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怎么保護邵醫生們不被輿論傷害？

文 | 北方朔風

我們往往希望社會輿論最終能導向一個好的結果，但是最起碼在互聯網時代，輿論并非每次都讓事情有好的結果，比如這次周口市第六人民醫院邵醫生的悲劇。一個經驗深厚，富有職業精神的醫生，被逼到自殺的地步，無論如何都是巨大的悲劇。而這類事情，并非只發生過一次，到底還要有幾次才能不再出現呢？

當然，把這次的悲劇說成是網絡暴力，其實是只說了一半。雖然確實幾個患者家屬參與了對邵醫生的網暴，但是對邵醫生的車進行侮辱性破壞涂鴉這個事情，可是發生在下線的。這并非是那種難以找到賬號后人員身份的網絡暴力，而是可以找到實際責任人的，有線下的明確證據的情況，這比單純網絡暴力想要處理起來，實際上是簡單很多的。

所以我們看到，對周口事件的批評，一個主要的觀點是認為當地公安機關和醫療部門沒有在事前處理這件事情。明明在事發之前邵醫生和家屬都已經報警，為什么沒有妥善處理這件事情？類似的批評在當下的熱點事件中很常見，因為過去一段時間發展的路徑經驗，很多部門習慣性用和稀泥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然而和稀泥的作法既不符合當下的輿論環境，同時還培養出來一批鉆空子的人。公眾希望改變這個情況，這無疑也是當下社會治理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筆者也希望經常和稀泥的現狀改變，但是在周口這類事件中，如果當地公安機關提前處理這件事情，那么就一定萬事大吉嗎？恐怕并非那么簡單，輿論很可能會變成當地機關和醫院聯合壓制患者與家屬的正常訴求，類似的事件并不是沒有發生過，某些當下為了邵醫生而義憤填膺的意見領袖與自媒體，到時候又會站在什么位置呢？

以這次的事情為例，參與網絡暴力的三家患者家屬，他們真的不知道邵醫生已經盡職盡責了嗎？從現在已知的情況，邵醫生在這三個患者的處理中沒什么問題，面對羊水栓塞的處理更是盡心盡力。其實他們心里也多多少少都是知道的，但是他們也想利用輿論鬧一鬧，看看能不能爭取補償。但如果不出意外，假如當地公安機關提前出手，各路反對“按鬧分配”的意見領袖，怕不是又要“關注弱勢群體”了。

雖然筆者依然完全不認可當地公安機關和醫療部門在事發之前的處理方式，但是他們的行為并非是沒有原因的。輿論在醫患矛盾之中站在錯誤一方的情況，發生的次數并不少。從這個角度，我們會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和稀泥的方式并非是簡單的懶政。

如果非要說的話，醫院在這類問題上，大概有三個方面可以改進，分別是法律，宣傳與心理健康。注意，這里說的并非只是周口第六人民醫院，而是覆蓋了我國大多數醫院，雖然他們沒有這么激烈的問題，但不代表他們沒有缺陷。

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我國大多數醫院沒有專門的法務團隊，面對各種醫療糾紛的時候，處理的手段往往都不算成熟，對醫生的法律保護，也差了點意思。像是美國的各路醫療集團，都有規模龐大的法律團隊處理各種情況。雖然筆者并不支持搞成美國那個樣子，但是該有的東西沒有，還是不合適的。

宣傳則是另一個方面的問題。我國不少醫院宣傳水平不低，十分擅長使用新媒體形式，還打造出了一些明星醫生。但是這里所說的宣傳，指的是面對類似醫患矛盾情況下的輿情處理，這方面恐怕就需要專業的團隊了，在當下的情況，只靠捂蓋子是解決不了問題的，相反可能會讓問題更加復雜。不過這種團隊著實不多，就算是專業的流量明星，輿論團隊往往也犯下低級失誤，就算是美國的巨頭，搞輿論也依然會翻車。

心理健康是個很現實的矛盾，就算沒有醫患矛盾，醫生往往也面臨著巨大的心理壓力，近年來醫務工作者自殺的案例并不少見。類似心理咨詢這樣的形式雖然并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有助于防范風險。

