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日報蘇贊：公益報道是一場漫長的田野｜對話編輯

一份理想，一次偶然，讓蘇贊成為了公益民生領域的記者。記者是蘇贊向往的職業，而機緣之下去到《中國財富》雜志實習，給蘇贊帶來了一次公益的啟蒙。公益慈善、社會工作和新聞記者，這些領域有不少相似的特質。大家面臨的挑戰里，也一樣都是戴著鐐銬跳舞，但鐐銬不能成為初心忘卻的理由。記者身份之外，蘇贊也是一名志愿者以及公益慈善的參與者。“參與”讓蘇贊真實地看見了公益事業在細節上的瓶頸和痛點，并嘗試通過報道更好地推動思考和改變。在這一過程中，“記者應該常去陪伴，并關注人與人之間的共情，不要為了報道而報道”。

在很多報道中，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流程是完整和順利的，但在實踐中，這并不代表解決問題的過程同樣順利。“要以人，而非以流程為中心。”這是對話過程中蘇贊反復強調的一點。他認為，找到真實的社會痛點，邀請更多人一起思考具體問題的具體解法，才是公益報道價值所在，也是公益慈善和社會工作迫切需要的共識。然而，共識尚未形成。在有限的自主探索空間內，蘇贊仍在尋找更好的解法，試圖推動人們轉變認知，也為需要幫助的群體找到“同溫層”，讓具有純粹人文情懷的行動者不再孤單。

做公益報道，對蘇贊來說，是一場漫長的田野。

蘇贊

作者介紹：蘇贊，2017年入職廣州日報社，現為廣州日報民生頻道編輯、記者，主要關注公益慈善故事和行業話題。

代表作品：

《深一度丨那個8歲孩子的家，在哪里？》

《深一度丨當改造告一段落，一座歷史古村的再生還要走多遠》

《深一度丨傾聽“心聲”：解碼孤獨癥青年的故事》

Q：你是如何在記者和編輯這兩種角色之間相互轉換的？二者的工作內容有何不同？

A：廣州日報民生頻道主要是由我和幾個同事一起負責采編。在這個團隊里，我們身兼記者和編輯兩個角色，需要互相給對方寫的稿子做編輯。

記者和編輯還是很不同的。在我們這里，站在記者的角度，寫完了一篇稿子會想盡快發表；但是站在編輯的角度，就會考慮稿子對議題、頻道的影響力以及稿子是否能帶來改變，也會考慮這個稿子是否能做到議程設置。但稿子出得慢，記者和編輯之間也會存在張力。

不同的編輯有不同的風格，我的一位同事喜歡優美的文字和文章的可讀性，提的修改建議也會著重于文字表達力；我當編輯會關注稿件能否展現出事情背后的點，而不是一句話帶過。

Q：從編輯的角度，你認為什么樣的選題能稱作是一個好選題呢？

A：我們團隊會把公益分成具體的板塊，從具體的板塊里找選題。目前，我們主要關注未成年人保護、殘障群體、銀齡群體、社區發展等板塊。其中，未成年人保護可以分成流動兒童、殘障兒童、兒童心理健康，以及復雜個案；殘障群體領域初步分成了身體障礙和心智障礙。身體障礙和心智障礙也下分了幾個具體板塊，包括康復、教育、就業、社區融合、養老等。銀齡群體的公益服務領域方面，涵蓋可持續社區養老、阿爾茨海默癥支持、老人安寧療護等。社區發展的議題包括社區慈善、社區治理和社區營造。

其實每個領域每天都會發生很多事，相關機構每天都有活動。但相比于跟進活動，我們更想看到，當一個線索的痛點暴露出來，大家如何探索解決辦法。我們自己也在反思，以推動心智障礙者社會融合的相關報道為例，我們正在看到，同時自己也在寫越來越多的行動案例報道。很多機構和項目越來越出名，但推動改變的細節關鍵在哪里？如果一些項目的解決問題思路真的像媒體報道呈現的那樣，為什么一線城市的心智障礙者真實就業率只有4%，除了錢，會不會還有一些細節沒討論。

