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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世運會史無前例的點火儀式:水上之火
今晚,成都世運會盛大開幕。
作為中國大陸首次舉辦的世界運動會,這場體育盛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江蘇,一個叫“蘇超”的草根足球聯賽也在瘋狂刷屏。
當我們把這兩個賽事放在一起觀察,一個有趣的問題浮現出來:在這個體育日益商業化、精英化的時代,什么樣的賽事才能真正“營城”?
是砸重金請來的國際巨星,還是街坊鄰居的真情實感?是高大上的競技表演,還是接地氣的全民狂歡?
世運會和“蘇超”給出了相同的答案,卻用了不同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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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世運會與“蘇超”對標之前,我們先要知道世運會的來龍去脈及其獨特的文化基因。
這并非一個簡單的“非奧項目合集”,而是一場自誕生之初就承載著“讓體育回歸民眾”使命的全球性運動。正是這一核心理念,讓成都的國際盛會與江蘇的草根聯賽,產生了異曲同工的深刻共鳴。
奧運會自誕生以來,其比賽項目便以西方現代體育為主導。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傳統體育項目若想“入奧”,往往需要經歷漫長的培育發展,并完成一套現代體育規則化與奧林匹克化的轉型。
這意味著,它們必須在奧林匹克推崇的標準化、競技化標準與自身獨特的傳統文化特質之間做出艱難取舍。也因此,一部分未能進入奧運殿堂的體育項目,反而更完整地保留了其傳統文化的本質、鮮明的民族特色與獨特的原始風貌。
世運會的價值正在于此。它為這些項目提供了一個全球性的展示舞臺,既著力傳承和發揚武術、龍舟等底蘊深厚的傳統體育文化,又為飛盤、跑酷等充滿活力的現代新興運動提供了成長和交流的空間,讓不同類型的體育項目在國際視野中實現多元發展。
這種包容性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根植于其發展歷史的深刻實踐。
1989年,在德國卡爾斯魯厄舉辦的第三屆世運會成為一個標志性的轉折點。那一屆賽會,組織者創造性地邀請普通市民加入部分比賽項目,首次實現了頂級賽事與當地居民的直接互動。這一舉措大獲成功,并由此開創了“賽事、運動員與主辦地城市相融合”的辦賽傳統。
當我們理解了世運會的這段歷史和核心價值后,它與“蘇超”的內在聯系便豁然開朗。
“蘇超”的本質,是讓足球這項運動擺脫職業化和商業化的束縛,回歸社區、回歸街頭,成為連接鄰里、凝聚城市的文化紐帶。
世運會的使命,是守護那些尚未被全球商業體育體系“格式化”的運動項目,保留它們的文化本真和民眾基礎,并倡導賽事與城市的深度融合。
兩者雖然一個自下而上、一個自上而下,一個根植本土、一個放眼全球,但其精神內核驚人地一致。
它們都是對過度精英化、商業化體育的一種“回歸”和“修正”,致力于讓體育重新成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成為文化表達的載體和社群交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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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世運會第一次競賽經理會議,展示了投壺、踢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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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超”的球員里,65%都是各行各業的普通人——村支書戴虎、空調維修工許俊杰、青訓教練單偉,還有高二學生門將嚴子航。
這些人脫下工裝就上賽場,讓觀眾一眼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那種親近感是任何包裝都做不出來的。
世運會走的也是這條路,只不過舞臺更國際化。
參加成都世運會的中國體育代表團有321名運動員,年齡最大的50歲,最小的13歲,平均年齡23.8歲。其中教師、學生、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和自由職業者約占2/3,甚至還有殘疾人運動員。這種包容性讓體育真正回到了大眾身邊。
