治官署密切相關。

入選2022年度浙江考古重要發(fā)現的紹興大湖頭遺址，坐落于富中大塘、若耶溪與富盛溪的環(huán)繞之中。大湖頭遺址展現了越國水利工程與干欄式建筑特色，經過考古發(fā)掘，確認該遺址的主體文化層為東周時期，該遺址也是浙江第一次大面積發(fā)掘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越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與生產生活相關的各種遺物，包括數百件青銅工具與兵器，稻米與眾多植物遺存，實證當時越國生業(yè)經濟發(fā)達、社會物質富裕，為研究這一地區(qū)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生業(yè)經濟、聚落形態(tài)和城市布局提供了豐富的新資料。

遙望古港繁華——

浙江溫州朔門古港遺址，是迄今國內發(fā)現的序列最清晰、內涵最豐富的古代港城遺址，重現了宋元溫州港水陸相連、江海一體的繁華盛景。

值得一提的是，該遺址是在“溫州望江東路下穿隧道工程”的基建考古工作中被發(fā)現的。城市發(fā)展進程中，基建項目不斷描繪著美好藍圖。然而，當基建項目遇見歷史文化遺存，如何破除文物保護與開發(fā)建設之間的矛盾從而實現雙贏？古港遺址給出了一份“溫州答案”。堅定不移地選擇保護遺址，讓原定的道路工程為文物讓路，將道路北移至甌江防洪堤下方。相關部門和地方領導表示：“古港遺址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完整保護好這個無價之寶完全是應該的，是值得的，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

讓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之間的矛盾得到有效化解，讓“先考古、后出讓”深入人心，實現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工作相得益彰。夏鼐先生故居距離朔門古港遺址發(fā)掘位置僅千余米，跨越時空、漫步其間，是否，前輩學者也曾遠眺甌江奔流入海，想象著千帆往來的繁盛貿易景象。

人才培養(yǎng) 蒸蒸日上

千秋基業(yè)，人才為本。要保持考古事業(yè)持續(xù)高質量發(fā)展，浙江考古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迫切需要大量人才。作為“文物大省”的浙江深知，考古人才的培養(yǎng)直接關系到文化根脈的存續(xù)與創(chuàng)新。

2021年8月，浙大城市學院考古學系掛牌成立，次年首屆招生。在此基礎上成立的考古學專業(yè)也是浙江首個考古學本科專業(yè)。時隔兩年，浙江大學也迎來了自己的考古學專業(yè)，并舉行第二屆全國高校新時代考古學人才培養(yǎng)高端論壇，共擔“讓考古事業(yè)后繼有人、人才輩出”的學科使命，共話新時代下高校考古學人才的培養(yǎng)與發(fā)展。新時代的浙江考古人才在這片沃土成長、成才，成為文化人才工程的實踐范例。

自2018年以來，浙江省持續(xù)實施“新鼎計劃”文博人才培養(yǎng)項目，以期引領全省文博青年人才積極努力提升業(yè)務水平、服務意識和科研創(chuàng)新能力。今年，浙江省文物局印發(fā)的《浙江考古“啟明星”計劃實施方案（2025-2030年）》強調實施新時代考古浙軍培育工程，支持推動高校在強化文物科技創(chuàng)新和文物人才培養(yǎng)方面進一步發(fā)揮作用。

據統(tǒng)計，目前浙江省共有包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內的6家單位獲得考古發(fā)掘資質。

創(chuàng)新講述 惠及公眾

在浙江，依托創(chuàng)新講述，浙江考古故事講得越發(fā)出色。2023年，首部全面闡釋中華文明發(fā)展與浙江文化歷史貢獻的考古研究成果——“浙江考古與中華文明”叢書第一輯正式面世。叢書系統(tǒng)梳理了80多年來浙江考古成果，深入發(fā)掘浙江文化根脈和傳承體系，力圖為中華文明探源貢獻浙江材料支撐，進而長時段、多角度呈現浙江文化在中華文明發(fā)展中的卓越貢獻。“這是國內考古界研究成果轉化的一件大事，非常好地展示了浙江的古代文化在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的作用。無論是考古文化遺產保護，還是成果轉化傳播，浙江均走在了前列，不愧為各省級考古機構的標桿和典范。”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巍這樣評價道。

“第一次來良渚古城遺址公園，讓我對良渚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還可以租帳篷，看民謠樂隊表演，豐富的活動顛覆了我對考古遺址公園的認知。”趁著假期來到浙江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參觀的王女士發(fā)出這樣的感嘆。的確，公園內良渚古城數智體驗館、鹿苑、實驗考古區(qū)、良渚古城研學營、集市等活動讓人應接不暇，獲益良多。

截至今年7月，國家文物局已公布五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浙江省內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總數達5個，分別是上山、良渚、大窯龍泉窯、上林湖越窯、安吉古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這些考古遺址公園不僅以更生動的方式講述了考古故事，更是探索出了一條文化遺產保護惠及于民的新路子，讓文化遺產保護成果惠及于民的思想得到了實踐。

除了這些“國字號”，浙江省還命名了26個省級考古遺址公園和一批市縣級考古遺址公園，建立國家、省、市縣三級考古遺址公園體系，并在考古遺址運營方面在全國首創(chuàng)省、地、社會資本共建考古遺址公園的新模式和“政府主導+社會投資+專家坐堂”模式。

為培育浙江考古事業(yè)核心競爭力，夯實浙江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fā)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浙江還推動建設國家重點地區(qū)考古標本庫房（浙江），同時也是浙江省考古與文物保護基地，努力打造成為中國南方物質文化基因庫和展示文化浙江、反映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

“文化是人的靈性的集中體現，是推動歷史發(fā)展的強大底力。”所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化正是默默流淌在歷史之河、隱蔽在蕓蕓眾生中的“大音與大象”。它能真正地觸碰靈魂、改變命運、支配萬物的，但從不喧嘩與顯形。

近20年，浙江省共有9個考古項目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浙江考古為闡釋在中國文明起源發(fā)展歷程中的角色地位、詮釋中國早期文明內涵提供了重要資料。揭示本源、探索未知，重要考古發(fā)現層出不窮，不但建立起浙江歷史的時空框架，更豐富了浙江歷史的脈絡與枝葉，在探尋中華文明起源和發(fā)展脈絡中意義重大。

（圖文來源于“國家文物局”，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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