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丨許倬云：我們面臨的今日世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p>

這四句，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

——許倬云

01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

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于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有著理想志業的第一個類型的知識分子。

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時，抗議的第四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出現最多，如東漢黨錮。

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為理想，針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的膨脹、宦官挾皇權的作威作福，于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成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即歷史上的“黨錮之禍”。

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著儒家的理想針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無錫東林書院

當其他文化系統進入中國時，中國也會提出一些新想法作響應。漢末到南朝，佛教進入中國，挑戰了中國的文化系統，讀書人發現：中國習慣的王朝制度有說不通的地方；董仲舒那套，也有許多問題，不能自圓其說。

于是，大家不斷進行討論：靈魂是滅還是不滅？精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一個出家人既然已經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禮？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統治不屬于統治范圍的出家人？

這種情形，就是當一個已經固定了的大系統，碰到外面的挑戰時，許多讀書人會投入其中，參加辯論，去做這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的詠嘆，說人民富足，遠游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顰鼓動地來”，霓裳羽衣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

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長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后來中國的理學。

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陽明，又把韓愈的系統加以精密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為一個精密的唯心論。由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不斷努力。

王陽明

在文官系統中做事，有沒有好的人？

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為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為完成任務。遠的不說，就以我家遷到無錫去的祖先為例：他做了一輩子苦官，哪里有水災、旱災，就被派到哪里去。

他以七十二歲高齡，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導修堤，回到岸上還要放糧賑救災民。他從二十五歲到七十二歲，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個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輩子做了他該做的事，到死不過得到“國之勞臣”四個字。

此外，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中“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么名氣，就屬這一類人物。

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

02為時代提出新解釋

在王陽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統的思想方向。如李贄，提出高度的個人主義，基本上與儒家的群體結構主義相當悖反。

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區，是小區共產社會，也與古來中國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

再如黃宗羲，他在《明夷待訪錄》提出來的想法，根本就是廢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時也設想了一個以讀書人為主體的民間議會（學校），由議會決定政務，所有的諸侯與地方官員要聽議會的話。

這里提出的這三個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03知識分子面對新的挑戰

到了清代后期，中國面臨更為龐大的西方挑戰。

之前，中國曾經碰到過許多挑戰，有來自北方的武力挑戰，有來自西方、南方和中亞的啟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戰。

此外，也不斷有不同的經濟體系引進來的物品與物產，造成經濟上的挑戰，像明朝對外的貿易，就使明朝的經濟型態有巨大改變。但這些挑戰，都不如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后所面臨的大挑戰。這個大挑戰，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度過。

鄭和下西洋紀念郵票

面對這個大挑戰，我們可以看一下知識分子的幾個態度：

第一，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對現實激烈的響應。他的《大同書》世界，其實有相當的革命性。

第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要調和里外。

第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政治理論綜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從未上過“三民主義”課，當我進大學時，政府曾經下令大學不必讀《三民主義》。長久以來，我們把“三民主義”當成官學太久，有點看不太起它。

現在回頭想想，其實“三民主義”有些頗不錯的觀念，基本上比康有為與張之洞的觀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試、監察兩權的“五權制衡 ”。 中國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統論，相當了不起。

中國的管理系統，有兩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統、公司結構到今天都還沒做到，那就是：一、晉用人的客觀性；二、運行時間中不斷考核。

我在讀歷史之余，有時替管理學院講講課，并將講演的記錄出了幾本管理學的小書，書中我特別提到中國的文官制度有相當特別之處，孫中山就能覺察這一點。

04知識分子與全盤西化

上面談到的知識分子，或為時代提出新的解釋，或是提出未來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盤西化這批知識分子得到勝利。五四人物和一些左派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統全盤端進來。

實際上，這兩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謂“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會、本系統之內，或做解釋工作，或懸掛理想，或做良師、良吏的知識分子；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們意圖將另一個文化整盤端進來，從那個花盆移植到這個花盆，從那一土壤移植到這一土壤。

Intelligentsia原本指當年東歐學習法國的先鋒人馬，例如：波蘭曾有一批人要全盤學習法國；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現，一如俄國小說《羅亭》（Rudin）中所描述。

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誠，希望轉眼就改革功成，但他們通常面臨的情況是外來事物與本地土壤不適合，端進來的東西要不是削足適履，就是必須改變土壤，而不會去改植物。

改植物，是橘移淮為枳；改土壤，就是徹底把土壤改過來，有人就如此做過，結果失敗了。

日本的“開化好男子”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戴著像煙囪一樣高高的帽子，學跳舞，沒有女伴時就兩個男人聽著西洋音樂跳舞。日本漢字本來的詞匯，也硬要找個西方詞匯代替它。