以《深一度丨那個8歲孩子的家，在哪里？》為例，這個選題暴露出來的問題是：一個八歲的小孩，在原有監護人無法履行監護責任、周邊支持網絡不斷崩塌等情況下，應該怎樣通過社會多方聯動，在法律框架下幫助孩子走出困境。我們看到法律框架都是完整的，大家都在說多方聯動，但具體怎么聯動，遇到卡殼的地方怎么辦，下一個遇到類似情況的孩子還有沒有可能在機制的推動下獲得更順暢的支持，很多細節需要被討論。之前，我們還跟過在泮塘五約發生的一場社會創新實驗。那里在2016年至2019年期間開展了廣州首個公眾參與的“共同締造”工作坊，讓當地街坊參與到建設層面的社區改造決策中，受到很多媒體、學者的關注，當時我們也跟進了報道。去年，我們再次去到現場，和當年推動了公眾參與，現在依舊留在當地開展社區營造的社區規劃師、村民以及政府官員一起探討——當建設層面的共同締造結項，公眾參與還存在嗎；誰來推動下一個層面的共同締造；而一個不完整的社會創新，對一個村子的正面作用和消極影響是什么。

我們在《深一度丨當改造告一段落，一座歷史古村的再生還要走多遠》中把這些議題都拋了出來。我們也發現，我們太多地關注一個項目的開始或結束，卻很少關注一個地方或一群人長遠的命運，或尋找項目之外跟這個地方或一群人命運息息相關的關鍵細節，但這些問題或許才是“共同締造”能否完整出現的關鍵所在。歸根到底，我們覺得一個好的選題，應該關注到真正推動改變的卡點和細節，或是經驗。

Q：能否分享一些找線索的獨家秘籍？

A：其實我們自己也在學習中，所以沒什么獨家秘籍。但首先，我們團隊的一個深刻共識是：采訪的時候，我們不把對方看作是受訪者，而是當成朋友，對于某個事件、某種愿景，大家共同交流。

其次，在獲取線索時，一方面有機構會找我們聊，另一方面我們自己也在做志愿服務或參與一些社會活動，志愿服務擠滿了我們的星期天。

有時候我們會去聽講座，關注其中提及的有意思的探索，不過這種方式具有偶然性。比如，我們一直在關注“泮塘五約微改造”項目的后續情況，但沒有一個合適的契機探討。一次講座上，我們被那位雙眼充滿光彩的社區規劃師打動了，我們在對話里能感覺到，她眼里有光，想推動和守護一些東西，人和人之間的感覺挺奇妙的，也是那次之后，我們就約了一起在泮塘五約，深入聊一聊。

其實公益有很多固定場域，比如重癥兒童的場域就在病房里。如果你自己保持關注和參與，自己就能感知到變化和痛點，有時候痛點并不一定是受訪者告訴你的。

Q：在公益類選題中，作為編輯，你會如何保護弱勢群體受訪者的隱私？

A：我覺得保護隱私主要就是把對受訪者的影響降到最低，但其實我很困惑，我們如何在使用化名與保證新聞真實之間保持平衡？比如有的殘障孩子腳部畸形，媒體該不該拍這個特寫？在沒有標準的情況下，我們覺得衡量的尺度更依賴編輯判斷。編輯需要思考自己是不是在制造偏見？發出去之后會不會產生對這個群體的標簽化認識，進而影響了TA們的社會融合？如果會產生偏見，無論怎樣削弱稿件的精彩性，都要保護隱私。相反，如果稿子是為了打破偏見，并且已經征得受訪者同意，我覺得就不需要打碼。當然，無論對方需不需要，我覺得化名都是需要的。

