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演王晶，才是“真·老登”

這兩年，在大眾評價體系中，流行一個詞兒：老登。

起初，這詞兒還帶點“解構(gòu)主義”的味道，既犀利，又戲謔，泛指不尊重女性的人或作品。但把《教父》《奧本海默》等經(jīng)典之作拉進“老登電影”的范疇，就純屬無厘頭了。業(yè)內(nèi)人士門兒清，科波拉、諾蘭這些導(dǎo)演，再怎么“老”，人家是要在電影圣殿里“登堂入室”的，跟“老登”壓根不是一個物種。

國內(nèi)批判老登的風潮也勢頭不減，像姜文早就被點名了，不說新片《你行！不上！》怎么個“爹味”，經(jīng)典之作《讓子彈飛》都成了老登代表作。

最近，由于脫口秀綜藝熱播，衍生了新的老登群體——比如馬東、羅永浩等老輩喜劇人。這讓自認“女權(quán)男”的羅永浩破了大防，在社交媒體上掀起一波論戰(zhàn)，圍觀下來，也不知誰贏誰輸，暫且不提。

當然，之所以誕生“老登”這個詞匯并風靡，是因為無論中外影視圈里，“老登”確實多（比如掀起METOO風暴的好萊塢大佬哈維·韋恩斯坦）。但，絕非上述經(jīng)典電影和其執(zhí)導(dǎo)者。

要說眼下活躍的“真·老登”華語電影導(dǎo)演，還真有一位——

王晶。

且不說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三級片的集大成者，最近一兩年，借助短視頻平臺輸出很多言論，頗也令人側(cè)目。最新一例，是7月中旬他對梅艷芳的評價。

當鏡頭對準，話筒遞上，磨皮濾鏡開到最大時，這位自詡看透了香江風云的“講古佬”，如此評價逝去20余年的“香港女兒”：“天分非常高，演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唯獨就是太任性害了自己。”

言語間，似乎帶著一絲惋惜，但更多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論斷，仿佛他洞悉了梅艷芳悲劇的全部根源，并以一個成功者的姿態(tài)，輕描淡寫地將其歸結(jié)為“任性”——

一個在商業(yè)邏輯里等同于“不專業(yè)”、“不劃算”的原罪。

這種論斷的虛偽性，在他對其他藝人的雙重標準中被無限放大。

他將初出道的張柏芝比作“又一個梅艷芳”，標簽同樣是“任性、天賦高得可怕”。看似夸贊，實則暗貶。然而，當話題轉(zhuǎn)向當下依然炙手可熱的劉亦菲時，王晶的口風陡然一變，溢美之詞不絕于口：“她（雖然）不是天賦型的……她是慢慢磨煉出來的……現(xiàn)在她觀眾緣很好！”

言外之意，如今的流量密碼、神仙姐姐、一線女星劉亦菲絕不像要么過世、要么過氣的“前天后”那樣“任性”。

這番“看人下菜碟”的表演，精準地勾勒出了一副“老登”的嘴臉：對逝者和過氣者，他可以肆無忌憚地揮舞道德與經(jīng)驗的大棒，進行刻薄的“總結(jié)陳詞”；而對當紅的、具有商業(yè)價值的明星，他則收斂起所有鋒芒，換上一副溫和甚至諂媚的面孔。

這種極致的勢利，這種只以“紅不紅”作為衡量言論尺度的實用主義，恰恰是理解王晶其人其事的最好入口。他并非不懂人情世故，恰恰相反，他太懂了。

他懂得誰可以得罪，誰必須奉承。

這種精明，其實就是“老登”的本性。

-“唔收得”是唯一死罪-

2003年12月30日，年僅40歲的梅艷芳因病去世。

王晶所說的“任性害死她”，是指什么？又想暗示什么？

即便是指她在演藝圈里“我行我素”，這也跟“害死她”風馬牛不相及——況且梅艷芳是真的“故去”了。

當然，身處娛樂圈，“任性”或者說“我行我素”帶來的后果是——賺不到太多錢。因而，在王晶用他那把金算盤撥拉出的世界里，梅艷芳的人生選擇，是一次災(zāi)難性的“投資失敗”——這和他對商業(yè)成功的狂熱渴望，并將此奉為人生唯一圭臬有關(guān)。

