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時，地處邊疆的呼和浩特的讀書人是怎么參與科舉考試的

清代時，地處邊疆的呼和浩特的讀書人是怎么參與科舉考試的

作者/孫樹恒

清朝時，呼和浩特地區的歸化城與綏遠城作為邊疆重鎮，其科舉參與情況在歷史語境中頗具特殊意義。歸化城自雍正年間設立官學，推動蒙漢滿文教育，至光緒年間口外七廳教育納入科舉體系，標志著邊疆教育與中原科舉制度的銜接；綏遠城則于乾隆朝起構建旗人教育體系，設滿漢翻譯學等，為八旗子弟提供科舉進階路徑。盡管具體參考與中舉人數因資料散佚難以確考，但這一過程反映了清廷通過科舉制度強化邊疆認同的治理邏輯。這種文化滲透與制度整合，相較于具體數字，更彰顯了科舉作為國家治理工具，在促進邊疆社會“中原化”及鞏固多民族國家統一中的深層意義，也讓呼和浩特成為清代邊疆科舉制度實踐的典型樣本。

一、科舉制度的邊疆植入與教育體系的制度化建構

清代呼和浩特的科舉實踐并非孤立的選官制度，而是深度塑造了邊疆教育的發展軌跡。順治年間，隨著漠南蒙古歸附，歸化城與綏遠城形成“軍政雙軌制”：歸化城廳隸屬山西省，綏遠城由將軍管轄，這種行政格局直接催生了“民籍科舉”與“八旗科舉”并行的教育體系。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廷為歸化城土默特蒙古子弟設立“蒙古官學”，隸屬理藩院，教授蒙古文、滿文及騎射，這是呼和浩特最早的官辦學校，也是科舉教育的雛形。《歸化城廳志》記載，該官學“設教習二員，選土默特俊秀子弟四十名入學，月給廩餼，三年一考，優等者補筆帖式”，這種“教育—科舉—入仕”的閉環設計，標志著邊疆教育與科舉制度的初步結合。

雍正二年（1724年）是教育制度化的關鍵節點。清廷批準歸化城廳設立“民籍學額”，定“廩膳生員十二名，增廣生員十二名，歲科取進文武童各十二名”（《綏遠通志稿·教育志》），并建“歸化城廳儒學”，其學宮“正殿五間，東西廡各五間，戟門、欞星門如制，附設明倫堂、敬一亭”（《歸綏道志》），規制與內地州縣學宮一致。儒學的設立使漢地教育體系在漠南邊疆制度化落地，為漢民子弟參加科舉提供了教育基礎。乾隆二年（1737年），綏遠城建城后增設“八旗官學”，分設滿、蒙、漢三房，教授“清語、騎射及經史”（《綏遠城駐防志》），形成了“滿蒙教育—八旗科舉”與“漢學教育—民籍科舉”雙軌并行的教育格局。

科舉制度對教育內容的影響尤為顯著。官學與儒學推行“滿漢合璧”教育：八旗官學中，滿文、蒙古文為必修，兼習漢文；儒學則以漢文經典為主，但土默特蒙古子弟需加試蒙古文。綏遠城官學教材包括《圣諭廣訓》《滿蒙文鑒》《四書集注》等，既體現清廷“因俗而治”的政策，又通過科舉導向強化了多元文化融合。這種教育內容的設計，使呼和浩特成為漠南蒙古地區最早實現“科舉—教育”一體化的區域，為邊疆人才培養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科舉實踐催生的教育機構與辦學形態

（一）文廟與書院：科舉教育的物質載體

1、土默特文廟與官學的教育革新

雍正元年（1723年），土默特左翼都統丹津將商賈為其建造的生祠改建為文廟，雍正四年（1726年）附設土默特旗官學，這是清代漠南蒙古地區最早的文廟與官學。官學位于文廟西側，設講堂3間、齋舍6間、箭亭1座，體現“文韜武略”并重的教育理念。建學伊始，從土默特兩翼60佐中各選2名兒童入學，共120名，從旗佐領以下官員中選4名教習，形成嚴密的教育管理體系。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土默特文廟新設漢官學，允許漢民子弟入學，促進了漢、蒙、滿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光緒十二年（1886年），官學改名為“啟運書院”，寓“啟邊疆文運”之意；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改為土默特高等小學堂，課程涵蓋經學、國文、算學、格致等，雖脫離科舉范疇，但其辦學基礎源自科舉教育的積累。20世紀20年代，內蒙古早期共產黨員烏蘭夫、奎璧等均在此就讀，可見科舉時代的教育積淀對近代人才培養的深遠影響。

2、長白書院與啟秀書院：八旗教育的轉型

同治七年（1868年），綏遠城將軍定安將將軍衙署內的官學遷至新城東南，改建為“長白書院”，并建文廟。書院告示稱“不論蒙漢人等，愿來應考者均準一體入考”（《啟秀書院碑記》），打破民族界限，開放招生。經費來自建院剩余的5000兩銀子“發商生息”，保障了辦學穩定。光緒四年（1878年），將軍瑞聯認為“長白”二字有旗人專屬性，遂改名“啟秀書院”，取“啟育優秀人才”之意，招生范圍進一步擴大。光緒三十年（1904年），書院改為綏遠中學堂，設滿文、蒙古文、漢文、外文四科，引入西方學制，標志著科舉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轉型。值得注意的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將軍貽谷在書院內創辦武備學堂，將科舉時代的“文武兼修”傳統與軍事教育結合，培養了一批近代軍事人才，體現了科舉教育理念的延續與革新。