日本的“飯”，有二種字，一是本來的，一是“rice”。這都是intelligentsia搬運的現象，但整體來說日本是家里的部分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職員主義，以下午五點鐘為界，必須喝兩杯酒才能跨過這界限，轉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義。

05當今時代課題

如何從Intelligentsia轉變成新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嚴重課題。

從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維度，基本上都有了相當大的缺失。嚴格說來，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

一百年下來，我們還處于移植階段，沒有真正主動懸出一個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蓋中西與人類的大系統。我們在做良吏的時候，沒有想想搬進來的法律與自己的社會之間是否脫鉤。

最近大家在報紙上、電視上看到種種官司，就會發現一般人的常識判斷與法律條文之間，以及當為與不當為之間，常常不符合。

有幾位我非常欽佩的老師，不欣賞中國戲曲（例如京劇、昆曲），也不愿讀中國小說。比如，胡適之先生熱心改造，卻沒有認真地推敲中國文化資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國小說，也把小說定義得太窄了。雖然我對胡先生以及老師輩們心存感激，但為了學術良心，還是必須把問題指出來。

那我們這一代，對西方文化資源有沒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沒有。很多跟我同輩的學者，包括我在內，對西方文化資源都沒有足夠的認識，也沒有認真去思考過。太多西方文化的擁護者與批判者，其實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太多介紹西方學派和理論的人，其實沒有理解這些不同學派間的淵源與分合轉變。

以教書而言，我們都在介紹一鱗一爪，并沒有追蹤到基督教、希臘、羅馬，更不用說埃及、兩河與日耳曼傳統。

我們也沒仔細推敲「后現代」何以是「后現代」？它有多少來源？有沒有想到「解構」到底解的是什么樣的「構」？「解構」的動機在哪里？如果對中國與西方文化資源這兩個課題上，我們沒有做過真正認真的思考與整理，那表示我們還沒有轉化成為新的知識分子。

更大的難題是，我們面臨的今日世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以美國的學術界與同時代的歐洲學術界相比，美國學術界缺少知識分子。美國的知識分子在作家、記者與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學府之內。

美國的知識分子不在堂堂學府之內

學府里只見專業教師、專業研究者，他們只問小課題，不問大問題，也很少有人批判、針砭當代，更懸不出一個未來該有的境界。他們只看見保守與自由的對抗，卻不再提問“自由”該如何重新界定？

一個醫生在他專業的領域里，可以不自覺地做個好人與好醫生，卻沒有自覺地去追問什么是“專業倫理”？去追問醫藥資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錢人？

在美國，目前開始有些人在做這件事情，醫學院里逐漸有「medical ethics」這門課。我的侄女嫁給一個醫生，他現在不行醫，改讀人類學了。同樣的，在臺灣有沒有人問醫藥倫理這方面的問題？很少。

除醫藥專業這一行外，還有其他太多太多的專業，但它們的專業倫理在哪里？經濟學家的設想，是為了全民的均富，還是只為讓富人更富？法律專家的思考，是為了保護全民的財產，還是只為保護富人的財產？

今天一個個科學實驗室，已成為一個個小的創收基地，人們只從創收著想。在臺灣，我們有沒有把“專業倫理”納入國科會的評審條件內？國科會的問卷會問你“有沒有專利權？”這對學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為問這個問題就是鼓勵創收。

全球正經歷巨大轉變，知識已成為商品。像藥學就是重要的商品，因為原料太便宜，賣的價格卻又太貴。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藥水，這么小瓶，價格25塊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藥。二十五塊美金的價格如何來的？里面有二十四塊九毛九被實驗室賺走。

知識已成為商品，也已成為權力的來源，掌握知識的人操縱市場。新的婆羅門（Brahmana）階級正在出現。印度文明中，婆羅門以他們的知識占有一 切特權，他們是貴種，其他人則是賤種。

新的婆羅門階級正在出現

婆羅門最后是和拿刀拿劍的剎帝力（國王）合作，即知識 與權力的結合。

在今天，我們的“國王”是那些財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財富低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06年輕朋友的期許

未來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許可以發展到極致，但其目的與意義卻沒有人問。未來的世界，顛覆文化的人很多，卻沒有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張載所期許的四個志業？

過了七十歲以后，凡是公開演講，我都當作最后一次。今天的談話，我心情非常沉重。在美國、大陸、臺灣看到的種種，使我痛感事情的嚴重性。當然我不希望這是我最后一次演講，盼望明年有機會能再次和大家同堂。

如果明年不幸無法見到各位，希望年輕的朋友們愿意做傻瓜，承擔痛苦，抗拒財富與權力誘惑。這就是我在母校努力的心愿，謝謝大家！

本文轉自： 許倬云說歷史微信公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