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慶崇禧塔是“花塔”還是“番塔”？

肇慶崇禧塔是“花塔”還是“番塔”？

劉明強

一、一個與崇禧塔有關的“謠言”

利瑪竇在其寫作于1608—1610年的中國札記里記錄了一場發生于1588年8月—12月間的、與崇禧塔有關的謠言而引起的風波。為體現此“謠言”及其引起的風波的真實性，筆者全文摘錄如下：

麥神父（即麥安東，利瑪竇的助手）剛一到肇慶，神父們就得到消息說，廣州老叟會的會長們已在察院那里無中生有地把神父們告了下來。這些會長都是一些年長者，在民眾和官員中威信很高，因為他們從小到大都是與世無爭，也沒有人與他們作對。每年城中的官員們都要用公款為他們大擺筵宴，并舉行一些儀式。他們享有各種特權，可以穿著他們特殊式樣的衣服出入所有的衙門，他們的責任就是為公眾謀取利益而不計報酬。這些會長聽信了外面傳播的謠言，認為是神父們在肇慶修建了為全城百姓造福的花塔，并為修塔花費了四五千兩銀子，這些銀子無疑是澳門的葡萄牙人給的，他們為此出資，意圖是鼓動中國百姓造反。就這樣，會長們把此事匯報給了察院。

因為訴狀措辭非常考究得體，符合中國人的行文規范。這里，我想把此文逐字逐句地翻譯成我們的文字，但肯定不會翻譯得像原文那樣生動、優美。訴狀是這樣說的：

國家法律賦予所有臣民自由的權利，無論發現何種有違民意的事都可以向官方稟報，我們—廣州老叟會的會長—注意到本省發生的某些事情，特此向大人稟報，以便得到妥善解決。

在肇慶的縣城住著一些外國人,我們擔心這些外國人進入中國定居是奉命對我國進行大規模的破壞活動.我們眼前就有很明顯的例子，一眼就能看穿。

如今在香山縣的澳門，有大批的外國蠻夷，他們謊稱來中國出使，并向我們的皇帝陛下獻禮，并以此作為掩護，與我們和他們自己的商人進行交易。雖沒

有得到進入中國去朝覲的許可，他們卻擅自留在那里，與中國人混居在一處。近年來，他們的商船也未經許可便來此停靠，直到交易會結束時，才揚帆駛向外海，回他們的本土去。現在，他們還在那里建筑了樓房，如蜂擁蟻聚一般。

本省居民見狀，無不為之痛心疾首。更有甚者，他們每天都有新的陰謀詭計。比如，為了能進入肇慶，并引入其他和他們一樣險惡的壞人，他們就出資修

建了番塔，現在他們已頻繁往來了。其實，我們是擔心他們來做奸細，打探我國的秘密，并長期與我國的歹人相互勾結，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或誘騙當地居民，讓他們像魚、鯨一樣地遠涉重洋。

這正如我們書中所講的：在沃土上種植荊棘和蕁麻；往自己家里招引毒蛇和蜥蜴。我們認為，澳門的危險猶如疾在手足，病情發展的不是很快，可以慢慢加以治療，但肇慶的隱患則是病在腹心，需要盡早治療。

為此，我們請求大人命令肇慶的官員把這些外國人抓起來，驅逐出境，讓他們回到澳門去。

至于澳門的問題，今后可以慢慢尋求適當的解決方法。這樣大人便可以使廣東全省起死回生，這將是人民的大幸。[1]

如上，引起上述風波的謠言的核心內容是：利瑪竇等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彼時，利瑪竇等自稱為天竺國僧，而肇慶老百姓則稱其為番僧，筆者注）出資建造了崇禧塔，目的是進入中國定居并顛覆中國。崇禧塔之番塔稱謂最早見于該文書（訴狀）中。

謠言的威力是巨大的，一年以后（即1589年8月），兩廣總督劉繼文下令利瑪竇離開肇慶。[2]

