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多少生育補貼，你才愿意生孩子？”

7月28日，國家 層面的 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 正式 公布 ： 從2025年1月1日起，無論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領取3600元補貼，直至年滿3周歲 。

這項政策的出臺讓國人迫不及待，一個月前財政部還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正在“抓緊建立”、“加快推進”；一個月后，政策發布當晚，滿足條件的家長就已涌入發放補貼的小程序，把領錢入口擠到癱瘓。廣東省政府辦事官方小程序“粵省事”就顯示，“當前使用人數較多，可嘗試重新進入或稍后再試”。

社交媒體上，新一輪關于生育補貼的討論再次抵達高峰，其中最直接的靈魂追問莫過于“給多少生育補貼，你才愿意生孩子？”鳳凰網一項超過8萬人投票的民調顯示，50%的投票者認為，當每年生育補貼超過1萬元時才愿意生孩子，23%的投票者認為，“給多少都不生”。關于這個問題，早在2023年已經登上微博熱議，當時網友對于補貼金額過少的辣評是，“給你5元購物券你愿意買法拉利嗎”。現在這條評論又回歸成了新的生育補貼帖子下的高贊評論，有網友算了一筆賬，3600元平均到12個月，每月補貼300元，但如今一罐嬰兒奶粉動輒賣到200-400元，言下之意，對于養孩子的家庭而言國家補貼恐是杯水車薪。但反對者排隊反駁這種觀點：“有總比沒有強”，“不要可以不領”。

盡管多數人認為補貼金額與心目中“愿生孩子”的數目相距甚遠，對于一個人口大國而言卻是中央政府每年千億元真金白銀的財政投入。財新網認為，這是中國政府多年來最大規模“投資于人”的財政轉移支付項目，而對于補貼力度，學者則建議，地方應該以國家補貼為基礎進一步探索，“總體來說不太可能做減法”。

事實上，在全國性生育補貼政策前，各地已經為了鼓勵生育使盡渾身解數，舉措主要聚焦于“鼓勵已有一胎的家庭多生孩子”，包括但不限于給二胎、三胎階梯式發錢、補貼購房。此外，烘托婚育氛圍、嚴打阻礙婚姻的“天價彩禮”，也成為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重點。

回溯最早的鼓勵生育政策，是在2021年7月，也即中國鼓勵生育“三孩政策”出臺的那個月，四川攀枝花就開始補貼二、三孩家庭，每月發放500元補貼直至孩子3歲，每孩共計補貼1.8萬元。當年的媒體報道此事時，也特地用上了驚嘆號：“全國首個！”

此后，生育補貼制度漣漪般散開，截至2024年底中國已有30多個地方擁有“生育紅包”的福利。截至目前，地方補貼的最大手筆來自內蒙古呼和浩特，它在2025年3月宣布，為第三孩及以上子女補貼高達10萬元。

但多項措施并用是否能真的提高生育率，在全球范圍來說都要打一個問號。日本、韓國、瑞典等發達國家都在補貼、休假等多措并舉后，迎來生育率新低的困局。

“人類不太想生孩子了，尤其是中國人成為全世界最不想生孩子的群體了。”人口經濟學家、攜程集團聯合創始人梁建章在《人口戰略》一書中寫道。低生育是危險的，因為人口經濟學家們的共識是，人口驟減將挫傷國家創新力，進而殃及一國的經濟效率和全球競爭力，長此以往，到2040年，中國將受到老齡化這種“經濟體慢性病”的嚴重威脅。

如何破解低生育率難題？或者更具體些，如梁建章書中所說，如何“維持人口規模的優勢，保持強盛的創新力和綜合國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只生一個好”轉向“多個孩子多個寶，利國利民又防老”之后，中國各地陸續打響“人口保衛戰”，各顯神通，走上探索之路。

在梁建章看來，當代人過高的生育成本——高養育成本、高房價、教育內卷等等——是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生育補貼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措施，它最容易實施，見效也最快。

