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活的，語言是活的，世界才是活的

《道心》繼續延展。配圖仍是《畫語錄》直播課稿，這次是《筆墨章第五》全文及講解時的隨手板書。

道心，道說，道行

柯小剛（無竟寓）

解耦之心不著我端，亦不著物端，只是在兩端之間相與往還，兼存兩端而“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道心。道心兼存兩端而感通，在道素履而往復，雖自起點而不以起點為過往，雖朝向終點而不以終點為終極。道連接起點終點而不止于任何一點。每一個點都可以是起點，也可以是終點，但道上之點永遠在道，運化不息而不居所成。道上的每一個點，每一個人，每一個物，每一個起心動念，都是帶有朝向性的能生之物。象山云：“能生之物，莫不萌芽”（《敬齋記》），道之謂也，心之謂也，自然發生之謂也。

這意味著行道不在用力，而在“率性”而行的本己趨向。“率性”并非任意胡來，而是遵循“天命之謂性”的自然。“天命”并不神秘。語言的先在性，就是天命的一種表征，雖然有時也是一種歧誤的表征。先于一切物的顯露和心之作用，語言早已命名。語言的命名是一種存在的照亮，使心與物之呈現成為可能。命名自然有其偶然性，因為不同語言對于同一事物的命名可以千差萬別，但在每一種語言內部都發生著同樣的事情，即有一個世界被敞開出來，以及物與物之間的關系在其中被建立起來。這是一切認識和行為得以發生的境域，即使這個境域充滿偶然的命名和歧義的迷誤，即使語言的對象性使得存在者被帶出的同時也讓存在本身被遮蔽，即使正是這個打開世界的語言使世界重新封閉于語言的工具性使用之中。

正如心之解耦、我之見獨，語言亦須脫略其工具性的使用，懸解其對象化的纏縛，才能回復其道說之本然的發生。心之為道心，言之為道說，行之為道行，皆有賴于解耦，無論其為主動的解耦工夫還是被動的解耦事件。古詩常有訪友不遇或游園不值之作，就是在解耦中見獨而呈露語言之為道的言說。“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是不遇；“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是迷失（賈島《訪隱者不遇》）。但恰是在此不遇之中，仿佛若有所遇；恰在此迷失之中，若有所得。所失者，其“處”而已；所得者，“此山”之大體也，滿山之煙云也。師之所采，詩之所詠，非此煙云之為藥也與？故唯不遇，乃得其藥；唯問童子，乃見其師；唯“不知處”，乃“在此山中”；唯言語道斷、道無可尋，乃于白云深處見道之自道、無所不達也。

又如丘為《尋西山隱者不遇》，“絕頂一茅茨，直上三十里”是多么急切的對象性追求，但正因此對象之落空、尋訪之不遇，才帶來“差池不相見，黽勉空仰止”的留白。此時見“草色新雨中，松聲晚窗里”，乃真見草色、實聞松聲，雖然這草色松聲原本一路伴隨，只因急切上山而未曾覺知。言語道斷，絕而后通；心契幽獨，獨反自足。故“及茲契幽絕，自足蕩心耳”，無而益有；“興盡方下山，何必待之子”，不遇乃遇也。

言有名之者，有所名之者，正如心有意之能發與所向。命名帶來存在的照亮、事物的親近，使世界成為我的生活世界；但同時，言之能名也在所名中纏縛，道之能辟在所辟之道中陷溺。長此以往，我的生活將成為習氣的泥潭，我的世界將成為囚徒的洞穴、青蛙的枯井。《詩》云：“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邶風·式微》）是期待歸去之歌，向往行道之歌，是向著“道心惟微”而悵望“黯然日章”之歌。

莊子云：“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齊物論》）。道是活的，語言是活的，世界才是活的。只有保持道說的常新，保持路在腳下的伸展，才能使周遭世界向天地開放，讓日常生活充滿生機。當海子“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世界就成為“春暖花開”的人間，而“面朝大海”則保持著朝向陌生的不息涌動（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當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的山河道路總在有名無名之間隱現，遷徙與棲居總在森林河流之間往返，山林才能成為馴鹿出沒的世界；而一當固定于有名的街道和社區，鹿群、人民和他們的諸神就會漸漸枯萎，乃至消亡。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當學習在溫故與知新之間往復成長，當友愛在遠方與近處之間來回蕩漾，生命的快樂本源才會時時開啟，涌流不息。《中庸》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天之高也，淵之深也，皆非日用可見，而心可感也，性可達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之謂也。

《莊子·逍遙游》在遠離小鳥的灌木和人類房屋的極南極北之外，在冥海之深和蒼天之上，寓言巨魚和大鳥的無邊之游與無跡之化，海運之，風舉之，氣化之，然后小鳥之翱翔蓬蒿乃得自足而笑矣。小鳥之笑之所以可能，有賴于鯤鵬之無言、天地之默化，正如道之無言使語言道說，天地之無言使“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小鳥的周遭世界很重要，小鳥的日常幸福很重要，其重要性盡道于笑聲之中；而鯤鵬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沉默卻是“不知其幾千里”之大，和不知其重要性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