3、古豐義學與漢文廟：漢文化教育的拓展

道光年間，歸化城創辦“古豐義學”，后遷至楊家巷，俗稱“楊家巷義學”，是漢民子弟的啟蒙場所。光緒二年（1876年），歸綏道臺阿克達春以“崇尚儒學”為由，將義學所在地改建為漢文廟，因規模小于蒙滿文廟，故稱“漢文廟”。廟內僅正殿3間、東西廡各3間，但每年春秋仲月，歸綏道臺仍率屬致祭，彰顯對儒學的尊崇。光緒十一年（1885年），古豐義學更名為“古豐書院”，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改為歸綏中學，成為當地最高學府。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歸綏中學附設師范班與模范高等小學堂，前者為歸綏地區師范教育之始，后者則為各廳小學樹立表率。1954年，學校擴建為呼和浩特第一中學，其發展脈絡清晰展現了從科舉義學到現代教育的完整鏈條。

（二）私塾與義學：民間科舉教育的補充

清代中期以后，隨著漢民移民增加，歸化城出現大量私塾與義學，形成官學之外的科舉教育網絡。據《古豐識略》記載，歸化城富商常出資設立“家塾”，聘請山西秀才授課，教材以《四書》《五經》為主，專為家族子弟參加科舉做準備。如乾隆朝歸化城巨商“大盛魁”家族設立的私塾，延請名師，其子侄中3人考取舉人，成為邊疆商幫通過科舉提升社會地位的典型。在清代末年，歸化城的私塾逐漸增多，聲望較高的教書先生包括楊子偉、鄭錫鈺、狄晉穉等。他們為當地的文化發展貢獻了力量。其中，楊子偉、鄭錫鈺等人曾任歸化廳教諭，他們的門生也頗有名氣。

官府與士紳創辦的義學則面向貧寒子弟。乾隆十年（1745年），歸化城同知李廷玉捐建“養正義學”，“收養孤寒子弟，教以識字算數”，并特別設置“科舉啟蒙班”，為貧困學生提供科舉基礎訓練。至光緒年間，歸化城、綏遠城共有義學8所，分布于各街坊（《綏遠通志稿·教育志》）。其中，“啟智義學”頗具特色，其章程規定：“凡蒙古、漢民子弟，無論貧富，愿習舉業者，皆可入學，蒙古生員加授蒙文，漢民生員加授算術。”這種因材施教的方式，既適應了科舉考試的要求，又兼顧了邊疆多民族社會的實際需求。

三、科舉人才對教育發展的反哺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自嘉慶年間至光緒末年。期間，歸化城和綏遠城共有六十四人中進士、武舉與武秀才，為塞外地區的教育事業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科舉士人主導的教育實踐革新

1、李桂林與邊疆儒學體系化建設

光緒三年（1877年）進士李桂林（1840—1901）作為呼和浩特首位漢籍進士，對本地教育的影響具有里程碑意義。他在歸化城養正義學授課期間，將中原學術傳統與邊疆文化結合，編纂《蒙漢四書合解》，以蒙古文注釋儒家經典，使蒙古子弟能通過母語理解科舉內容。該書序言中稱：“邊疆教育，非通蒙漢不足以啟智，非習經史不足以應考。”此外，李桂林主持修訂《歸化城廳志》時，專設“教育志”一章，詳細記載官學、書院、義學的沿革與學額變化，為后世研究邊疆教育提供了系統史料。在他的推動下，歸化城儒學于光緒十年（1884年）增設“時務策論”課程，將科舉應試與邊疆實務結合，培養出周晉昌等兼具經史功底與實務能力的士人，后者 later 成為清末綏遠地區推行新政的重要力量。

2、榮祥與蒙漢教育融合實踐

光緒十六年（1890年）舉人榮祥（1894—1978）作為土默特旗美岱召村人，其教育實踐體現了科舉傳統與近代轉型的結合。中舉后，他拒絕入仕，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師范教育，回國后創辦綏遠蒙旗師范學校，提出“以科舉策論之法，授現代教育之知”的辦學理念。該校課程設置中，“經史策論”與“教育學”“心理學”并列，學生需同時掌握科舉時代的思辨方法與現代教育理論。榮祥還編纂《蒙漢科舉對策匯編》，收錄清代蒙古、漢民士人科舉答卷，作為教材引導學生理解多元文化語境下的應試策略。在他的影響下，綏遠地區的教育機構開始注重蒙漢雙語教學，如歸綏中學在民國初年增設蒙古文必修課程，這一傳統可追溯至科舉時代對民族文化融合的需求。

