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建設

柴靜（1976年1月1日—），記者及主持人。曾供職于中國中央電視臺，現為獨立媒體人。

本文來自柴靜為張宏杰《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2018，岳麓書社）所作的序。

一

我認識宏杰，是他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寫朱元璋，將中國封建專制根源寫得剝皮見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來他說要寫曾國藩，我曾經問他：“為什么要寫這人？有多少人多少書都寫過了呀。”

宏杰說：“我沒想這么多，我只是對他感興趣，想通過寫來了解他。”

當時我正寫顧準，對他這話覺得相當親切。

兩個人互相往來稿子，才發現彼此動筆的出發點很有相近處。顧與曾這兩個人都是體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盡困厄，回到平實，都經歷了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痛苦轉變。

老曾說，“其茍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而顧準說，“我信任人類的不斷進步，我注目現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國，對于未來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沒有未來會出現的東西，而現在沒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經驗的歸納，不信從經驗方面無根據地對未來的預言”。

經驗主義的特點就是虛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斷專制的道路，像顧準所說“專制就是堅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想法”。

曾國藩一生思想軌跡多變而復雜，有人譏笑他無一專長，但他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所以，他不講過高之理，只以“實事求是”為宗旨。這其實是一個解縛的過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權主義，兼容并包，這樣的思維方式，用老曾的話說是“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用顧準的話說：“能夠繼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東西，能夠雄辯地批判一切不正確的東西。”

他倆思想的橫剖面都通過日記與文章記錄下來，可以看到這樣的心靈里，沒有飛躍，沒有靈光乍現，立地頓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堅韌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沒刀柄。

這個路徑意味著以中人之姿，人人可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禮部侍郎。四十歲了，還是一個憤怒青年，其時官場已經是熟透的昏黃，他聲色俱厲地評論“諸老”：“惡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癢，假顢頇為渾厚，冒鄉愿為中庸，一遇真偽交爭之際，輒先倡為游言，導為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連皇帝也罵，上書說咸豐本人對國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飾”，表面說言者無罪卻“疏之萬里之外”，或者“斥為亂道之流”。所以大臣們再不敢就人事、吏制發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與袖手，一籌莫展”。

句句見血。

咸豐帝看完全文，當場大怒，“擲其折于地”，雖然被人勸住了，怕也是動過殺機。

三年后，曾國藩開始操辦水師。還不到一個月，皇帝就催他“著即趕辦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駛入大江，順流東下，直赴安徽江面”。當時，湘軍水師一切條件還不具備，老曾只能扛著不去。

咸豐憋了幾年的火，這時一發而泄——“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于天下？……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這話說得挺狠，你不是天天罵這個罵那個，覺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誰都強嗎？行，“辦與朕看”。

都能聽到辭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寫晚清的軍營，瞠目結舌，可以腐敗枯爛到這樣的程度。幾年在軍中待下來，老曾算是知道了，調兵，撥餉，察吏，選將，全靠應酬人情，完全不問情勢危急，有諭旨也沒用，“茍無人情，百求罔應”。

學會應酬交際，算是老曾的成年禮。

應酬周到，這四個字看上去庸常，但憤青做起來，是很不容易的，哪個血氣方剛、黑白分明的人，能夠放下身段，與自己痛恨的“軟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復出之后，他說：“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堅。至于應酬周到，有信必復，公牘必于本日辦畢，則遠勝于前。”

可以想象“諸老”背后怎么捻著胡子冷笑：“小曾吃了虧，現在知道點輕重了。”胡林翼也說他再出之后，“漸趨圓熟之風，無復剛方之氣”。

但這樣的后果必有損失，老曾自己也承認：“儀文彌加檢點，而真意反遜于前。”要維持住表面和平，句句都說得要得體，但本來對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質也必有損傷。

曾國藩深知自己已經在懸崖的邊上，再進一步是深淵，但是退？后面是個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覺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經最反對的人。

他自己也說，想找條中間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記里自己折騰：“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適，于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

