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又退了？教科文的“三進兩出”困局

民智評論

作者：黃卓然，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2400字，預計閱讀時間7分鐘）

退群再起：文化多邊主義遭遇挑戰

2025年7月22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總統特朗普決定于2026年12月正式退出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理由包括該組織存在“反以色列偏見”“推行分裂性文化議題”“親中傾向”等。

這并非是美國第一次作出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決定。早在1984年，里根政府就曾以“管理不善、被政治利用”為由退出該組織；2017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宣布退出，原因同樣包括“反以色列傾向”和教科文組織承認巴勒斯坦為獨立國家。

距2023年拜登政府重返該組織不過短短兩年，美國再度“退群”，這種反復無常的行為既體現了美國國內文化的分裂，更體現出文化多邊主義在當今地緣政治中面臨的挑戰。

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的此次退出不僅指向美國利益優先的戰略考量，更具有文化保守化、單一化的傾向。將聯合國與美國國內意識形態斗爭捆綁，用“woke”（覺醒）和“分裂性議題”等標簽，抹黑多樣性、公平性與包容性（DEI）政策。

這一操作既為美國保守選民釋放了強烈信號，又通過自身國際影響力來削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公信力，同時為“打壓中國等競爭對手在全球文化合作平臺中的影響力”，以及調整美國文化外交方向預留空間。對于全球文化多邊合作而言，這是一次切實的震蕩。

美國國內文化戰爭的外溢

美國此次退出是特朗普反復無常特性的延伸嗎？要理解美國的再次退出，就必須將其置于國內政治脈絡之下。

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長期受到美國國家利益、國內政治文化斗爭的塑形。在陳述退出原因時，美國官員指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行的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議題與美國民眾支持的“常識性政策”完全背道而馳。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今年3月美國的政策——特朗普炮轟哈佛等高校，公開宣稱“DEI是有毒的，在我們的公立大學中沒有立足之地”，不僅將DEI從外交與教育系統剔除，還禁止聯邦機關使用包含DEI意識形態的AI模型。

美國在聯合國的退出可視為國內文化戰爭的外溢，有兩層目的：一是把文化多邊平臺塑造成保守主義的“靶子”，以強化特朗普在國內的選民動員能力；二是通過否定DEI議程，重新定義國際文化合作的邊界，把傳統價值與國家利益掛鉤。

這意味著，美國在文化多邊機制中不再扮演以往的建設者，而更像是破壞現有規則的批評者。這不僅削弱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原有的議題空間，更有用多邊文化合作為大國內部政治斗爭鋪路之嫌。

直接沖擊：資金撤出，文化項目受挫

美國原本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重要建設者和資助方，但近年來其出資比例已降至8%。盡管如此，其退出仍將給組織運作帶來一定壓力。尤其在文化保護、教育公平、性別平權和全球遺產修復等領域，美國的撤資將直接導致項目融資出現缺口。

例如，大峽谷等美國本土世界遺產項目可能失去國際協作與技術支持，伊拉克摩蘇爾的城市重建、跨國性別平等倡議也將因資金削減面臨不穩定。

▲重建中的摩蘇爾城

此外，教科文組織與美國高校、博物館及研究機構有大量合作，美國退出意味著這些機構失去了一部分國際平臺、研究資金和文化交流的通道。這不僅是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行動力的削弱，也不利于美國自身文化資源的交流和保護。文化遺產保護和教育合作不再是純粹的公共品，而被迫卷入了大國的權力博弈。

以退為進：削弱多邊公信力

相比將此次“退群”視為簡單的“抽身”，將其看作實現美國利益的戰略性操作或許更為合適。首先，通過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貼上“親中”標簽，美國試圖破壞該機構的中立性。

一位白宮官員甚至稱中國正利用其在教科文組織的地位“按照自身利益塑造全球標準”。這樣的說法，旨在讓國際社會對教科文組織的議題導向產生懷疑，同時借助“反中”敘事為美國退出尋找正當性。

其次，美國此舉必然不意味著完全放棄文化外交，而更像是轉向更“可控”的雙邊或小圈子合作的信號，甚至或將與其可信盟友開展替代性文化項目。這種做法能繞開多邊平臺的廣泛牽制，實現美國優先的文化議程輸出。

然而，這種策略帶來的后果，是將文化合作從廣泛的多邊公共品推向小圈子私有化，瞄準政治同盟。這不一定會影響全球文化合作的公共性，但必然會動搖美國的全球文化領導地位。

這種“以退為進”的策略不僅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公信力受到影響，也否定了美國作為多邊文化機制創始成員的歷史角色。可以說，特朗普政府是在用一次“退群”，與美國自己曾推動建立的國際文化秩序決裂。

空缺與機遇：中國與全球南方的接棒

然而，美國的退出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其他國家創造了填補空缺的機會。自特朗普上次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后，中國已成為該機構的最大資金捐助國。

在美國撤資后，中國等國家可以通過增加對世界遺產保護、跨國教育及性別平權項目的投入，與其他國家一起完善組織政策制定中的空白。對中國而言，這不僅有助于擴大文化合作的國際影響力，也可以在多邊框架下推進自身倡導的“文明互鑒”“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

同時，中國也需要與全球南方國家、歐盟及其他國家共同構建議題共識，將文化多邊主義的核心重新聚焦于“教育公平”“文化多樣性”“遺產保護”等超越意識形態的公共議題，減少被標簽化的風險。通過去政治化的議程設計，增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為全球文化公共品平臺的吸引力，才有可能在這場多邊文化震蕩中重塑新秩序。

文化多邊主義的歷史抉擇

美國的再次退群，不僅是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挑戰，更是對全球文化多邊主義秩序的沖擊。當國際公共文化品被裹挾進大國國內政治與地緣斗爭中，原本超越意識形態的合作空間便面臨著瓦解的風險。

但危機中也孕育著變革與重建。如何在分裂的國際格局中重塑共識、使文化合作免受意識形態綁架，并讓教育、遺產保護與文化多樣性繼續成為人類共享的公共事業，將成為未來各方必須面對的抉擇。

能否在沖突與合作之間找到新的平衡，不僅決定著教科文組織的未來發展，更關乎文化多邊主義能否在動蕩的世界秩序中延續下去。

撰稿：黃卓然

編務：黃卓然

責編：梁雨迪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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