在自傳《少年王晶》一書里，王晶轉(zhuǎn)述了“契師父”楚原的一句話，并視作至理名言：“阿晶，電影圈泡女演員不是罪，遲到早退不是罪，扮嘢擺款也不是罪；而只有一條死罪，就是‘唔收得’！”

“唔收得”，即是“不賣座”。

這句話，成為了王晶電影生涯的最高行動綱領(lǐng)。在他眼中，藝術(shù)、情懷、風骨，或者包括任性，所有這些在藝術(shù)家們看來無比珍貴的東西，在冰冷的票房數(shù)字面前，都顯得無足輕重，甚至是一種累贅。

他的導(dǎo)演之路，始于最純粹的功利。他坦言，自己之所以踏上導(dǎo)演路，不是為了什么藝術(shù)理想或虛榮心，而是“為了老婆大肚，愁分娩費用”。當邵氏老板娘方逸華問他是否有興趣簽導(dǎo)演合約時，他首先想到的是：一萬元訂金能解燃眉之急。

藝術(shù)于他，從一開始就不是神圣的殿堂，而是一個可以換取世俗利益的工具。這種認知，奠定了他未來幾十年創(chuàng)作的底色。

在他的回憶錄中，充斥著對票房數(shù)字的津津樂道。首部戲《千王斗千霸》就收五百萬港幣，是邵氏當時第二高票房紀錄；《青蛙王子》收一千八百萬，一舉打破邵氏紀錄；《賭神》收三千八百多萬，打破香港票房紀錄；《賭俠》收四千萬，與《賭圣》不相上下 。

他仿若不是電影人，而像一個徹頭徹尾的商人，每一次破票房紀錄，都是對他“商業(yè)掛帥”原則的褒獎，也是對那些看不起他的“文藝中青年”和影評人最“甜蜜的報復(fù)”。

當《青蛙王子》以“屎尿屁”的姿態(tài)大勝被影評人捧上天的《英倫琵琶》時，王晶迎來的不是贊譽，而是“cheap”、“低俗”的罵名。他對此憤憤不平，斥責這不過是“一些自認為有文化、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只要心中的信仰被人擊潰，是會做出一些比市井無賴更無恥更不要臉的事”。

在他看來，觀眾用錢投票的結(jié)果才是唯一真理，而那些所謂的藝術(shù)評判標準，不過是酸腐文人的自嗨。

這種根深蒂固的“票房原教旨主義”，讓他無法理解，更無法尊重梅艷芳的選擇。在王晶的商業(yè)邏輯里，生命、健康、事業(yè)，都是可以被量化的資產(chǎn)。

梅艷芳在得知自己患病后，選擇在生命最后的時光里燃燒自己，舉辦演唱會，嫁給舞臺，這在世人看來是一種悲壯的、具有崇高美感的藝術(shù)獻身。但王晶看到的不是藝術(shù)上的堅持，而是一個“產(chǎn)品”因“任性”而提前折舊報廢。

在王晶的算盤上，這叫“非理性決策”，是資產(chǎn)的“不良處置”。他看到的是一個頂級IP因為主觀“任性”，拒絕了更長久、更穩(wěn)妥的“商業(yè)變現(xiàn)”路徑，主動選擇了“清盤退市”。他的那句“任性害了自己”，翻譯過來就是：“你本可以活得更久，賺更多錢，創(chuàng)造更多商業(yè)價值，但你卻‘任性’地放棄了，真是愚不可及。”

王晶用他的商業(yè)邏輯去度量梅艷芳的“任性”，就像用菜市場的電子秤去稱量靈魂的重量，荒謬，且可笑。他不懂，或者說不屑于懂，對于梅艷芳這樣的人，有些東西，比“收得”更重要。那份“任性”，是她對抗命運的最后武器，是她之所以為“梅艷芳”的靈魂核心。