四

這種心態，常被誤解。

很多人以為他從此黃老之學，變成實用的犬儒主義，一個團團臉脅肩諂笑處處作揖的人。常看書店架子上大字寫著“面厚心黑曾國藩”。

中國人到中年確實常成為道家信徒，曾國藩也一再說老子的話“柔弱勝剛強”，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剛強，對這一點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區分。

曾國荃是其中一種，他是叢林法則的信徒，勸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

有這樣價值觀的人，強時容易魯莽、操切，弱時便一變而為圓滑、退縮。像宏杰寫的從當初那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變成一個不思進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問卜，不干正事。他晚年任兩江總督，以清靜無為為旨，對外自稱“臥治”，人稱“國荃晚任江督，軟滑不治事，誠無足稱”。

走上晚清官場常見的“多磕頭，少說話”的路子。

老曾對剛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從沒走到“真偽不辨”的鄉愿上去。

他終生喜愛雄壯之力。人到中年，雖然磨礪性情，“知自己處處不如人”，換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輕議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極深，勸勉子弟也一直說：“少年不可怕丑，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從此彌不肯為矣。”

不過，人到中年，他對“剛”這個概念也拆碎重組——去忿欲而存倔強，是為剛，“剛非暴戾之謂也，強矯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他在道德經的扉頁寫“至剛無剛，至柔不柔”，是說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為泰而不驕”。

胡適思想上的一次大變化，也因對柔軟與剛強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時間深信老子說，“至柔可以克萬物”。后來他在美國之后，有次他去大峽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對韋蓮司說，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為水在我們中國人心中是特別柔弱的東西。韋蓮司就以典型的美國人精神告訴他，你錯了，水絕對不會因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為有勢能。

老曾不會這么表達，不過，他也并不以為柔弱本身可以制勝，必須飽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書之道時，寫過一句話：“寓深雄于靜穆之中。”

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拿虎踞之象，鋒芒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為含蓄深厚，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

五

美國傳教士亞瑟·史密斯與曾國藩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生活，他寫過一本書叫《中國人的弱點》，寫到他對當時中國人的觀察，其中一個強烈的特點是缺乏精確性，中國的“一串錢”永遠不可能是預想的一百文，陜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隸是三十三文。“這給誠實的人帶來無窮的煩惱”；“分布在城市邊的幾個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個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嘆息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問一個中國廚師，面包里為什么不放鹽？”答案就一個，“我們在面包里就不放”；問：“你們這個城市有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為什么不留一點過冬？”答案也只有一個：“不，我們這兒冬天從來沒有冰制食品。”

這位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傳教士寫道，“一個拉丁詩人信奉一句格言：一個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國，會把這格言改成“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這種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滲透在整個老大帝國，士大夫階層一樣陳腐混沌。胡適批評他們：“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并不在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面，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無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動，華洋沖突不斷。越是這樣的朝廷中，說性理者風頭越足，好空談，好講華夷之辯，好講血性，好以道德和口號救中國。一被動就激進，一保守就頑固。倭仁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他說：“孔門大路，……惟有斂心遜志，亦趨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務。”

蔡元培評論過這些掌握著大權的腐儒：“自漢以后，雖亦思想家輩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圍，惟用哲學以推測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懸想獨斷……我國的哲學，沒有科學作前提，永遠以‘圣言量’為標準，而不能出煩瑣哲學的范圍。……整整四千年的中國教育，除了有過科學的萌芽以及玄學曾成功地站住腳以外，可以說，在實際上絲毫沒有受到外來影響，它僅僅發生了由簡單到復雜的變化。”

一直到老曾與李鴻章這一代，閉著眼睛過不去了，他們身在一線，戰爭是真刀實槍，割地是真金白銀，切膚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鴻章的一句話，足以把儒學從底部掀翻：“孔子不會打洋槍。”

打槍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詳盡“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實一念，人才會從道德制高點上下來，腳踏實地，不激不隨。