二、謠言背后的真相

明洪武年間（1368—1398），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下令實施海禁（禁止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而官方朝貢貿易并未禁絕。筆者注），“片板不得下海”。目的是防沿海軍閥余黨與海盜滋擾，雖起到了自我保護的作用，但大大阻礙了中外交流發展。

明永樂三年（1405），明太宗朱棣派遣鄭和為正使，王景弘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明朝艦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到達東南亞國家占城、滿剌加、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等地，經印度西岸折回返國。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先后六次出海遠航。明永樂五年（1407）朱棣在蘇門達臘舊港設立大明舊港宣慰司，蘇門答臘、滿剌加成為與舊港宣慰司相配的御封軍鎮。明朝海軍在馬六甲海峽的滿剌加建立城柵、倉庫，以之作為經營西洋的中轉站。

15世紀末16世紀初，歐洲新興的海洋強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在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雙重驅使下，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完成了“新航路的發現”、“新大陸的發現”和“第一次環球航行”。憑借強大的海上力量，尋找新的貿易路線和貿易伙伴，并在沿線建立了多個貿易點和殖民地。如1510年葡萄牙侵占了新航路上的印度果阿。1511年葡萄牙又侵占了東南亞島國滿剌加。

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曬水漬貢物為理由，請求在香山澳（即今澳門，筆者注）上岸，獲準后建立固定居民點。

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朱載垕開放海禁，允許民間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

其后20年間，以葡萄牙人為主的“澳夷”在香山澳與中國人進行海外貿易，聚眾已達數萬人，儼然成為“特區”，引起明朝政府的警覺和擔憂。[3] 其時，明朝政府對“澳夷”進行嚴格管理，不容許外國人在香山澳以外定居，如當時每年兩次每次兩個月在廣州舉行的交易會，葡萄牙商人只被允許白天在城內街上進行貿易，晚上必須待在自己的船上。[4] 1583年9月，羅明堅、利瑪竇獲準在廣東肇慶定居，才第一次打破了這一規定。