經濟學家任澤平團隊也于2022年1月10日提出盡快建立鼓勵生育基金的倡議，“央行多印2萬億元，用10年社會多生5000萬孩子”。

盡管這樣的倡議在這個此前一年剛剛廢除了“超生罰款”的國度一時語驚四座，近四年來，不少地區面對每況愈下的生育率，不得不走上補貼之道。在多地廣發生育紅包之外，又一項常規操作是買房補貼。

2022年8月，國家17個部門聯合發布的“生育支持措施指導意見”中，備受關注的一條正是：住房政策要向多子女家庭傾斜。

截至2024年2月，已經有超過60城出臺二、三孩家庭購房補貼政策。據媒體統計，大部分城市的購房補貼為1-5萬元/套。“出手最闊綽”的是浙江紹興市上虞區——對符合條件的三孩購房家庭補貼30萬元房票，在購房時直接抵扣房款。上虞區在2023年4月出臺的13條優化生育政策一度被稱作“催生政策最齊全”，甚至包括三孩入園、入學不受學區房限制，0-3歲三孩及其母親能享受每年最高300萬元商業保險等內容。為了順利執行這套“最全催生政策”，當地預計年支出財政經費一億余元。

此外，多地明確多子女家庭可以增購住房一套，部分城市上調了住房公積金最高貸款額度，對多孩家庭給予購房優惠政策，并加快了銀行放款的速度。

發錢到底管用嗎？

僅以真正率先“打響‘生娃補貼’第一槍”的攀枝花為例。三年來，這座四線城市共發放3000萬元補貼金，約4000個家庭申領。至于效果——2023 年，出生率為6.81‰，略高于2022年6.27‰，但低于2021年的6.95‰——總體仍呈下降趨勢。

2024年10月29日，在三聯生活周刊發起的微博投票“生育補貼能提高你的生育意愿嗎？”里，有網友評論：“給你5元購物券你愿意買法拉利嗎？”“以后數學補兩節課就沒了。” 網友的感嘆亦有研究數據作支撐：育媧人口研究2022年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提到，如果將一個孩子撫養到18歲所花成本，相對于本國人均GDP的倍數來計算，中國是6.9倍，幾乎是全世界最高。

對此，梁建章早有預判：用補貼來“催生”是有效果的，但催生效果如何，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補貼的力度有多大。他曾建議，國家可以考慮用每年拿出5萬億的財政支出來補貼二孩家庭，依據是——現在全世界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在鼓勵生育，每年花費GDP的1%-4%，而歐洲國家發放現金補貼占GDP比重遠高于日韓，這也是歐洲國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東亞的原因之一。他由此建議，讓中國的二孩家庭，從孩子出生到18歲，總共獲得100多萬的生育福利（他特別強調，100萬聽起來很多，但是就是一個家庭把孩子撫養到18歲的經濟負擔）。

100萬元——這比當今中國生育補貼最大手筆的內蒙古呼和浩特，還多出了每孩90萬。

綜上，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賈擁民表示，用生育補貼來催生的想法固然很美，只有一個問題：錢從哪兒來？

事實上，地方政府在拿出真金白銀的政策前，已經使盡渾身解數，包括但不限于苦口婆心勸婚勸育，烘托多生的氛圍。

2024年5月底，8輛公交車，攜帶著全新的車身廣告——“適齡婚育”“優生優育”“夫妻共擔育兒責任”——開始了日常運營，穿梭于深圳龍崗區11條街道。這個場景并不算新奇，公交車作為一種“客流量大、流動性強、直觀醒目、覆蓋面廣”的日常交通工具，如今被計生部門視為絕佳的傳播載體。2023年3月，福建寧德市計生協會就已讓婚育標語登上了102輛公交車，部分線路還一直播放優生優育視頻，目標是營造濃厚的婚育氛圍，讓廣大乘客受眾“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