咸豐皇帝即位之初，曾讓大家就“用人行政”發表意見，倭仁與曾國藩都上書。倭仁大談“君子小人之辨”，咸豐倒也不糊涂，批了一個“名雖甚善，而實有難行”。

老曾比較實，寫得很具體，認為用人之事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咸豐批“剴切明辯，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學之徒，理學好以道德分善惡，但他說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為分，強調他的標準是“曉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

他這話說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們做記者的，幾年下來，有個變化，以前采訪時總覺得對面是好人壞人，現在覺得只有好事壞事，像老曾說的“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晻曖，則為小人”。

有這樣的立場，才能以事實與證據為準繩，不輕取人，不輕毀人，獨立無懼，確乎不拔。

他說：“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評“儒緩”，同時期任職的英國人赫德認為他虛得大名，“優柔寡斷”，他也自承“愚”。其實他的本來性情并非如此，是一個“好下斷語”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結果。雖然愚也有弱點，左思量，右考慮，甚至有時錯過決斷的最好時機，但自認“愚”也就意味著知道認識事物并不容易，不會對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輕易判斷。他看書常常有疑義，寫在卷首頁邊，日久甚至成書。加上他帶兵治事，他看兵書與歷史時，常與現實對應質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加上年事漸長，挺身入局之后，漸漸看到事物本身的復雜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風氣，強分善惡。但此時就像王小波嘲諷“明是非”者一樣諷刺自己身上的文人習氣，“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人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

七

曾國藩在舊有體系中成長，但他能夠贊賞西方文明優異之處，“所以卓越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達目的決不止”。

他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學為三恥之一，不過他有樸素而近科學的“曉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簡要，三是綜核”。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窾，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

這就是他“試圖尋找事物原由”的推理線索，事物的認識越細密，拆解得越精微，精確就是除邪，這也是科學精神的源頭。

這種精神本來就是一種不安的精神，它并不確信現有的答案，不服從于表面的統一，在同質的體系中，一旦遇到障礙，就會迅速提出問題，并且試圖得到更新的答案。

老曾沒有推翻舊有體系的愿望，只是從內部硬硬地另生一枝，讓新的力量盡快生長起來。他在義理、考據、辭章的孔學三門之外，又加上了“經濟”一門：“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婚）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

這些多是現實政治的治理科學。

可以看到，這個深嵌在體制核心中的職業官員，要以一種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扎硬寨，打死仗，從皇家文化中解放出來，從道德誡命中解放出來，開始松綁掙脫，使這一階層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身份。

曾國藩能成為曾國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氣，而是精神上不斷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

八

宏杰寫曾國藩的笨，他確實不算天分多高明，但也是少年成名，雄心很大，這樣的心志，往往難以耐住瑣屑，做事不能精細如發。

他轉學朱子，“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

對朱子，胡適有過一個評價，說朱子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十五六歲時就研究禪學，中年以后才改邪歸正。他說的改邪歸正，是從追求靈光乍現的絕對智慧，轉向“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的世俗學問。

這就是胡說的“有絕頂聰明而肯做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對“笨”字有種言若有憾、實則喜之的看法：“吾輩讀書人大約失之笨拙，即當自安于拙，而以勤補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賣智，而所誤更甚。”

他一輩子強調勤與恒。說天下事，無論什么，要做成樣子，必須有兩樣，一是規模，一是精熟，兩樣都從勤與恒中來。

這兩個字我小時候一聽就要打瞌睡，上學后天天都得抄類似的格言交作業，到后來很多年都討厭別人的道德教訓，覺得頭巾氣重。

因為在我當時的理解里，勤與恒無非是一種外界加之于身的教訓，要磨掉一個人所有趣味的規范。

后來才理解沒有什么靈心一動、當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藝術上，也是費里尼所說，“為了逾越常規，才需要嚴格的秩序”。

這個秩序都從勤與恒中來。

但我一開始看老曾給的通道，實在是覺得沒勁。他說，過高的道理都近于矯或偽。所以要想勤與恒，就從兩點做起，“不譏笑人，不晚起”，這兩點真是平實近于迂。

他說，一輩子從這兩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驕慢虛妄。這話誰都懂，覺得也不怎么高明，后來才覺得，他的厲害之處在于踐行終身。