Q：學生如果將來想做公益新聞，平時可以做哪些積累？或者關注哪些信息渠道？

A：信息檢索能力是當代人必備的素養，因此獲取信息并不是難點。比如，在微信公眾號上搜索相關議題會出現很多機構，你可以直接聯系機構的負責人，表明自己想進行一場訪談。但訪談不是基于報道的需求，而是基于純粹的好奇心以及一種公共意識（怎么理解自己和社會、周邊以及公共議題的關系，意識到自己可以而且應當推動改變）。從零開始慢慢了解公益并認可公共意識的必要性，這就足夠了。

在日常積累方面，我覺得首先應該理解政府、社會和市場的關系，以及社會的運作方式。這很關鍵，我認為這是一個人理解并形成公共性的基礎，只有理解這些，才會知道社會為什么需要公益，而我為什么要參與公益。

其次要理解公益的發展來由，建立信念基礎支撐自己做公益報道。對我來說，我的基礎信念是，如果政府、市場基于各種原因無法做某些事情，這時候就需要社會力量——可能是公益力量——給予支持。在基礎信念之上，找到自己真正關注的議題。我以前也猶豫自己是否要做一位“面面俱到”的記者，想參與每一個事情。但事實上，公益領域涉及了很多跨專業的背景和知識，自己不可能在每個領域都做長時間的參與式觀察。公益是宏大的，不要為了公益報道而公益報道，做公益報道應該真正關注在自己身上所感受到的人與人之間的共情。

最后，無論將來做不做公益新聞，我覺得都可以先從成為一個志愿者開始。這聽起來也許有些說教意味，但我始終認為新聞與公益是殊途同歸的，最終都落腳于對社會議題的關注與推動。如果只執著于做新聞，這也就變成了另一種“事本主義”，被自己對職業流程的理解限制住了。作為一名記者，可以嘗試多多參與。雖然我不確定參與是否會讓記者越陷越深，但是真正地參與其中，才能知道議題里面到底在發生什么，有哪些細節卡住了。就像做了一段時間的殘障兒童報道后，我自己也在反思，當我遇到了需要幫助的孩子時，我還是不知道找哪家基金會或醫院尋求幫助，這時我是否真的是這個議題的推動者？明顯還不是。當然，做公益報道也需要足夠的時間做積累。

Q：你如何理解公益？公益報道的核心價值是什么？

A：不同的人對公益的理解不同，我理解的公益更多意味著“公共利益”，其中包括了關注不同的人是否都能在同一片土地獲得對應自身的支持，可以在學習中成長，在朋輩中互助，在急難中獲得兜底，在這片土地找到個體的價值和尊嚴。當個體被看見，公共才會被看見。而公益正是在細節上推動這些的實現。我覺得這也是公益和記者的相似之處。當采編和經營分離時，記者不負責“賺錢”，而是負責“花錢”，推動特定議題被關注，讓一部分人能夠被看見、被幫助。記者在推動信息傳遞的同時，也應該肩負道義。公益也是如此，純粹的公益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而是在一個謀生的職業基礎上背負了更多的使命和愿景，將社會各方捐獻的款項用于推動公共議題。

我們對宣傳和報道的認識是模糊的，常常把二者混為一談。有的人會將公益報道理解為公益宣傳，認為公益項目需要通過宣傳向社會展現其優勢。但事實并非如此，公益報道并不是公益機構、項目利用的工具，媒體也不能只講某個公益項目有多好。

公益報道還應該講述怎么發現社會痛點和公共需求，以及通過怎樣的方式才有可能對此做出回應。作為專業人士，我們應該發現解決問題過程中的瓶頸，并從個體的角度思考，怎么做才可能推動事情的發展。公益報道的核心就是把上述的思考展現給更多人看，包括政府官員、管理者、一線同行者以及公眾，并啟發大家一起思考這件事情該怎么做。當然，并非每一次公益報道都能實現這個目標，但這應該是我們不斷逼近的方向。只有這樣，才算得上是一篇有意義的公益報道。