流動的公交車只是“三孩時代”的滄海一粟。足夠細膩的市民會發現，計生部門及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對于婚育氛圍感的營造，早已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可能是2022年廣東計生協舉辦的書畫展上的一幅作品，大字隸書著“家有三個寶，利國利民都說好”。可能是浙江金華從2022年就開始打造的“尋找最美三孩孕媽”年度活動，獎品如VIP產房、月子中心免費住。也可能是2023年“兩會”時政協委員祝連慶的倡議——在全國范圍內設立“生育文化節”，并參考過去“獨生子女家庭光榮證”的形式，頒發“三孩家庭光榮證”。它甚至差點進軍中考——山西晉城澤州縣一度頒布政策，“二三孩中考加10分”——可惜輿論壓力之下，澤州方面最終低調刪除了“中考加分”的表述。

最雄心勃勃的當屬湖南省長沙市，2024年10月10日，當地宣告了“全國首條新型婚育文化街”的落成。當“生三胎最牛”“輔導作業最牛”“我愿意帶崽”等系列標牌在潮宗街上出現時，引發了當地的激烈圍觀。

其中一處網紅打卡地名叫“嫁校”。校門外裝扮著中式婚禮必備的紅布花球，室內設計了科目一至科目四闖關環節。順利闖關的情侶將獲得“準嫁證”，而通關的單身人士也將收獲“實習嫁證”一張。比如，在科目二甜蜜承諾環節，你可以和另一伴戴上“我愿意”頭箍，貼上“我愿意做飯”“我愿意帶娃”的承諾書；科目四是育兒體驗環節，你們能提前感受給寶寶換尿片、喂奶粉的生活日常。

一些無法與“嫁校”共情的網友，干脆地將這條街概括為：“中式恐怖”。當地一位婚慶主持實地逛了一圈后，也禁不住在社交媒體上吐槽：“我們婚禮人不敢踩的紅線，潮宗街全踩了個遍。” 而當人們打開手機，會發現計生部門的努力已經從物理空間綿延到了虛擬空間，名曰“指尖上的新時代婚育文化”。2023年5月，浙江寧波計生協在微信上線了一套表情包，自認“計生協系統首創”，上面那對卡通夫妻相敬如賓，始終撅著U型嘴微笑，旁邊寫著“科學育兒～”或者“真棒！”

在陜西西安，市衛健委和計生協則選擇在一個浪漫的日子——2023年七夕——給市民送去沉甸甸的短信祝福：“愿您愛情甜蜜、適齡婚育、優生優育……賡續中華血脈，共擔復興重任！”

2024年10月30日，國家衛健委旗下“健康中國”公眾號隆重刊文《女性生孩子的四大好處》，一時振聾發聵。文章反對民間流傳的“一孕傻三年”，鄭重指出女性生兒育女的優勢：懷孕可以緩解痛經、減少子宮肌瘤發生、預防腫瘤以及，讓女性更聰明。文章強調：“孕育是一段艱辛又華麗的旅程……孕產婦和家人應更多關注生育帶來的正面價值。”不過目前，該文已被發布者刪除。

與時俱進的，還有中國計生協于2022年7月啟動的“中國婚育調查”。它在全國100個縣市區開展，有20000名20-49周歲的男性和女性接受了調查。調研問題相對定向：“您認為婚姻有哪些積極意義？”“您認為一個家庭有幾個孩子最理想？”

官方通稿里，沒有年輕人的身影，只有一位社區居民——江蘇蘇州楓橋街道馬浜社區居民許阿姨。許阿姨對此舉大力支持：“（現在的小年輕）要么不愿意結婚，要么就是結了婚不愿意生孩子，這真的需要好好地調查一下。”

除了抓生育，抓婚姻也是當代中國計生協的工作重點之一。畢竟，良好的婚姻是成功生育的開始。

婚姻登記界的“迪士尼”大約要數河北邯鄲峰峰礦區。當地在一座公園里打造了建筑面積達500㎡的5A級公園式婚姻登記中心，親切地寫著“愛在峰峰”，并涵蓋了一系列以“婚姻”“愛情”為關鍵詞的打卡地：愛情廣場、婚俗文化館、婚緣長廊、愛情小亭、愛情成語棧道……

