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記｜探索自我、心靈和社會世界的旅程

申超

探索自我、心靈和社會世界的旅程

作者 |申超

作者單位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原文 |

拙作《數字平臺文化生產者的魅力勞動與調節型勞動控制——以社交媒體的時尚與生活風格博主為例》在《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4期發表。這篇文章從孕育萌生到如今見刊經歷了五年多的時光。非常榮幸受到黃老師的邀請撰寫這篇作者手記，讓我有機會回顧和講述這段心路歷程。歷經痛苦但充滿趣味的資料收集和寫作過程，又經過幾次大修和多番打磨，我好似初入學術研究的堂奧之內，但全攬、細觀和領悟的能力還大有欠缺。非常感謝兩位高水平的外審專家和《社會學研究》編輯部的各位老師，因他們的耐心、鼓勵、專業能力和智識水平才有今天這篇論文的誕生。

一、緣起：個人學術經歷與現實世界的交會

這篇論文起源于我在北京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期間，當時師從佟新教授，研究方向是勞動研究和性別研究，當時老師幫我擬定的博士論文選題是關于Prosumer（產消者）的研究，最終我寫就了一本勞動研究方向的質性研究博士論文。時至今日，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的論文仍然未跳離這一范疇。在我讀博期間，這一群體還沒有今天這般規模和影響力。在將研究目光最終聚焦于博主這一群體之前，我在研究的道路上經歷了一些周折。

一直以來，我沒有將研究的取向固著于質性研究或者量化研究，我對這兩個研究取向都有著很濃厚的興趣，一方面，我從小就對文學和哲學有很深的興趣，另一方面，我也很喜歡數學，覺得公式和模型有一種天然的美感和踏實感。我還記得在北大讀碩士期間參加過Philip Gorski教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討課，他有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應該讓問題帶動方法，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先有問題，然后去尋找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法。我不希望自己只會使用某種方法，只能解決某類問題。在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做博士后期間，我繼續從事關于性別、婚姻和家庭的研究，當時，我最感興趣的議題是生育對女性職場表現的影響，也寫了一系列量化研究的論文，發表在《社會》和《社會學評論》等期刊上。然而，在此期間，關于統計模型中各種各樣的因果關系、中介機制、調節機制的論述總讓我有一種“隔靴瘙癢”的感覺，我更好奇的是，在這一堆機制背后，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如何處理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問題，特別是在勞動平臺化和不穩定化的條件下，工作的選擇和實現方式是怎樣的，她們又是如何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在這些問題的驅動下，我開始了對平臺女性勞動者的關注和訪談，漸漸地，數字平臺的博主群體開始向我顯現，我研究的對象也不再局限于女性。大量的文獻閱讀指明了這是一個有現實價值和理論潛力的選題。于是，我的研究視野又轉向了數年前我所從事的勞動研究，開啟了探索數字時代勞動的新形態、新主體和新治理模式的旅程。果然，人生是一個輪回，但風景已然大不相同。

二、在經驗世界中由淺入深

經過多番思考和篩選，我將調研的焦點集中于平臺上商業化程度很高的時尚與生活風格博主。研究者在研究課題開啟之前總是要審慎考量研究的可行性。我的優勢在于，我是一個從小就對時尚、審美與生活風格有著濃厚興趣的人，也是一些博主“VIP”群中的成員，甚至是某些博主眼中能照顧他們生意的“老客戶”。我能理解他們的語言和文化，不會覺得有隔閡，甚至有些人和我很投契。然而，能參與絕不代表能做好調查，我在調研中遇到的困難遠超最初的設想。

作為“一人公司”的勞動者，他們處于一個復雜、無形和彌散的技術—社會系統中。同時，作為文化生產者，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他們的語言和意義世界非常豐富。為了將這個系統和勞動者的主體性清晰、完整地挖掘并呈現出來，我在研究過程中時刻督促自己做到格爾茨所說的“深描”，實現與調研對象的共情式理解，從他們所處的現實世界出發去理解他們，在持續的互動中引導他們將自己對現實世界的理解說出來。從世界出發去理解人的心靈，這是每個社會學研究者必做的功課。這一過程并非單線程的，而是循環往復、持續進行的。在不斷地回訪和拓展訪談對象的過程中，訪談提綱經過了多次更新。但是到了研究后期，我漸漸發現，提綱已經不再重要，融洽的交流過程才是生活世界自然呈現和情感自然流露的過程，我看到的是完整的世界和完整的人。對這些新興的數字勞動群體來說，唯一不變的是一切都在變，唯一能確定的是一切都是不確定的，所以人如何隨世界而變是我在調研過程中最大的體會。為此，我選擇將生命史研究這一方法作為研究后期主要的資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如何從流散和變動中提取不變的結構就是本研究的難題，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就必須做好對系統中各類相關從業者的訪談，他們雖不是博主，但卻與博主的命運息息相關。這需要我在前期做大量的背景性知識的儲備，不斷進行相關資料、書籍的閱讀。初稿投出后的半年多時間里，我也沒有停止資料的收集，甚至在最后一次大修期間，我仍然在進行訪談，因為有新問題和困惑不停地涌現出來。在最后階段，幸虧我的兩位關鍵“線人”慷慨相助，我才得以完成修改，我的論證和分析得以完整地呈現。