但風云流散，他所熟悉的那個“江湖”，也早已改變了規(guī)則。在如今這個話語權(quán)越發(fā)多元、價值觀越發(fā)復(fù)雜的時代，單純的商業(yè)成功，早已不足以贏得所有人的尊重。

觀眾需要的，不僅僅是感官的刺激與一時的歡笑，還有真誠、尊重與共情。

而這，恰恰是王晶最缺乏的東西。

-投機者的道德雙標-

當然，王晶這個名字本身，其實代表了香港電影最生猛、最草根、最商業(yè)的時代。他用自己的才華與算計，構(gòu)建了一個龐大的娛樂帝國，也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觀影記憶。

他對梅艷芳的輕率評論，絕非一次偶然的“失言”，而是他世界觀的一次必然流露。這讓我們看清，這位在名利場中浸淫了一輩子的“王胖子”，他的聰明，更多的是一種生存的狡黠；他的成功，更多的是一種時代的投機。

他可以是一個出色的“講古佬”，一個精明的生意人，但他唯獨成不了一個令人尊敬的、擁有寬厚與慈悲的“大師”。

有網(wǎng)友指出：“王晶作為曾經(jīng)的三級片扛把子，眼里只認錢的人，有什么資格對早逝的梅艷芳說三道四呢？” 這句話，精準地刺向了王晶的另一軟肋——他那套極其靈活、為我所用的道德標準。

王晶從不避諱自己“屎尿屁導(dǎo)演”的名號，甚至引以為傲，因為這是他戰(zhàn)勝“高雅”的武器。同樣，對于“性感”這一元素，他的運用更是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其中最經(jīng)典的案例，莫過于他對邱淑貞的“打造”。

在《少年王晶》里，他曾詳細講述了如何將邱淑貞從一個玉女，轉(zhuǎn)型為“性感女神”的整個過程。他發(fā)現(xiàn)邱淑貞“極有性感的潛質(zhì)”，并敏銳地捕捉到葉玉卿“豁出去”之后反而暴紅的市場風向。于是，他“建議她轉(zhuǎn)型性感，但定下三點不露的原則……走高檔性感路線”。

請注意他描述這個過程時所用的詞匯，充滿了商業(yè)策劃的冷靜與精準。為了讓邱淑貞安心，他請來《PLAYBOY》的女攝影師，拍攝現(xiàn)場全是女性；他精心設(shè)計海報構(gòu)圖，在報紙上買下全版廣告，用“玉女初露，震驚全港”來炒熱話題；他甚至在電影上映前玩起了“裸背每天轉(zhuǎn)多一點”的懸念營銷。

整個過程，是一場教科書級別的商業(yè)包裝，其核心目的只有一個：將女性的身體與性感符號化，轉(zhuǎn)化為最大的商業(yè)價值。盡管最終《赤裸羔羊》在香港虧了四百萬，但“捧紅了一個性感女神”，這筆投資在他看來是值得的。

王晶最厲害的地方，在于他總能給自己對女性的物化行為，披上一件“為你著想”的溫情外衣。他會告訴你，這是在“幫助”女演員“突破”，是“提攜”，是為她的事業(yè)“另辟蹊徑”。他用最昂貴的時裝和最柔和的燈光，讓你幾乎忘掉了這背后赤裸裸的商業(yè)剝削本質(zhì)。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深諳如何利用“性”作為商業(yè)籌碼的導(dǎo)演，卻回過頭來，以一種長者、智者的姿態(tài)，去評判梅艷芳的個人生活與人生抉擇。這種角色的錯位，構(gòu)成了巨大的諷刺。

他可以為了票房，毫無心理負擔地拍攝和制作充滿性暗示、感官刺激的內(nèi)容，因為這是“市場需要”。但在他的道德天平上，一個女性藝術(shù)家堅持自我、忠于內(nèi)心的“任性”，卻成了不可饒恕的“原罪”。