2023年五四青年節，2000多名單身男女匯集于此，參加這個“愛情迪士尼樂園”的首屆相親交友活動，荷爾蒙彌散在空氣中。該市計生協曾記錄當日盛況：“牽手成功的男女青年由講解員帶領參觀了婚俗館、婚姻登記處等，看看過去結婚使用的老物件，聽聽過去的婚俗歷史……”目前，全國類似的公園式婚姻登記點270多處。

與此同時，一場空前盛大的“婚俗改革實驗”也正在神州大地鋪開，目標是抵制高價彩禮和婚禮大操大辦。2021年4月，民政部確定了第一批全國婚俗改革試驗區，共15地，實驗時間為期三年；后又增加了17地為第二批，同樣是三年。目前，中國已擁有“32個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創建各類婚俗改革實驗單位1800多家，官方口號之一是“為愛情‘減負’，給幸福‘加分’”——簡言之，天價彩禮不啻為婚姻的最大阻力，一定要“嚴打”。

在此實驗中的山西運城鹽湖區，全區233個行政村、76個社區成立理事會，將彩禮限額原則上不超過6萬元等規定寫入村規民約，公開上墻，以表決心。在各村（社區）紅白理事會的積極推動下，效果漸顯，“每年紅白事費用可節約300萬元以上”。

在河南洛陽伊川縣推出的“紅白喜事辦理指導標準”里，婚禮細節更是被規范到了極致：彩禮不超過3萬元；迎親車輛不超過10輛，反對豪華車隊；婚宴總桌數不超20桌，城區和農村每桌分別不超480元和300元（均含煙酒）；鄉親、同事隨禮100元以內，親朋好友200元以內，等等。

河北邯鄲永年區則是反向操作，由市場監管局自上而下向全區餐飲企業提出倡議：“抵制‘訂婚宴’ 、倡導移風易俗”。

為了營造“領證”時的莊嚴感，前述32個實驗區均提升了婚姻登記軟硬件環境，設立婚姻文化館或婚姻文化長廊。不少地方開展了“好家庭”“好婆婆”“好媳婦”評比活動，希望“從身邊人、身邊事、身邊榜樣來感化鄰里、和睦家庭”。

為了挽救那些還能“挽回”的婚姻，全國超過90%的縣級以上婚姻登記機關也設置了婚姻家庭輔導室，由專家悉心布置。《中國社會報》曾報道，輔導室內的裝飾不能用藍、綠冷色，也不能用大面積紅、黃——以免發生肢體沖突；室內擺放象征夫妻恩愛的小擺件，張貼其樂融融的全家福圖片或者婚戀箴言，“激發當事人對家庭過往的美好回憶和對未來幸福婚姻生活的憧憬”。

婚俗改革的同時，在一些地方，政府把發放“生育補貼”前置到了“結婚補貼”。最新一例是山西呂梁，當地近日出臺，在本地登記結婚且女方年齡在35周歲及以下的夫婦，獎勵1500元。隨即有網友熱心詢問：“領完錢再離婚可行嗎？” 此外，“35歲以下”的年齡限制也戳中了公眾的痛點。有網友感嘆：“原來35歲不僅遭企業嫌棄……”當地財政局一名工作人員向媒體透露“年齡門檻”的緣由，不經意間道破了“真相”：

“通常結婚就涉及生育，年齡再大就屬于高齡產婦了。”

當前，越來越多的國家跌入了“低生育率俱樂部”。據聯合國統計，1986年，只有19個國家提出鼓勵生育的政策，而到了2015年，這樣的國家達到了55個。如今，昔日的人口第一大國、努力減少人口長達36年之久的中國也加入進來。

