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路線斗爭的始末

好久沒有薦書了，今天跟大家推薦一本劉統教授的《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斗爭始末》。

劉統教授生前在軍科院和上海交大專研黨史軍史，也許不如某些所謂專家名氣大，但他的書是真扎實，依托于實實在在的材料，既是嚴肅的寫作，但又引人入勝。

劉統教授的著作很有特點。一是他很會選題，幾本最重要的著作，例如《北上》、我今年頻繁引做參考的《東北解放戰爭》，還有講我黨初建歷史的《火種》，它們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又不曾深入了解的歷史段落，像重新發現一個熟人：哦，原來他有這么多故事啊！

在描述這些段落時，體現出劉統教授的第二大特點，他不僅能把歷史的本末和原委講清楚，而且通過講述能讓讀者一步步找到問題的答案：這件事為什么會發生？一個隊伍為什么會成功？以及一個人是怎么涼涼的。

所以這本《北上》，我也愿稱之為《張國燾是怎么涼涼的》。

歷史講成王敗寇，但敗下來的人物未見得不重要，有的還非常重要。張國燾很早就下線了，可始終是黨史上一個繞不開的人物。

他是造成主席一生最至暗時刻的那個人。這話是主席自己說的。1960年，主席在接受斯諾采訪時，斯諾問“你一生中最至暗的時刻是什么時候”，主席的回答是：那是在1935年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

主席一生很強，曾說“自信人生二百年”，那什么樣的情景讓他在二十多年后還感嘆是人生至暗？

在《北上》書中，通過梳理當事人的回憶、往來的電報，包括那份失落的“密電”，帶我們身臨其境地回到事發地川西阿壩：夜深人靜，葉劍英一夜未眠，中央紅軍星野開拔，獨自北上，奔紅一軍團而去......

如果當時不走，黨中央會不會險遭不測，歷史進程會不會改寫？所謂千鈞一發，就是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在某一刻高度重疊。

讀《北上》，如同看一部要素齊全的電影，至少在黨史上還少有這樣驚心動魄的劇情。

從這段歷史我們再看長征，它不光是來自敵人和自然界的考驗，更有來自內部的重大考驗。考驗的不光是理想、信念、純潔性，還有人性。革命有時是通過對人性的考驗，來淘汰人的。革命有漲伏起落，也可叫周期。

太精于算計的人是無法穿越周期的。

張國燾是一個經典的失敗者。當年兩路紅軍匯合，張麾下的的四方面軍兵強馬壯，而一方面軍歷經多次血戰只“剩下骨頭”。一個顯而易見的局面瞬間產生了：誰指揮誰？

在這個問題上，張國燾產生了想法，仿佛就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由此進入了命運的生死之門。

他的算計掉入了機會主義的邏輯，或者說，他這個人本來就是機會主義的。機會主義者摸得到水面，摸不到水底；看得到眼前，看不到長遠。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但革命顯然不全看誰多幾條槍、誰多幾個人，那是占山為王的軍閥邏輯。革命還要看眼界、看膽略、看方向，核心是扛旗的問題。張國燾的算計看似精明，實則缺少了最重要的維度。

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人物，本來手里有很多桃子，可還要跳起來摘一個更大的桃子，結果摔得粉身碎骨。悲劇的一大來源，總是人心的貪婪。

張國燾悲劇了，但作為一個山頭的代表，一個曾經的強人，他必然直接和間接影響了很多人。這也是繞不開他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北上》里，四方面軍的諸多將領面臨著糾結和兩難的局面。尤其在一個強人之下，厲害的人也難免產生某些NPC的氣質，譬如陳昌浩的盲從、徐帥的猶疑，以及一些明明出自“嫡系”卻意外“走偏”的同志。

這怎么說？任何抉擇都是命運的一部分。抉擇發生在1935，但影響遠不止1935，這段歷史一度成為諱莫如深、卻又反復提及的“路線斗爭”。看這種斗爭，當代人看了只能捂著臉說一句：太難了。

所幸的是80年代后，“路線斗爭”這個提法被否定，對歷史的回顧也講究“宜粗不宜細”，這是處理歷史問題的一種智慧。

但對于一本歷史專著來說，當然還是細節越多越好。正如這本《北上》所展現的一樣，它不太厚，但描述很多珍貴的細節。到底是細節更有趣啊！

多的不說，你們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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