Q：在做公益的過程中，媒體的職責是什么？

A：在我個人看來，媒體人應該嘗試做議程設置，在有新的社會痛點出現時和各方一起探討如何解困。媒體的一部分功能，是讓那些心里有一把火的人、有純粹的人文情懷的行動者，不會在這樣的環境里感到孤獨，幫助大家找到同溫層并啟發更多人思考。

Q：你定期去做志愿服務，以志愿者身份跟對方交流，是否是為了能更容易地去獲取選題？如果你說自己是報社記者的話，對方是否會有防備心理，對于某些痛點不太敢說？

A：我曾想過這個問題。我那時候的想象很天真，想著做志愿者，跟不同的人聊天，就能獲取各種各樣的信息。但后來覺得志愿服務不是工具，人跟人之間是能共情的，無論是孩子、大人還是機構，你帶著某種目的去接近一群人，大家能感受到你的功利心；但如果你是出自關心去跟對方交流，這種感覺是不一樣的。前者你在問問題的時候，帶有預設，但后者你不求答案，只是沉浸其中，只是想幫一下忙。

受訪者是否會抗拒采訪？在傳統的新聞倫理和我們自己的想象中，涉及到困難群體的報道我們通常會打碼，我們會覺得人家羞于表露身份。但實際上，當你不是用你的新聞報道給一個群體貼標簽的時候，對方就是一個普通人，TA 可以在特定的支持下跟普通人享有一樣的工作，參與社會分工，探索自己的社會價值，為什么要打碼呢？

我們要面對的不是個體層面的特殊性，而是殘障人士沒有得到應有的適配的環境。這時候不是人出了問題，是環境出了問題。當以這個理念做報道，同時把這種共情傳遞給受訪者的時候，我相信受訪者就會跟你分享。

Q：你曾在未成年人保護報道的評論區提到，“社會服務，社會工作，尤其是社會支持，恰恰最需要擺脫‘事本主義’的樊籠”。你能借此展開談談，社會服務、社會工作發展遇到的阻礙有哪些嗎？

A：我先談談未成年人保護的具體情況，再解釋我所理解的“事本主義”，最后說社會服務面臨的具體阻礙。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面，最直接的就是預防、發現、介入、評估，并不斷循環。具體涉及的議題很多，包括心理健康、殘障兒童、原生家庭監護、侵害行為等。如果按條塊來劃分，也許看起來很細致，但視覺盲點永遠存在。因為一個孩子的成長并不是一條條線就可以拆分出來的。

以《深一度丨那個8歲孩子的家，在哪里？》為例，整個案例雖然很完整地給孩子解決了問題，但是我們也需要反思，孩子一般在6、7歲的時候進小學讀書，為什么這個孩子到8歲才被人發現沒去上學？我們是不是荒廢了這個孩子兩年多的時間？如果要做好這個孩子的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就需要倒推回去：在孩子6歲的時候發現她沒有學籍，這時候應該及時跳出條塊分割，聯系各方尋求幫助，要真正地把一個孩子當成孩子來對待，而非將其看作某個流程或事件，最終作為懸案了結。后來這個8歲的孩子在垃圾桶里撿垃圾，被好心的街坊發現并報警，街坊無意識地履行了公民在未成年人保護中的提出檢舉控告的權利和道德義務。但整個事情充滿了偶然性。

每個板塊的流程都是完整的，但一個復雜個案里，一個孩子需要的支持往往橫跨了教育行政、法律、社會工作、心理健康等等，這些都是需要專業社會力量協同介入的，一旦只是按著流程走，缺失了以兒童為中心以及“國家親權”的思維，就會步步難推。所以街道社區最終能支持這個孩子走出原生家庭的困境，不是因為大家只是把自己的流程走好，而是跳出流程限制，不把自己視為一個問題的最終答案，接著基于問題思考我要找誰，我還可以做什么。