先看看東亞鄰居們。20世紀90年代起，日本政府開始催生，當時日本適齡女性只會誕下1.57個孩子。和許多國家一樣，其催生政策無外乎發補貼金，延長育兒假，鼓勵男性做家務并休陪產假，呼吁公司縮短工作時間等。 東京政府還曾別出心裁地推出了官方AI約會軟件，11000日元（合人民幣511元）注冊費可使用兩年，注冊后需要完成110道性格測試題，之后AI會自動推薦適合的對象。

此外，日本婚戀市場還嘗試“推廣西式婚禮”策略，畢竟浪漫、夢幻色彩似乎會讓結婚這件事看起來更有誘惑力。

可惜——諸管齊下，2023年日本的出生率創了過去125年來的新低。

韓國是如今全球生育意愿最低的國家，其2023年總和生育率為0.72，比中國（2023年總和生育率為1.0左右）還墊底。2024年6月，韓國總統尹錫悅宣布“韓國進入人口國家緊急狀態”。如此緊迫的局勢很難讓人聯想到半個世紀以前，該國政府也曾推行過限制人口出生的政策，韓裔教授廉敏哲（音譯）表示，當年帶兩個以上的孩子出門坐公交是一種社會性恥辱。

著急的韓國政府想出了“想升職，先生娃”的招數。它在2023年宣布，從2024年起，基層公務員如果生育兩個或以上孩子，在晉升時予以額外加分，孩子越多加分越多；如果孩子生得足夠多，退休返聘年限也能頂滿至十年之久。

——當時細心的網友指出，前韓國總統尹錫悅在催生一事上毫無說服力，因為他本人和妻子就膝下無子，反而養了四只狗三只貓。

世界范圍內，一派主流觀點認為，女性不愿意生兒育女的重要原因是父職的缺失，因而支持政府采取措施鼓勵男性投入到育兒事業中去。此外也有專家認為，如果提供帶薪家庭假或免費日托，出生率就會奇跡般地上升。

在這些方面，瑞典一直走在世界前沿。它不僅是全世界第一個（1974年）以“育兒假”取代特定性別“產假”的國家，又在1995年推出了“爸爸月”政策：在孩子出生后，給沒休過產假的父母（通常是父親）一個月的育兒假（工資按照80%付）。2002年，這個悠長假期延伸到60天，并于2016年進一步延伸到90天。然而，如此慷慨，瑞典的人口出生率也沒有上調。

于是專家們得出一個無法被證偽的結論：如果沒有這個“爸爸月”，事情可能已經更糟糕了。

2024年10月13日，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政府能讓人們生更多的孩子嗎？》，記者Motoko Rich在盤點了全球的催生政策后，悲觀地總結道：人類史上，政府的確可以控制人口，但只有人工減少的政策成功了，人工增多（催生）的政策遭遇了全球范圍內的潰敗。她認為，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帶有干涉性和強制性的人口鼓勵政策，都沒有見到成效。

所以，在中國各級政府努力下，人們會生更多的孩子嗎？

2024年6月的一天，一位來自湖北、快40歲的二胎職場媽媽接通了社區打來的電話，對方熱切地詢問：你好，最近打算要三胎嗎？

早些時候，安徽省也人性化地考慮到那些完成絕育手術后打算再次生育的人們——他們恢復生育手術的費用由其所在單位或者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給予補助。上個月，江蘇無錫，一位新婚的年輕女性發帖表示，街道辦已經開始致電詢問最近有無生育打算，并仔細詢問了最近一次月經的時間。

2025年7月28日，一位39歲北漂媽媽正在出租屋里查看全國生育補貼的申領方式。消息是前同事提醒她的，說“相當于國家補貼一個月一桶奶粉”。她的孩子到2025年12月份滿3歲，“還能領一年”，“有總比沒有好”。不過，她認為對于父母雙職工的家庭而言，小孩的開銷主要還是在“托兒”方面，“如果上最便宜的普惠托班，一個月的開銷大概在3500（元），延長托管時間，每個月還要再多交2000塊”。她期待更多后續的地方育兒利好政策發布。

號角再次吹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