不過就算是有心理咨詢門診的醫院，內部往往也沒有這樣的設置，更別說這種科室都沒有的了。面對網絡暴力與社會壓力，往往是更善良的那些人更容易受傷，如果遇到一個滾刀肉，網絡暴力的邏輯反而不太管用了，如果用女性主義那套去攻擊那個患者家屬，只怕是什么用都沒有。所以設置心理健康部門是有助于保護好人的。

坦白來說，這三者都有它的必要性，但是在降本增效的大環境之下，又有幾個醫院愿意設立這樣的部門呢？即使我們可以從技術上論證這些部門的價值，但是又有幾個領導有積極性去設置呢？這恐怕需要行政的力量才能落實。

而某些資金雄厚的私營醫院，如果既擅長法律，又懂得搞輿論，那么人民群眾的維權是否會很困難呢？雖然我國醫務工作者的道德水準確實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但醫患矛盾各自情況不一，并不是所有時候都是醫生占理，并非每個醫生都有邵醫生這樣的道德水平，而按照資本規律運行的醫療系統的問題，顯然遠非一個道德問題。

而如果沒有醫院甚或更強力的部門在背后支撐，這類醫患矛盾輿論問題自然容易滑向混沌。從常識來說，邵醫生的醫德深厚，能力上也可以處理極為復雜的羊水栓塞問題，理論上在輿論中是有巨大優勢的。但如果不是因為她以這么極端的方式尋求自證，就算她做的再好，依然會有人對邵醫生進行網絡暴力。

理由也很簡單，這些患者家屬在網絡上對于邵醫生的攻擊已經有幾個月的時間了，那么在事情演化成今天的悲劇之前，那些稱贊邵醫生曾經行為的內容，點擊量又有這些網絡暴力的幾分之一呢？說到底，對立的內容，是更利于流量的傳播的。

人在判斷問題的時候，往往只能靠有限的資料，患者家屬完全可以用裁剪式表達的方式，使得很多人形成先入為主的印象。而短視頻與社交媒體的算法，更是會加重這種偏見；同時醫學本身的復雜性，又會使得對此缺乏理解的普通人，更容易產生恐懼心理，想想某些完全不符合科學的“健康短視頻”的點擊量，我們不難意識到，在當下制造醫患矛盾或是其他的矛盾，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每次遇到類似的事件，對平臺的批評都是必然的，但請恕筆者直言，雖然確實落地了不少的整改措施，但是最終的結果卻都談不上理想，即使考慮到國際上的經驗，我們也確實沒有看到什么解決的方案。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不應該僅僅局限于對這些平臺進行道德批評。原因無他，各種網絡暴力與虛假信息的事件，平臺無疑都是有巨大責任的。但是這個責任，并非是來自于平臺的某種惡意，而是當下互聯網的基本邏輯，也就是流量就是一切。

互聯網是當下世界最大的廣告平臺，所以在這樣的邏輯之下，流量就是金錢，而互聯網企業就是為了賺錢，這是非常直接的資本主義底層邏輯，不改變這個最底層的邏輯，當下網絡的各種問題，就沒有辦法徹底解決。

其他的問題都只是這個問題的表現形式，比如說有人認為，當下網絡暴力的增多，原因之一是因為審核人員被降本增效成了不靠譜的AI。但這只是問題的表象，底層問題是，降本增效本就是當前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的邏輯，比如說在特朗普勝選之后，砍掉事實核查員的各路美國互聯網企業，究竟是一顆紅心向特朗普呢，還是降本增效的成分更多呢？畢竟，現在的硅谷股票，可是一裁員就上漲啊。

長久以來，我們都把互聯網當做是一個虛擬的世界，但如今，這個虛擬的世界已經對現實世界有著極大的影響了，虛擬世界已經是真實世界的一部分了。如果繼續讓這個世界按照純粹的資本主義邏輯運行下去，那么我們恐怕不得不看到一個現實，就是以流量算法驅動的平臺，對整個社會產生的負外部性，遠高于帶來的正面屬性。作為一個公共平臺，這種情況是完全不合理的。

當然，究竟要什么樣的社會形式才能限制互聯網帶來的負外部性，終究需要實踐給予我們答案，我們不該提前預設結論，而這個答案，來的大概也不會太快。但那樣的形式，大概會是某些天天最喜歡說什么互聯網自由的人不太高興，不知道他們說的自由，是否包括被當猴耍的自由。