所以這個案例的成功之處，在于大家還思考了社會的其他專業力量會不會有其他解決問題的方案。如果這個事情一開始就有人聯動專業人士，結果也許會推動得更快。政府、社會和市場是有分工合作的，大家要彼此留出開放協作，讓跨界專業力量可以進入的空間，不要太自信地認為自己的專業能力很強，而隔絕了外部的專業力量。未成年人保護里，本來就不是單一學科的事情，也沒有全能專家一說。

在我的個人理解里，“事本主義”的本意是就事論事，解決實際問題。但是，在很多實踐中，事本主義的“事”變成了流程，變成了機制框架，這導致了很多不確定性和問題，我們介入的標準也變成了事件的出現而非以人為本。公益慈善是做“政府做不了，市場不去做”的事情。當大家擺脫不了“事本主義”的思維限制時，公益就會與“政府做不了，市場不去做”的事情產生矛盾沖突。雖然我們了解到許多公益機構面臨著生存困難，但是如果這種思維不斷泛化、固化，很難再有所謂的公益的專業價值。有的人會強調社會需要先對自己專業價值有認可，但是專業價值的認可并不在于政府或市場給TA一筆錢讓TA去做這個事情，而是TA發揮自身的專業能力和價值去影響社會，改變社會。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會有的公益機構或社工機構沒有把問題理清楚，把自身的生存困難與公共性、專業價值認可混在了一起。比如你和TA聊專業價值、公共性的時候，TA會和你聊生存困難，把一切都歸因到了生存困難上。有的機構缺乏額外投入時間和精力去找回自己“遺失”的專業價值的勇氣，沒有想清楚自己在絕境之中要堅持做社會工作還是做一個“勞務派遣公司”。公益跟新聞很像，都是戴著鐐銬跳舞，但是不能認為自己帶了鐐銬，或者把鐐銬帶得特別好，就是把這份工作做好了，就值得這份工資，同時還需要社會在專業價值上的認可。這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事情。

在我看來，另外一個阻礙體現在社會環境的層面。在這個循環里，因為社會未認可專業價值，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在和專業人士交流的時候，更多的是項目式淺層交流，而不是尋求專業建議上的對話交流，這時大家怎么找到突破口，也是有難度的。

坦白說，公益慈善和目前狹義上的社會工作遇到了瓶頸和轉折點。在過往歷史的每一個階段，在轉折點到來的時候，都會有一幫學者或實務人士去推動創新。但是，我們現在好像很難看到在轉折中突破的思維，因為生存都很重要。生存帶來的另外一個可能的結果，就是內耗甚至是惡性競爭，我們很可能在職業化的同時，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市場中的角色，而不再是社會中的角色。而公益報道如果一直還是公益宣傳，也是在固化這種思維。好的公益報道應當啟發人們思考我們的專業機構——以及作為社會一員的我們自己——如何嘗試就社會痛點給出答案。公益慈善、社會工作從來都是創造了社會價值才會有人買單，進而為社會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和福利搖旗吶喊。

Q：關于“無聲面包店”這篇稿子，當時你是怎樣獲取這個線索的呢？稿子里面涉及到一位叫“燦燃”的聽障人士，當時采訪他的時候是怎么進行交流的呢？

A：當時是我同事刷到了它剛剛開店的爆火抖音視頻，然后我們就過去了。我跟我同事有分工，他約訪了無聲面包店的老板，我純粹出于個人興趣，想去嘗嘗TA們的面包，就在面包店待了一整天，中午吃面包，晚上也吃面包。我自己做報道的習慣就是不把自己當做記者，我就是顧客來體驗。TA們也沒把我當成記者，這種狀態挺舒服的。

