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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盧魚
編輯|楊旭然
“特普會”沒有達成實質性協議。俄烏并未停火,對俄羅斯的各項禁令也沒有取消,俄羅斯的反制措施也在繼續——這其中就包含了重要的戰略資源:濃縮鈾。
很難想象,對立程度如此之高的兩個大國,卻在濃縮鈾這種核武器、核電站關鍵原材料上有著如此復雜的依存關系。
時間回溯到蘇聯剛解體時,美俄之間達成了一項全球核裁軍與能源安全領域最具影響力的交易——“兆噸換兆瓦”(Megatons to Megawatts)。
按照交易內容,俄羅斯將500噸武器級高濃縮鈾稀釋成低濃縮鈾,分20年(1993-2013年)向美國供給,這構成了美國50%核電站的燃料來源。
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俄羅斯通過出售低濃縮鈾獲得了130億美元資金,緩解了經濟轉型期的財政壓力;美國則以較低成本保障了核電站燃料供應,又防止了核材料落入其他組織手中,形成了一個雙贏的局面。
但是,當我們站在了如今百年未有的世界格局變化中,再重新審視這筆交易的后續影響,以及對中國的啟示意義,就更能體會到鈾作為一個產業,是多么不能輸的一場戰爭。
本文是來自《巨潮WAVE》內容團隊的深度價值文章,歡迎您多平臺關注。
01 地緣
鈾濃縮技術從來不只是工業能力的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甚至某種程度說,它也是國家主權的象征。
鈾濃縮是核燃料循環中最具戰略價值的技術環節。其核心是同位素分離,即將鈾-235從天然鈾的0.7%提純至民用級的3-5%或者武器級的90%。掌握鈾濃縮技術,往往意味著擺脫對核燃料外部供應的依賴,避免能源命脈受制于人。
即便是伊朗,也在頂著巨大的壓力,堅決劃下不放棄鈾濃縮的紅線。這是鈾資源與鈾濃縮技術在國際政治生態中深刻影響力的直接體現。
有意思的是,大國們在鈾安全上似乎都有些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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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因為當年“兆噸換兆瓦”計劃,使2011-2020年間俄羅斯對美國的鈾出口量階梯式增長至51萬噸,占據了美國市場超20%的份額。到俄烏戰爭帶來的禁令升級之前,俄鈾仍然占據美國市場27%的份額,是最大的單一進口來源。
而且俄鈾的生產成本比美國本土鈾低,疊加俄羅斯的補貼傾銷政策,導致美國鈾礦產量在全球市場中的份額從80年代的40%驟降到如今的不足1%。
美國自己的鈾轉化廠(Metropolis)也于2017年停產,但要新建一座鈾礦,光是許可周期就長達7-10年,更別提還要考慮如今美國令人擔憂的本土工業建設能力。
目前北美唯一在運營的商業鈾濃縮設施,是位于新墨西哥州的離心濃縮工廠,該工廠由英德荷合資的Urenco運營,濃縮產能為440萬分離功單位(SWU),最多能滿足美國1/3的市場需求。
以Urenco為代表的歐洲鈾濃縮公司有計劃擴產,但歐盟如今面對的是來自俄羅斯與非洲的雙重地緣政治壓力。
2023年時歐洲原子能供應機構做過統計,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為旗下的反應堆提供了1/5的天然鈾,處理了1/4的轉換服務,并提供了1/3的濃縮服務。
可以看出,歐洲對俄鈾的依賴,一點也不少于對俄氣的依賴。
尤其是保加利亞、斯洛伐克、芬蘭、匈牙利和捷克這幾個40%-60%發電量依賴核電的歐盟國家,境內核電站大多是蘇聯時期建設的,至今仍然依賴于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出口的核燃料。
尼日爾這個前殖民地,則是歐盟的第二大鈾供應國,尤其對核電發電量占比70%的法國至關重要。2023年尼日爾政變后,軍政府就威脅過要對法國“斷鈾”,即便沒有完全斷供,但這種威脅本身就是尼日爾鈾正在脫離歐盟掌控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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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鈾資源同樣高度依賴進口:60%左右進口于哈薩克斯坦,30%左右進口于納米比亞,剩下的則主要進口于俄羅斯,并且俄鈾這兩年的增量是最明顯的。
可以說幾個大國在鈾進口上的選擇,既是歷史因素與經濟因素作用的結果,更是陣營站隊與全球政治經濟博弈的直接體現。
02 做局
全球鈾供應不僅深受地緣政治的影響,還深受西方資本血腥操作影響,尼日爾鈾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法國鈾濃縮公司Orano的前身借著殖民的便利,在1970年簽訂的長期合同中鎖定了尼日爾鈾的收購價為0.8歐元/公斤,與200歐元/公斤的國際公價相比,價差高達250倍,法國轉手就能獲利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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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尼日爾出口鈾礦的外匯收入被強制兌換為非洲法郎(CFA franc),資金存入法國國庫,只能購買法國高價商品,形成了類似石油美元的閉環剝削鏈,徹底扼殺了尼日爾經濟的自主性。
2023年尼日爾政變后軍政府上臺,和之前的馬里、布基納法索一樣加入了西非資源國有化的浪潮,驅逐法國資本,對中廣核違約,卻因缺乏技術、市場、資金陷入了更大的漩渦之中——俄羅斯資本也對尼日爾鈾出手了。