羅明堅、利瑪竇均為歐洲意大利人，據史料記載，兩人都是先后經由葡萄牙里斯本—印度果阿—中國澳門，這條海上“新航路”進入廣東肇慶的。

以上就是肇慶崇禧塔在1582年 開始建造前后有關的歷史背景。

言歸正傳，崇禧塔是“花塔”還是“番塔”？

時任肇慶知府王泮在1585年崇禧塔建成后撰寫了《崇禧塔記》，記載了崇禧塔的建造時間、地點、經過以及建造目的：

肇慶據東粵上游，南有大江，來自萬里，束以雙峽，所以聚風氣而鐘靈秀也，惟是后瀝之水順流東下。萬歷十年，諸生言：郡北故無堤，瀝水環繞。自成弘后，瀝為堤捍。上自桂林，下至羚羊峽，滔滔而東，其氣不聚，人材遂如晨星，未可盡歸于人事也。石塘故有水道通江，請復之。無寧茲漥下田塘，亦藉以殺潢潦，業鑿管道。瀝自北而南，由東郊至小市石頂入江矣。諸生復言：小市石頂，隱然郡之左臂，其趾方丈，其石磊砢，其地綰長江下流。賴大夫之靈，通瀝于江，如形家言，則此乃捍門哉？請建浮屠其上，鎮之便。余難之曰：“若何淫于佛氏之說乎？”諸生曰：“天傾西北，故水東南馳。夫其馳于東南，天地無如之何也。然河則有砥柱，于入海則有碣石；江則有滟滪，于入海則有金山。若以障其瀾而回之者，碣石、金山，人之所不能為也；浮屠，人之所能為也。輔相天地之宜，非大夫誰任？樂有龠，橐亦有龠。其物雖同，其為用則異。茍吾用而便，吾何以其名為？”余曰：“諾。”既一年，穧秉豐登，萑苻衰息。乃布命境內，若里居族姓、鄙師酇長、以迨黃耇，聞命奔走庀材鳩工者不謀而合。于是奠址廓基，為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皆醵金，不出帑一錢。董之者，邑人、知縣譚君諭也。始壬午（1582）九月，迄乙酉（1585）四月告成。遠近觀者，舉欣欣色喜。余惟天下事，孰非時為之哉？天地之氣，渾洆磅礴，郁而復流，其靈粹所鐘，清淑所畜，恒需久而泄。迨其泄也，不能無助于人。則人與天交相贊者，皆不能違乎時也。浮屠議非一日矣，往往格于道謀。今一倡而舉，事不三年而成。拔地摩霄，金碧輝映，基磐勢鞏，不嚙不泐，峭然若卓筆、若端笏、若奇峰之峙。說者以為文運之應，非耶？西江之水千流萬派，汪洋渀湃。至于石頂，若拱若揖，去而復留，洆精萃氣，斯固融結于千萬載之前，于茲而發。濟濟多士，應運而興，儀上國而楨王家，故令鴻造，創于一時，而余適覯其成也。況倡一和萬，如響斯應，富者輸財，窶者出力。子來丕作，無窳無墮，可卜人心之和矣。夫作事者時，昌時者氣。一時人士踴躍奮迅，思振其舊而新之，圖文運之昌，殆非虛語。不然，孰鼓舞？是諸生勉之，無負昌期哉。[5]

作為主持建造崇禧塔的最高政府官員，王泮所述“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皆醵金，不出帑一錢”及“富者輸財，窶者出力”顯然是可信的。也就是說，建造崇禧塔的三千多兩銀子來自于老百姓的集資(或湊錢），政府沒出一分錢。但王泮萬萬沒有想到，他前腳剛走（1588年初，王泮升任湖廣參政，離開肇慶。筆者注），后腳就因建塔之事起了風波。

利瑪竇則記述說：

正當此時，肇慶區為了建造一座塔，在附近所屬十一個城鎮附加課稅，依照古代的迷信，這會給整個廣東省帶來福祉。塔的第一層已經建好，還有九層未建，建塔的地方十分優美。在城外一條河的旁邊，河內有船可通，河水可以灌溉附近的農地，有些地方屬于總督，有些屬于知府。塔之所在離這些土地及市區有一英里之遙，做為公園或花圃散心之地頗為適宜。在建塔的同一塊土地上，有人建議建造一座富麗的大廟，廟內將依照民俗給現任知府立一塑像，知府在位六年于斯，勤政愛民，頗得民心。陪他們來肇慶的士兵，以及神父們最近在肇慶結交的朋友們都認為這個地點非常適合神父們所提出的安靜條件。神父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地方，就被它的美麗所吸引，當時就決定申請將建花塔的土地一部份撥為神父們建屋之用。此塔名曰“花塔”，實因為這里到處都有五彩繽紛的花木的緣故。[6]

顯然，利瑪竇認為建造崇禧塔的資金來源于肇慶所屬十一個城鎮的“附加課稅”，與王泮所說來源于老百姓集資是否是一回事呢？這雖然有待今后探討，但至少說明一個事實，即崇禧塔不可能只是“番僧”出資建造的。

