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度改革與人口結構:語言學校步入結構性衰退
2025年,日本語言教育行業正處于一次深刻的結構性轉型期。根據文部科學省發布的《令和5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結果》,全國認定日本語教育機構數量已從2020年的746所下降至2023年的696所,三年內減少6.7%。與此同步,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數據顯示,2023年留學簽證新發放總量中,語言學校類簽證同比下降約7.8%。
與此同時,日本國內18歲人口持續減少,文科省在其《令和6年度文部科學白書》中指出,18歲人口將在2030年跌破100萬人,這對依賴海外初級留學生為主的語言學校行業帶來雙重壓力:
- 海外生源競爭加劇,亞洲以外的申請者減少;
- 日本本土教育體系對語言教育投入意愿降低。
更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語言學校被視為“專門學校之前的橋梁”,但其在國家教育政策體系中并不擁有制度性地位,這導致其對財政補助、教師培養、教學標準等方面長期處于邊緣狀態。換句話說,語言學校既承擔著日本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第一道門檻,又缺乏作為“正規教育機構”的結構保障,其脆弱性在近年來政策收緊與人口衰退中全面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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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購潮背后:法人結構缺陷與資本重構邏輯
在語言學校數量下降的同時,法人主體的更迭正頻繁發生。據日本《官報》與《全國法人登記簿》的公開資料,2023年到2024年間,東京都范圍內至少有14所語言學校完成法人代表變更,多數從獨立運營的小規模法人轉移至職業學校集團或教育投資基金名下。這種現象不僅限于東京,大阪、福岡、埼玉等地亦出現相似趨勢。
語言學校法人多為“株式會社”或“任意団體”,這使得其股權或代表權的更替較為靈活。不同于“學校法人”等公益性質的教育機構,株式會社語言學校不受《學校教育法》第三章有關審計、成果披露、理事會治理等規定約束。這一結構雖然降低了設立與運營門檻,卻也為資本運作與短期行為埋下隱患。
語校網研究人員在追蹤多起收購案例后指出:部分并購發生后,原校法人在未經師生充分溝通的情況下變更經營方針,甚至出現課程重組、教師解聘、住宿安排中斷等問題。而日本現行法律尚未建立專門針對語言教育機構的“法人變更公示制度”或“學生知情權保障機制”,這使得在校生常常在“既成事實”下被動接受新制度。
此外,在某些案例中,收購主體并非傳統教育集團,而是以盈利為主的中介聯盟或不動產基金,其意圖并非提升教學質量,而是獲取長期簽證市場份額、轉售學籍通道或將學校作為地區補貼申請的工具。這種情況不但削弱了教育本質,也侵蝕了語言學校作為“文化與語言橋梁”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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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學生結構變動:中國申請者成為決定性變量
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在留外國人統計(令和6年1月時點)》數據顯示,日本境內持有“留學”簽證者總數為345,791人,其中語言學校類在留人數大約占比40%。在過去幾年越南、斯里蘭卡等國生源因政局動蕩或經濟放緩出現銳減后,中國申請者的持續回流成為諸多語言學校維持運營的核心希望。
但這一趨勢并不意味著行業全面回暖。以JLPT為例,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在2024年5月的全國調研指出,2023年度語言學校類學生的N2合格率不足30%,其中在校生不足80人的小型學校更是普遍低于15%。合格率偏低的原因主要包括:
- 教師隊伍不穩定,師資多為兼職或臨時聘用;
- 缺乏系統教學規劃,以“應試沖刺”為主;
- 招生導向壓倒教學導向,部分學校把簽證維持作為首要任務。
中國學生在選擇語言學校時仍高度依賴“朋友推薦”或中介機構,而后者往往更關注合作傭金與招生回報率,忽視學校的法人結構、教學成果與升學出口等關鍵指標。
語校網作為長期關注語言教育制度的研究平臺認為,這種現象造成了“結構性錯配”:高素質學生流入低質量學校,最終影響了留學路徑的穩定性與未來升學乃至就業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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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將轉向“數據可視化”與“法人信用”雙軌監管
2024年6月,日本文化廳發布了《日本語教育機関運営指針(第2案)》,明確提出以下幾點改革方向:
- 建立“教育成果の見える化”制度,要求各校公布學生出席率、JLPT成績、升學去向等量化指標;
- 引入“法人履歴管理機制”,強制記錄法人代表更迭、資質變動與經營風險預警;
- 鼓勵學校進行“課程質量第三方評估”,并接受文科省或行業機構定期認證。
此外,文部科學省在《令和6年度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就學支援方針》中也首次將“在留中斷率”、“退學率”、“不法滯在者占比”作為語言學校綜合評估指標,意在通過學生實際結果倒逼學校制度改革。
這些舉措顯示,日本語言學校的制度邏輯正從“自由經營”轉向“成果導向+信用管理”雙軌驅動。未來,無教學成果、法人頻繁更換、信息披露不全的學校,將難以獲得簽證配額,也將被排除在日本高等教育路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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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語校網視角:中國學生的結構性選擇重構正當時
面對一個制度正被重塑的教育行業,中國學生的應對策略必須發生轉變。語校網研究團隊指出,在語言學校的結構性選擇中,應優先考察如下維度:
- 法人類型是否具備穩定性(如非盈利法人、長期運營歷史);
- 教學成果是否量化可查(包括N2合格率、EJU成績、升學去向);
- 是否具備課程設計連貫性(是否為“課程—升學—職業”一體化);
- 學生構成是否多元(單一國籍占比過高往往暗示招生路徑單一)。
語言學校并非孤立機構,而是連接“語言—教育—社會”的鏈條起點。它的法人結構決定了治理能力,它的教學成果決定了升學可能,它的招生邏輯決定了制度信任。
2025年之后的日本語言學校,將逐步走向結構治理時代。對于中國留學生而言,是時候以結構視角而非價格視角來看待語言學校的選擇邏輯。
文中引用出處:
- 文部科學省《令和5年度日本語教育機関調査結果》(2023年12月)
- 文部科學省《令和6年度文部科學白書》(2024年4月)
- 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在留外國人統計(令和6年1月時點)》
- 日本文化廳《日本語教育機関運営指針(第2案)》(2024年6月)
- 文部科學省《令和6年度私費外國人留學生就學支援方針》(2024年5月)
- 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全國日本語學校JLPT合格率統計》(2024年5月)
- 官報法人公告?東洋経済法人更迭追蹤報道(2023–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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