尼日爾政變后,俄羅斯就借著瓦格納武裝保護的名義控制了部分尼日爾鈾礦,抽成50%利潤卻不轉移技術。在中廣核被迫放棄采購尼日爾鈾之后,俄羅斯資本選擇壓低了尼日爾鈾的市場價格。
和尼日爾、歐盟相比,俄資在鈾領域堪稱大鱷,經典的運作案例就是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在2009-2013年間用哈薩克斯坦鈾礦資產三次置換股權,最終控制了加拿大公司Uranium One,從而間接掌握美國鈾產能和澳大利亞核心礦山。
美國資本雖然不像俄資那樣直接控制鈾礦與濃縮鈾產能,但很擅長通過金融工具來操縱鈾礦和產品的價格,以資本定價權替代資源控制權。
美國的SPUT(Sprott Physical Uranium Trust)作為一種實物鈾信托基金,能通過購買和持有實物鈾來影響市場供需,其運作機制對鈾價產生了直接影響。
就在今年6月,SPUT基金重啟了中斷近7個月的現貨采購,增持超過700噸鈾,推動鈾現貨價格從6月中旬的69.65美元/磅快速上漲至月底的78.50美元/磅,漲幅達12.7%。
紐商所和芝商所的鈾期貨合約,又是全球鈾市場的主要定價基準, 由于鈾市場的流動性偏低,日均交易量還不到原油期貨的千分之五,使得金融操作更容易影響鈾期貨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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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上也出現了聚焦鈾礦商與核組件生產商、直接重倉實物鈾信托的鈾主題ETF,還有押注特朗普放松核能監管、計劃配置鈾能公司的自由市場主題ETF,這些ETF的存在,也會推動更多資本流入鈾產業鏈,從而放大板塊價格的波動。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消息是,世界銀行在今年廢除了核項目融資禁令,首次允許主權資本注入鈾基礎設施,通過混合融資模式來降低私人資本的風險。
這對有意于鈾市場的資本來說,無疑是種利好,同時也意味著鈾市場的資本運作會更活躍。
03 擴張
世界銀行之所以會廢除核項目融資禁令,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核電復興的趨勢已不可避免,核電安全也與國家安全密不可分。
發達國家需要新建核電來應對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帶來的電力負荷。
以美國為例,大部分核電機組都建成于上世紀70-80年代,現有在運核電機組94臺,總裝機容量為96.95 GWe。美國能源部(DOE)曾表示,要實現2050年凈零排放目標,核電總裝機容量還需要增加200 G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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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的電力缺口更大,因為其電力需求很可能在2035年翻倍。
以中國為例,這幾年的全社會用電量一直在以6%左右的速度增長,工業與高端制造業的剛性用電需求龐大,急需新增水電、核電等清潔電力的供應。
截至2025年6月,我國商運核電機組58臺、裝機容量6096萬千瓦,核準在建機組44臺,裝機容量5235萬千瓦,總規模首次升至世界第一。
根據《“十四五”現代能源體系規劃》及《中國核能發展報告2025》,中國核電總裝機容量目標是在2035年達到1.5億千瓦,發電量占比有望提升至10%左右,這一目標的實現將直接推動濃縮鈾需求的增長。
我國的濃縮鈾生產能力主要由中國核工業集團主導,該公司在核燃料循環產業鏈中占據核心地位。
盡管中國近年來持續加大核能基礎設施投資,尤其在鈾礦開采、鈾轉化和鈾濃縮等上游環節,中核集團已建設多個鈾濃縮設施,并計劃提升技術水平與產能規模,但缺鈾仍是中國核電產業的客觀事實。
而且,哈薩克斯坦、俄羅斯、澳大利亞等主要的鈾礦國同中國的關系不會一成不變。像哈薩克斯坦就很可能受“友岸外包”政策影響,把鈾優先出口到歐美國家。
鈾礦和鈾濃縮廠的建設周期都比較長,投入巨大,短期內難以快速提升產能。如果不能提前布局,確保2030年前國內供應能力達到6000-7000噸,以降低對國際采購的依賴,那么中國對鈾和核電的需求就很可能被用來掣肘。
中核集團此時讓子公司中國鈾業IPO上市,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借力資本市場推動鈾礦擴產,無論這鈾礦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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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時,中核集團就將國內鈾礦采冶業務(即天山鈾業、錦原鈾業等7家公司)及國際貿易板塊整合至中國鈾業,并收購了納米比亞羅辛鈾礦這個全球第六大鈾礦,以提升對鈾資源的掌控力。
在國內,中國鈾業將會將資金重點投向新疆、內蒙古等地的砂巖型鈾礦項目,通過CO?+O?第三代地浸采鈾技術突破來提升國內產能。
在國外,中國鈾業將會將資金重點投向中亞和非洲,鞏固在納米比亞羅辛鈾礦(全球第六大鈾礦)的控制權,并需要在2036年羅辛鈾礦枯竭前,成功拓展出新的鈾資源區。
對中國鈾業來說,這的確是不能輸的一場全球資源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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