對燦燃的采訪主要通過紙筆進行。他拿紙筆，我們也拿紙筆，我們寫一個問題，他寫回復，然后他時不時打打手語。整個紙筆交流的過程大概持續了半個小時，但其實沒有聊多少事情。

Q：你是如何把握感性故事中的理性邏輯的？

A：以孤獨癥這個稿子為例，當時采訪量挺大的，當時我們的伙伴是跟著每一個孩子回家，然后家長都專門拿出一段時間做采訪。有時候我們跟TA們相處久了，也知道主要矛盾在哪里，甚至會發現每一個家庭遇到的經歷都是相似的：確認孩子伴隨孤獨癥的時候五雷轟頂，開始時遭遇各種各樣的問題，四處尋醫，接著可能找到了合適的方向。

當中的一個人物——癸汶，我們跟他聊過不止一次，對他的故事很熟悉。我跟癸汶在2019年認識。癸汶小的時候沒怎么進過學校，后來先后進了啟能班、少年宮，最終進入社區廚房工作。社區廚房我有所了解，我起初認為癸汶還沒有勝任工作的能力，但后來，他整個人狀態很好，這是工作場景給他帶來的巨大變化。

就算不寫稿，我們也是長期和這些同學相處。我覺得做孤獨癥議題的報道，做一次是不夠的，現在對很多議題的報道都是口頭上的關注，但這是不夠的。有一批大學生跟過我們一起關注孤獨癥，這時我們會跟學生說，你們有沒有看足夠多的論文？有沒有了解孤獨癥譜系障礙是什么及其分類嗎？知道廣州有多少孤獨癥青年嗎？TA們的真實狀態是什么樣？TA們的就業率是多少？你身邊有這樣的朋友嗎？無論做未成年人保護，還是做孤獨癥障礙，如果沒能成為一個研究者，就很難為TA們有效地發聲。

Q：在探索記者的公益新聞出路方面，你目前有哪些探索成果？

A：其實是個人層面的公益新聞出路，僅代表個人。目前來看，我越來越清楚自己前進的方向，即使我尚未徹底想清楚公益報道是什么，但我也很清楚公益慈善以及社會工作需要的不是宣傳。寫長篇報道是會面對一定張力的，但是在這個頻道里，我們有一定的探索空間與自由度。此外，解困式報道也給我們提供了新思路，我們覺得這也許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現在也在做嘗試和學習。

在實踐的層面，我們也在反思，有的公益報道其實并沒有解困的作用。我不確定這是否有違媒體倫理，但是結合我的經歷和反思，我覺得媒體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事件當中，才能推動改變。“參與”才能讓記者看到細節上的瓶頸。例如，基層的一線行動者并不知道特定群體需要怎樣的康復，以及該去哪里尋找相應的資源。作為跟線記者，即使我有系統性的思維和專業聯動的意識，但在實踐過程中仍可能不清楚遇到不同的情況分別該向誰求助。如果記者自己都不清楚，憑什么要求別人去系統地聯動？每個專業視角都有其局限性，在細節行動上又會遇到旁觀者所不知道的卡點。

因此，在面對復雜個案的時我們還應該思考，真正遇到困難時應該尋求哪些專業資源的幫助，怎么巧妙解決具體的那些行動卡點，不要輕易相信自己就是答案的終點。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實務性的突破，比如列出可供咨詢的專家、機構等資源清單。

最后，也要堅持普及最基本的概念。我們往往只在最開始的時候把某類障礙的基本信息講得很清楚，但后期的報道完全沒有再做闡釋。舉個例子，除了醫學和專業康復老師之外，有多少人知道孤獨癥譜系障礙到底是什么狀況？在不清楚基本概念的情況下，就去提就業支持或社會愛心，都是空中樓閣。當新聞報道涉及背景知識，可以做超鏈接進行跳轉，這或許是一種更負責任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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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黃柏涵 胡可欣

編輯 | 許玉珍?

值班編輯｜梁婉冰

運營總監丨葉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