這種雙重標準，暴露了他道德體系的工具本質(zhì)。他的道德，不是建立在普世的善惡觀之上，而是服務(wù)于他的商業(yè)利益。

當?shù)退缀托愿心軗Q來票房時，道德便可以暫時擱置；當他需要占據(jù)一個制高點去評判他人時，他又可以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痛心疾首的“人生導(dǎo)師”。這種靈活的道德身段，是“老登”在江湖中安身立命的法寶，卻也讓他的所有“說教”都顯得無比廉價和可笑。

這種雙標的道德身段，是老江湖的護身符，也是“老登”的照妖鏡，照出的，是空洞、投機且毫無原則的內(nèi)核。

-捧強踩弱的生存哲學(xué)-

王晶的“老登”本性，最集中的體現(xiàn)，就是他處理人際關(guān)系時那種深入骨髓的“捧強踩弱”的勢利。他的一生，都在與各種“大佬”打交道，并從中學(xué)會了一套趨利避害的生存法則。

他對給予機會的“大佬”們，從不吝惜贊美之詞。他盛贊邵氏老板娘方逸華是“堅韌不屈的勤奮女性”，是“極有魄力的女子”；他欽佩邵逸夫先生在商業(yè)決策上的“忍”字訣，認為其“智慧爆棚，學(xué)到三成都發(fā)達”。

王晶對將他推上事業(yè)高峰的向華勝，更是心存感激，稱其“逼出了我的潛能”，“電影觸覺之敏銳，今日我仍未見人出其右”。對于向華強，他則稱其為“極有領(lǐng)袖魅力的老板”，在他旗下做事如沐春風“沒有后顧之憂”。

這些描述，固然有事實成分，但字里行間那種對權(quán)勢的敬畏與仰望，則顯而易見。他深知，在香港電影這個資本與人脈交織的叢林里，得罪這些手握資源的大佬，無異于自斷生路。

他對明星的態(tài)度，同樣遵循著這套“強弱”法則。在與周星馳的合作中，他坦言兩人初期“好合得來”，但隨著周星馳氣場改變，變得“霸氣”，兩人合作變得困難。然而，他并沒有選擇硬碰硬，而是采取了“意見不同，我問他：‘這樣好不好？’‘唔好’‘你話點？’‘得，照你意思’”的策略。

他甚至直白地承認，與周星馳的合作“純粹是商業(yè)上互相利用”。面對如日中天的周星馳，他選擇了妥協(xié)與利用，這是一種面對強者的務(wù)實。

20年后，王晶無法“再利用”周星馳之后，在后者深陷人情漩渦時，毫不猶豫地加入“倒周”大軍，選擇了落井下石，狠狠踩上一腳，盡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本色。

當他面對那些失意者時，態(tài)度則完全不同。在《少年王晶》里，他對演員汪禹的描述，即為一個絕佳的例子。

他先是承認汪禹曾是與成龍、傅聲齊名的功夫小子，但很快便筆鋒一轉(zhuǎn)，開始細數(shù)其“麻煩人”、“玩嘢”、態(tài)度囂張的種種不是。他將汪禹的墮落歸結(jié)為名利來得太快、不懂珍惜，并詳細記述了其后來吸毒、四處借錢、眾叛親離的慘狀。

整段文字，充滿了“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道德優(yōu)越感，將汪禹塑造成了一個典型的反面教材。

對強者，他仰望、妥協(xié)、利用；對弱者，他俯視、說教、批判；對沒法再利用的，則是翻臉不認人、狠踩一腳。這套法則，在數(shù)十年后的今天，被他原封不動地用在了劉亦菲和梅艷芳身上。

劉亦菲是強者，是當紅的、能帶來利益的“神仙姐姐”，所以他要夸她的努力與后天磨煉，這是安全且討喜的贊美。而梅艷芳，則是無法反駁的逝者，所以他可以毫無顧忌地給她貼上“任性”的標簽，將復(fù)雜的生命悲劇簡單化、污名化。

這種根植人性深處的欺軟怕硬，在年輕時，可以被稱作“識時務(wù)者為俊杰”；但到了暮年，當一個功成名就的人依然固守著這套叢林法則，并將其作為向公眾輸出的價值觀時，就只剩下“老登”的猥瑣與不堪了。

撰稿 | 筱熙

策劃 | 文娛春秋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