綜上，崇禧塔又稱“花塔”“番塔”“崇禧浮屠”（見王泮《崇禧塔記》），是因祈求“文運”而建的風水塔，但其本質上是佛塔。

浮屠，梵語Buddha的音譯。指佛塔。 北魏酈道元 《水經注·河水一》：“ 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宋蘇軾《薦城禪院五百羅漢記》：“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明袁可立《甲子仲夏登署中樓觀海市》：“紛然成形者，或如蓋，如旗，如浮屠，如人偶語，春樹萬家，參差遠邇，橋梁洲渚，斷續聯絡，時分時合，乍現乍隱，真有畫工之所不能窮其巧者。”清李漁 《蜃中樓·傳書》：“你慈悲救苦，俺稽首皈依，勝造個七級浮屠。”浮屠，亦作“ 浮圖”“佛陀”，即佛。《后漢書·西域傳·天竺》：“其人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李賢注：“浮屠，即佛也。”晉袁宏《后漢紀·明帝紀上》：“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悟眾生也。”《新唐書·狄仁杰傳》：“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 浮屠，又指佛教。南朝梁范縝《神滅論》：“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新唐書·李夷簡傳》：“（夷簡）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 清惲敬《香山先生家傳》：“論曰：先生之學，雜於浮圖、老氏。”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一：“（喇嘛）則又似與浮屠同出，其髠首不蓄發亦同。”

萬歷《肇慶府志》載：“(城東)二里為石頂崗，縱橫巨石浮出水際，郡城之第二重關也。新開后瀝水從此出。萬歷十年，知府王泮建崇禧塔。自有記。” [7]可知，萬歷十年（1582）知府王泮在石頂崗上建造崇禧塔。

故又稱“崇禧浮屠”的崇禧塔乃佛塔也。

1585年崇禧塔建成后，成為當時肇慶市民休閑，以及官員、文人墨客吟詩作對、登高抒懷之處。知府王泮作《登崇禧塔》詩曰：“九層嶻級控羚羊，日射金輪散寶光。危構不煩千日力，靈成應與萬年長。懸知窟是龍蛇蜇，會見人題姓字香。極目五云天闕近，雙鳧直欲趁風翔。” [8] “番僧”羅明堅（西方進入肇慶的第一人，是利瑪竇的直接上司，1588年離開肇慶。筆者注）亦賦詩一首：“役採星巖白石羊，構成寶塔現金光。擎天柱國三才正，鞏固皇圖萬壽長。檐繞云霞霄漢近，頂闖月窟桂花香。日移影射端溪水，驚動騰蛟海表翔。” [9] 當時的官員、文人葉春及、曾仕鑒、區大樞、區大相、區大倫、張萃、劉克治、朱完等人登崇禧塔后所作詩詞亦留傳下來。從中可窺其時官員、文人來崇禧塔公園游玩及登塔之盛況。

但是，作為當時居住在崇禧塔（佛塔）下的傳教士（天竺國僧），為什么肇慶地方志書里沒有其任何記載呢？這令歷史學者們百思不得其解。筆者大膽推測，正是大家忽視了當時羅明堅、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天竺國僧”身份，才迷惑住了眼睛。如果以他們當時是“天竺國僧”的身份來思考的話，那么肇慶方志里留存下來的、當時官員文人所作的、大量的登崇禧塔詩詞，其中所寫“梵”“竺王”“僧舍”“僧禪”“摩尼”“迦葉”“貝葉”“輪寶”“佛場”等，則均有可能就是對利瑪竇等傳教士的記載。如王泮詩句中有“會見人題姓字香”來源于佛教“七父母姓字”，又如葉春及詩句“滄桑忽漫悲塵劫，擬向支機問白榆” [10]；區大樞詩句“塔輪高轉逼穹蒼，萬丈新成七寶光” [11]；區大相詩句“簾卷摩尼雨，珠懸合利藏”“乘飛梵□靈，籟拂秋商坤”“龍藏□迦葉,輪□現竺王”“鳥向須彌頂，人來選佛場”“曇花飄絲翰，貝葉積縹湘”“獨岸沿僧舍，群峰赴講堂” [12]；劉克治詩句“雨花三界寂，清梵一僧禪” [13]；朱完詩句“仙梵聞空界，慈燈照寂寥” [14]等等，均可能指羅明堅、利瑪竇等“天竺國僧”。這不禁令筆者再次想起了先祖劉承范在肇慶寫給利瑪竇的詩句：“白塔何僧舍，清燈此夜舟，遙從三水去，少為七星留” [15]。