兩個賽事都很聰明,沒有把自己局限在體育場里,而是把整座城市都變成了舞臺。“蘇超”搞起了“足球夜市”,把比賽和徐州香包、剪紙這些非遺文創,還有本地美食統統串聯起來。
球迷花10塊錢買張票,不光能看球,還能在全城商圈享受餐飲折扣,一張10元球票能撬動2000多元的連鎖消費。南京那場比賽就吸引了上百萬人流,帶動商品銷售3.4億元。
成都世運會把“營城”寫進了頂層設計,提出“辦賽、營城、興業、惠民”的方針。他們搞“票根經濟”,整合賽事、演出、展會、景區等6大類46項票根資源,覆蓋市民游客多元消費場景。
比如,以成都王府井購物中心等各大商圈同步推出滿減、贈券、抽獎等活動,持有世運會票根的市民游客可享受網紅人氣美食餐廳8.8折、指定酒館贈送半打啤酒或買一送一等專屬優惠福利,以及服飾等生活好物優惠。
借力世運會,四川加大“健身場地設施補短板”力度,利用城市“金邊銀角”打造“家門口的運動空間”,2024年四川省人均體育場地面積比2022年提升了27%。
截至目前,成都已新建、改造體育公園 77 個,建設社區運動角 407 個、天府綠道新空間 830 處。同時,成都還打造了 130 個 “世運空間”,為市民提供了新的運動和體驗場所。
這種系統性的布局,就是要把賽事的短期熱度轉化成城市發展的長期動能。
這兩個賽事的成功其實說明了一個道理:真正能“營城”的體育賽事,不是那種高高在上讓人仰望的,而是能讓普通人看到自己、參與進來的。
這就是世運會和“蘇超”給出的相同答案——讓體育回歸民眾,用賽事激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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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立交橋下的籃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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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回歸民眾”是兩個賽事共同的底色,那么在激發熱情和布局“營城”的手法上,它們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路徑。
“蘇超”玩的是激化矛盾,通過城市間的較勁來點燃激情;世運會走的是握手言和,用區域合作的大格局來服務國家戰略。
江蘇素來有“散裝江蘇”、“十三太保”的說法,13個地級市各有各的脾氣,誰也不服誰。“蘇超”的組織者把這種微妙的競爭關系“公開化”,每一場城市德比都包裝成關乎面子的“文化戰爭”。
南京對陣蘇州被炒作成“吳越爭霸”,徐州的比賽干脆叫“楚漢之爭”。球迷們喊著“為家鄉而戰”,那股子勁頭早就超越了足球本身,更像是在為自己的文化身份正名。
有意思的是,這種刻意制造的“沖突”反倒催生出了空前的經濟交流。各個主場城市開始卷起來,紛紛推出政策大禮包來吸引客隊球迷。
成都世運會是另一種玩法,它的眼光不是向內看競爭,而是向外看合作。
川渝兩地借著這個機會首次聯合推出“城市夜經濟嘉年華”,目標是把“成渝一小時經濟圈”升級成“一小時消費圈”。
兩地在“票根經濟”上實現資源互通,持有成都世運會門票的觀眾,不僅能在成都享受170多家商戶的優惠,還能在重慶的部分商圈、景區、餐飲企業獲得專屬福利,助力形成“成渝消費共同體”。
“成渝雙城登高健身活動”等系列賽事,延續了“成都啟幕、重慶收官”的輪辦機制,營造世運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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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一地辦賽、兩地聯動”的模式,此類活動不僅提升了雙城經濟圈的體育凝聚力,也為世運會期間的區域賽事協作積累了經驗,體現了“體育搭臺、經濟唱戲、民生受益”的協同發展思路。
這種合作思路的“營城”邏輯很清楚,就是要通過協同效應把區域經濟的蛋糕做大。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邏輯:
“蘇超”通過強化城市間的對抗來凝聚內部力量,激發的是那種為家鄉榮譽而戰的感性認同;
世運會則致力于打破行政邊界,通過協同合作構建更大更強的區域共同體,服務的是理性的發展大局。
它們一個以國際視野推動區域共贏,一個以本土情懷激活城市競爭,卻共同指明了體育的方向——
連接人與人,賦能城與民。
聯系電話:028-6525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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