這套流量為王的邏輯，影響的遠不止企業，更多在于對網民的影響。說到底網絡暴力這種事情，雖然必然會有少數人作為主導，但是如果沒有大量普通網民的參與，那也是形成不了的。而這些普通網民，并不需要收錢，也不需要什么其他的東西，只要所謂的正義感就可以驅動他們進行網絡暴力。

但說到底，正義感只不過是人類這種物種大腦高級活動帶來的一類情緒，和現實之中的正義沒什么關系。而算法驅動的社交網絡，實際上可以通過類似斯金納箱這樣的形式，通過對人的馴化，來批量制造正義感。通過觀點類似的一群人，一塊說著看似大義凜然的話，個人很容易陷入正義感的陷阱之中，甚至出現所謂的正義感成癮。

而類似的情況，又何止在醫患矛盾問題之中出現呢？性別問題，文化問題，乃至于哪個運動員歷史地位高的問題，都可以在互聯網制造出這種正義感的先進。

偏偏在當下的互聯網，要反駁這件事情是極其困難的。因為這套邏輯的背后，是被一種庸俗化的“人民史觀”所驅動的，而這種庸俗化的“人民史觀”，偏偏又極其流行，甚至哪怕最看不起人民群眾的新反動主義者，也會使用這套話術，反駁這套東西很容易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

人民史觀的意思是什么呢？簡單來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通過生產生活創造歷史。但這從來不意味著人民不會受騙，不會犯錯誤，干什么都是對的。偏偏后一種的史觀在有時候更加流行，其實這倒是可以理解，畢竟后一種史觀，很符合新自由主義大環境之下，那種虛假的個人自由最大化原則，十分滿足新自由主義催生的自戀問題，通過混淆自戀與自由，欺騙了太多人。

在互聯網算法的助推之下，這種假人民史觀十分流行，于是我們看到，不少人在某些假的過分的熱點之下，以為人民發聲為理由，發泄著自己的情緒，就算自己錯了，也不愿意承認，永遠被騙，永遠熱淚盈眶；

或者就是在輿論不向著自己的情況下，說出“這屆人民不行”這樣奇異搞笑的話，或是開除掉和自己觀點不一樣的人的人民籍。這哪里是什么人民史觀，簡直是唯我獨尊史觀啊，喜歡的就是人民，不喜歡的就是敵人。

說到底，人民史觀并非是一種自戀的史觀，相反是很現實主義的，但互聯網算法助推之下，放大了一些人心中的自戀。就以醫療問題為例子，這類專業問題是有一定門檻的，人民史觀代表的是大家有權利在醫療問題之中捍衛自身的一切正當權利，但是不代表非專業人士的點評大于專業人士。

至于那些傳播不實信息的KOL，他們其實也沒有那么多選擇，作為一個個體，對不同的事件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假如一個KOL的點擊量，以迎合情緒化為源動力，當他有一天無法迎合情緒的時候，他就會被淘汰，這和KOL作為創作者本身的能力或是道德其實沒什么關系，僅僅是互聯網流量規律的一種表現形式。意見領袖的地位，大概接近于左拉語境下的“知識分子”，是社會治理的重要部分。但當下這樣的意見領袖模式，真的能幫助社會治理嗎？

這些并非是什么“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批評，而是對于當下流量驅動之下的互聯網情緒的一種描寫。顯然，這并非是正常人想要的情況，我們不該把這樣的現實當做是輿論的正常情況，這是亟須改變的。

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希望用富有公民精神的公意，來參與社會的治理，公意并非是簡單的大眾意愿，而是在理性驅動的公民精神之下的意愿。思想家們希望通過公眾教育來實現這一點，但是幾百年之后的今天我們再回頭看，這種公意的想法，顯然是過于理想化了，最起碼當下的教育，是實現不了這一點的。

當下的現實中，輿論究竟該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是個需要時間去檢驗的問題。但輿論不能也不該成為無限制情緒與暴力的工具。網絡暴力成了明碼標價的成熟生意的社會，是我們都不希望看到的，我們需要保護好人不受到輿論暴力的傷害。

一個更完善的輿論場，不應該由情緒與流量代替真正的正義，否則社會的公平正義將總是難以保障。如何朝著這個目標前進，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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