從現有史料看，無論是當時的肇慶官府，還是利瑪竇等傳教士（番僧）都在刻意回避傳教士（番僧）與崇禧塔的關系。原因在于，如果肇慶官府不撇清天竺國僧（傳教士）與崇禧塔的關系，則肇慶百姓會誤以為崇禧塔是天竺國僧（傳教士）出資建造的。而如果天竺國僧（傳教士）不撇清自己與崇禧塔的關系，則會立即被察院趕出肇慶（因印證了上述訴狀中所稱“他們就出資修建了番塔”）。或許這也是肇慶方志(1948年之前)無任何羅明堅或利瑪竇的記載痕跡的一個原因。

那么，住在佛塔（崇禧塔）下長達六年之久的利瑪竇等天竺國僧（傳教士），真的與崇禧塔一點關系都沒有嗎？1585年11月24日（收信日期？），利瑪竇在肇慶給歐洲的富利卡提神父寫信說：“今天鐘塔（崇禧塔）要落成，是八角形有十八尺高，相當高而美觀。在頂端我們置一鐵柱，最上有一鍍金銅球，用兩條鐵絲系牢。” [16]也許，利瑪竇等傳教士（番僧）參與過崇禧塔的建造。這一問題值得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

三、謠言止于智者

程若驅先生在其《明清間中西文化溝通的樞紐—廣東》（載于1940年《廣東文物展覽會》論文、資料集《廣東文物》）一文中說：利瑪竇在肇慶“首先建筑了一座九層八角略帶歐式的塔，當時民眾因為未嘗見過西式建筑物，現在見了怪異的中西合璧之建筑物，便感到不舒適，稱這塔為洋塔”。該文還附有一張塔照，注明為“利瑪竇在肇慶建的九層塔”。

碧涵先生于1994年在《嶺南文史》發表了《肇慶“番塔”并非番人所建》一文，不同意程若驅先生之觀點，并提出“崇禧塔并非利瑪竇所建”，分析“番塔”之名從何而來的原因：利瑪竇入肇后挑選建教堂之地，恰好位于當時正在動工的崇禧塔旁，這是因為他著眼于地勢高、近西江以利交通供給。仙花寺教堂與崇禧塔又同時建成。崇禧塔工程為王泮主持，他對利瑪竇持友好態度，在教堂落成時又親為題匾“仙花寺”“西來凈土”。在市民眼中有可能造成寺與塔這兩者是同一工程的錯覺。利瑪竇入肇初時，自稱天竺僧人，身著僧服，官民們把他信奉之宗教視為佛教的一支，因此，更有可能將寺、塔視為一體，將座落在洋教堂附近的塔稱之為番塔、洋塔。[17]

石浩斌先生在《廣東萬歷年間所建古塔初探》一文中，把肇慶崇禧塔歸入“外來的番塔”類別。并提出“利瑪竇在崇禧塔的建造過程中引入了西方的建筑理念，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在塔內陳列了西方的圖書儀器，油畫玩物并公開開放，使番塔具有了番味，使崇禧塔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實證，也成就了廣東萬歷古塔的一朵奇葩”。[18] 這一見解雖未經有關文獻證實，也未經有關實物考證證明，但筆者認為是比較合理的推測。

筆者在《明末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產—肇慶崇禧塔與仙花寺公園遺址考述》一文中，首次把崇禧塔與仙花寺公園遺址作為一個整體來考證[19]，并且提出“崇禧塔公園遺址是重要的世界歷史文化遺產之一”的觀點。在此，筆者強烈呼吁：由國家級專業考古隊，盡快對崇禧塔公園遺址進行保護和考古發掘。當崇禧塔巨大的地宮被打開后，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會是三棱鏡、圣母像、中文世界地圖、測量儀、自鳴鐘、西方書籍等物品嗎？當距離崇禧塔西邊30米遠的中西合璧式兩層建筑的地基被打開后，是否可證實該建筑就是仙花寺呢？