三、錘煉式修改：從千頭萬緒到脈絡清晰

2024年8月初，我完成了論文初稿，并在當月將論文投給《社會學研究》。幾個月后，我驚喜地收到了外審專家的評審意見。高興之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修改壓力，因為論文幾乎要重寫。在調研過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這一群體所經受的矛盾、撕裂和糾結：一方面，他們能從勞動中獲得意義、價值和情緒報償；另一方面，他們深處一套“關系”和“結構”中，有很強烈的異化和剝削體驗。我將“量化政體”和“審美主體性”作為論文的核心概念，卻沒有明確找到理論創新的起點，雖然文獻綜述較為詳實，但多停留在各個流派的介紹，理論和文獻的對話也是碎片化的。

第一次返修，兩位外審專家的意見加起來將近3000字。他們肯定了文章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同時提出了文章存在的主要問題，比如主題不夠聚焦、問題意識不夠明確、論證不夠充分、數據使用不夠充分，并提出若干修改要求，包括對特定機制進行分析，進行因果機制性的解釋，提出文章的創新理論思路，提升正文的邏輯性和條理性。審稿意見就分析框架和文獻綜述的修改指出了明確的行進方向，敦促我將研究問題放在“勞動控制機制”和“主體性生成”的互構關系上，在闡釋“競爭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文章的理論思路與創新。第一次大修之后，雖然欣慰于論文整體水平的提升，但是我卻時刻忐忑，因為論文的概念體系龐大且艱澀，包括量化政體、量化政體的二重性、魅力勞動、調節型勞動控制、管理控制、隱性邏輯、顯性邏輯、自我的商品化、數據資本、自我剝削、自我異化，等等。有些概念之間存在交叉、重疊，彼此之間的關系也未能厘清。

第二次的修改意見印證了我的擔憂，文章論證的嚴謹及清晰程度、概念的完備水平、概念及概念間的邏輯關系仍有待提升。外審專家特別對量化政體這一概念的理論依據、界定和創新性提出了質疑。第二次大修讓我感到更深的痛苦和迷茫，我當時想到兩條解決的思路。第一條解決思路是重新界定量化政體這一概念。我當初提出這一概念其實是想和布洛維的“生產政體”進行對話，從勞動產品、勞動力的組織經營和主體性這三個方面展開了分析。但審稿專家指出相關分析忽視了這一概念的內涵、外延、適用范圍和獨特性。我嘗試對照生產政體和數字經濟中的其他勞動體制來界定量化政體，并將它拆分成兩個分析維度。但是，我仍然沒有說清楚量化政體與其他概念之間的關系，以及它與新經濟中其他勞動體制之間的差異，它仿佛并不是一個具有理論潛力的概念。不僅如此，這一概念實在過于宏大，我的界定使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分析視角而不是社會事實。第二條解決思路是提出我認為更能與勞動社會學話語體系適配的概念，包括數字科層制、霸權式控制機制和專制性控制機制這類笨重且宏大的概念。第二次大修后，我經常夜不能寐，因為我對修改后的論文并不滿意，很多問題其實還沒有解決，但我又不知道如何解決。

幸運的是，不久后，我收到了《社會學研究》編輯部的回復，編輯部的老師們為論文的下一步修改提出了非常有價值的建議，通過與黃老師進行將近兩個小時的“頭腦風暴”，論文的修改方向開始明朗，讓我有了“守得云開見月明”的感覺。又經過一個多星期的閱讀和經驗材料的整理，我厘清了自己的分析思路，逐漸整理出鏈鎖式和層層推進的分析脈絡，將分析聚焦于魅力、魅力的商品化、商業圈的運作、調節型勞動控制和魅力勞動。此后，無論是與勞動控制、審美勞動和情感勞動等相關文獻進行對話、尋找理論生長點，還是從威辛格、恩特維斯特爾到米爾斯再到澤利澤的理論路徑的推演，以及對經驗論證的修改，我都感到舒暢和得心應手，深刻體會到什么是“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四、致敬與感謝

首先要感謝的是兩位外審專家，他們的工作為我指明了深入研究的方向，對于重構論文、提升論文的整體水平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同時要感謝的是編輯部的老師們，他們的學術洞察力和修改意見為論文的完成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編輯部各位老師的嚴謹和敬業精神讓我對學術有了更多的敬畏。特別要感謝的是編輯部的黃燕華老師，在艱苦的修改過程中，黃老師對我的鼓勵、理解和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幫助。在反復修改及校對過程中，黃老師對每一處措辭、每一句話、每一條文獻、語句銜接、段落的過渡和總結表現出的工作態度和專業素養讓我心生佩服。

人的成長道路都非一帆風順，但能遇到一位好老師就是人生大幸。我在求學、研究的道路上就遇到了一位好老師，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佟新教授。在佟老師的教導和影響之下，我進入了勞動研究和性別研究這兩個給予我無限意義的研究領域。如果沒有佟老師在學習和工作上的督促和幫助，我今天肯定沒有膽量和能力，更沒有機會去做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