學英文時，老師說過一句話，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斷地忍耐。當時大家笑。看老曾談他運筆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須這樣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

往年苦思力索，幾于困心橫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尚寫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

我和宏杰兩年間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學這個學那個，想著能像老曾說的，朋友之間互相箴規彼此挾持，甚至開個專門的學習博客相互監督，一上來都很興奮，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現在相當一部分都放棄了，這個字是真難。難怪老曾說：“用功所以無恒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此事萬非疲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

沒有這個，靠強烈的目的性，靠一時興起，很快就放棄了。

慚愧中理解老曾說的，決定成敗的，不在高處，在平處，不在隆處，在污處。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處，耐得住煩。

除此無它途。

九

看完宏杰的書稿，我問他：“你想過嗎？為什么你從朱元璋寫到了曾國藩？”

他想想說：“沒有。”

我說：“也許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

一旦走上這條道路，路就永遠沒有盡頭。在這條路上，種下的每一棵樹，也許深深植下，卻被連根拔起，但是也沒有別的辦法。就像老曾一直說人想要有所樹立，必須從不妄求人知開始，“但問耕耘，莫問收獲”。至于結果如何，他寫信給好友郭嵩燾，說：我曾經把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運氣”這一囊之中，久而彌信。

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認真地讓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書，信運氣”。

這話里有無限心酸。

老曾當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譽放在性命之上，愛惜至極，后來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

體制內的改良者，大都經歷過這樣的處境，像蔡元培說的鍋里的小魚，“兩邊煎”。政府覺得你不忠誠，老百姓覺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覺得你動搖根基，激進者覺得你遲滯迂緩。總是兩邊都罵你，什么好也落不著。

臨終前兩年，處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為榮的湖南同鄉，視他為奇恥大辱。在北京的湖南會館，不僅他的“官爵匾額……悉被擊毀”，就連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個舉子寫了一副對聯：“殺賊功高，百戰余生真福將；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老曾只能橫下一條心：“但令大局不致從此決裂，即為厚幸；一身叢毀，實由智淺不能兩全，亦遂不復置辯。”

百年來，對他的毀譽都很極端。他被認為是完人，也被認為是賣國賊，被認為是圣徒，也被認為是劊子手。

真與偽是大敵，真卻永遠兩拳空空，無所依恃。

但這個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蠻之氣而為之，“吾輩自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于俄頃，較殿最于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

老頭兒長相樸拙如農夫，一輩子儉苦無已，隨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長袍上有油漬，沒有任何精英面目，視之甚至讓時人輕賤。但就靠一根窮骨頭，養活的這一點春意思，卻能在中國大地上漸流漸廣，代代都有中國人，如梁啟超那樣，從他身上得到建設之力，“為之不已，將有可時，若其不為，則天下事固無一可也”。

曾國藩形容過這種力量，“風之為物”，試圖把握它時，像是空無一物，試圖鉗制它時，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

張宏杰老師的主業是研究歷史，他的歷史寫作，被坊間譽為“合金體”：避開繁瑣的細節考證，融人性、性格、事件、命運為一體，在歷史線索中展示社會發展的脈搏。

學者張越說，我讀過的中國歷史書大多可分為兩類。一是所謂“嚴肅的”：相當學術化，無個性無情感無生命力。一是所謂“通俗的”：相當野狐禪，特愛講政治陰謀宮廷穢聞，成全中國人民崇尚“厚黑”的陰暗心理。極少數歷史書屬于第三類：既有學術研究又有價值觀支撐，又有個性和趣味的表達，更有溫暖的人性關照，張宏杰的書屬于這一類。

為此，誠意推薦“張宏杰作品集”。他看中國歷史，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解讀方式，力圖全方位呈現“中國歷史治亂循環背后的內在邏輯與外在動因”。

在這個喧囂的時代，人們要么被“戲說歷史”和穿越劇扭曲了歷史認知，要么被枯燥繁瑣的歷史考據消磨了歷史興趣，難得遇上張宏杰老師這樣通俗而深刻的歷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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