四、結論

崇禧塔既是“花塔”，也是“番塔”。這是自該塔建成起，肇慶老百姓給它起的兩個俗名。稱它是“花塔”，是“由于其精湛的建筑工藝”，[20] “五顏六色的裝飾”，[21] “到處都有五彩繽紛的花木”。[22] 稱它是“番塔”，是由于老百姓誤以為它是利瑪竇等“番僧”出資建造的，且建在塔旁的“番僧”寓所（即仙花寺，當地百姓又稱其“番鬼屋”“鬼屋”。筆者注）與其幾乎是同時開工同時建成。利瑪竇等“番僧”在崇禧塔旁的仙花寺里居住長達六年之久，是崇禧塔的唯一看護者和日常使用者，肇慶老百姓稱其為“番塔”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今天，歷史學者們認為，明朝萬歷時期珠江出海口處的琶洲塔（建于1597年）、蓮花塔（建于1612年）、赤崗塔（建于1619年），構成“鎖二江”、“束海口”的珠江三塔，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古建筑遺存，見證了其時廣州繁忙的海外貿易盛況。那么，位于兩廣總督府所在地肇慶，處于西江（珠江上游）岸邊的、被譽為“銀海世界”[23]景象的崇禧塔（建于1582年），其“老大”的身份和地位更不應該為歷史所遺忘。

“天主”一詞產生于肇慶，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亦產生于肇慶。肇慶在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舉足輕重，是明末“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一環。筆者堅信崇禧塔和仙花寺就在那里，默默地向世人昭示著中西文明交流的真諦：相互尊重、文明互鑒、美美與共，同創人類美好未來。

注釋：

[1] [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文錚譯，梅歐金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32頁。

[2] [意]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26頁。

[3]劉明強：《西學東漸在肇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9頁。

[4] [意]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44頁。

[5] （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138頁。

[6] [意]利瑪竇：《利瑪竇全集：中國傳教史》，劉俊余、王玉川譯，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年，第129—130頁。

[7] （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8頁。

[8] （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8頁。

[9]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3頁。

[10] （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8頁。

[11] （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8頁。

[12]（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8—139頁。

[13]（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9頁。

[14]（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9頁。

[15] 劉后清：《劉氏族譜》，民國三年（1914），出版者、出版地不詳。

[16][意]利瑪竇：《利瑪竇書信集》，羅漁譯，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年，第84頁。

[17]碧涵：《肇慶“番塔”并非番人所建》，《嶺南文史》1994年第3期。

[18]石浩斌：《廣東萬歷年間所建古塔初探》，《廣州文博》2013年第0期。

[19]劉明強,劉俊杏：《明末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產---肇慶崇禧塔與仙花寺公園遺址考述》，《肇慶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20][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第96頁。

[21][意]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61頁。

[22][意]利瑪竇：《中國傳教史》，第129—130頁。

[23]（明）劉承范：《利瑪傳》，《劉氏族譜》，民國三年（1914），出版者、出版地不詳。

本文作者：劉明強

本文原載于《中國歷史地理第一輯》P168~P177，現作者授權本平臺再次發布。

（注：本文觀點僅為作者個人見解，不代表平臺立場。）

端溪文史創建于2015年9月，立足于發掘德慶人文歷史，放眼泛德慶地區（即德慶曾經管轄過的包括今封開、云浮、郁南、羅定、信宜等地）以及肇慶地區鄉土史情。你關注我，我致力于追尋歷史本源。歡迎讀者轉發分享。在這里，您可以閱讀許多關于德慶乃至肇慶人文歷史的文章，希望能讓您更加了解德慶（肇慶）歷史，幫助您深入研究德慶（肇慶）文化。

其他公眾號轉載本公眾號原創作品需取得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