（二）科舉家族與教育傳承網絡

清代呼和浩特形成的“科舉家族”通過血緣與地緣關系，構建了穩固的教育傳承網絡。設立“義塾”，延請名師，不僅教授科舉內容，還編纂《家訓》，強調“耕讀傳家”的傳統。建立“書社”，購置經史典籍萬余冊，向士人開放，形成了邊疆地區少有的學術共同體。這種家族主導的教育模式，彌補了官學資源的不足，使科舉教育在邊疆社會扎根。

四、科舉制度對教育理念與文化生態的深層塑造

（一）“文武兼修”與“因俗而教”的教育理念形成

清代呼和浩特的科舉實踐催生了獨特的教育理念，其中“文武兼修”在土默特官學中表現尤為突出。雍正四年（1726年）設立的土默特旗官學，除教授經史外，專設箭亭作為習武場所，規定學生“每日辰時習文，未時習武”（《土默特旗志》）。這種教育安排既源于科舉考試中“武童試”的要求，也反映了邊疆地區對軍事人才的需求。乾隆朝土默特生員巴圖在此學習期間，曾以“騎射兼優、文策通達”中武舉，其答卷中“以《孫子兵法》釋《論語》‘足食足兵’章”的獨特思路，被收錄于《歸綏科舉文鈔》，成為邊疆教育中“文武互鑒”的典范。

“因俗而教”的理念則體現在多元文化教育中。綏遠城八旗官學將學生分為滿蒙班與漢班：滿蒙班每日學習滿文3小時、蒙古文2小時、漢文1小時；漢班則側重漢文經史，但需必修蒙古語會話。這種分班教學法源自科舉政策中“內屬蒙古子弟需兼通滿漢”的要求，卻客觀上促進了民族文化融合。光緒朝官學教習阿拉坦瓦其爾編纂的《蒙漢正字鑒》，既規范蒙古文書寫，又以蒙古文注釋漢字音韻，成為科舉教育中文化互譯的重要教材，該書在歸化城、綏遠城各書院廣泛使用，直至民國初年仍被視為蒙漢雙語教育的基礎讀物。

（二）科舉導向下的文化生態變遷

1、典籍流通與知識傳播

科舉需求推動了邊疆地區的典籍流通。乾隆年間，歸化城出現專門售賣科舉教材的“文盛堂”書坊，其刊印的《四書備旨》《山西鄉試墨卷》等書籍，除供應本地考生外，還遠銷至烏蘭察布、錫林郭勒等地。光緒二年（1876年），漢民舉人劉煥創辦“漠南書局”，不僅翻刻內地科舉用書，還組織蒙古士人翻譯《孝經》《大學》等經典為蒙古文，形成“漢籍蒙譯”的出版傳統。據《歸化城工商志》記載，至清末，歸化城書坊已達12家，年刊印科舉相關書籍約5000冊，使邊疆士人得以突破地理限制獲取知識。

2、學術傳統與文化認同

科舉實踐培育了邊疆特有的學術傳統。李桂林、榮祥等科舉士人在治學中，既遵循中原學術規范，又注重邊疆史地研究。李桂林的《歸化城廳志·地理考》首次系統考證了大青山、黃河在科舉文獻中的文化象征意義；榮祥的《古豐州考》則通過對科舉碑刻的考據，還原了唐代豐州與清代呼和浩特的教育脈絡傳承。這種學術取向影響了后世教育，如民國時期綏遠省通志館的學者多出自科舉家族，他們延續了“以科舉史料證邊疆史”的研究方法，使呼和浩特成為內蒙古地區文獻考據學的重要中心。

（三）科舉制度的教育遺產與近代轉型

清末科舉制廢除后，呼和浩特的科舉教育遺產并未消亡，而是通過教育轉型得以延續。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土默特啟運書院改為高等小學堂時，其課程表仍保留“經義”“策論”科目，僅將科舉文體改為議論文；綏遠啟秀書院改為中學堂后，“滿蒙文”仍為必修，與“國文”“算學”并列。這種過渡性安排，使科舉時代的教育積累得以轉化為近代教育資源。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人才儲備。清代呼和浩特的科舉士人及其后裔，成為近代教育改革的推動者。如李桂林的孫子李澍辰留學日本學習教育學，回國后擔任歸綏中學校長，將科舉時代的“經史研習法”與現代課程結合，設計出“國文—歷史—地理”綜合教學模塊；榮祥的學生中，既有投身革命的烏蘭夫，也有致力于教育的韓麟符，他們在不同領域延續了科舉教育中“經世致用”的精神。

五、歷史反思：科舉教育的邊疆特殊性與局限

清代呼和浩特的科舉教育雖推動了邊疆文化發展，但其特殊性與局限亦不容忽視。從地域看，相較于內地府縣，呼和浩特的科舉教育始終面臨資源匱乏的困境。據《山西通志》統計，同期太原府每縣年均中舉15人，而呼和浩特兩城百年間僅17人考取舉人，進士更僅有2人，這種差距既源于地理阻隔導致的師資短缺——歸化城儒學教習多由山西內地調任，任期僅三年便輪換，難以形成穩定教育傳統——也受限于邊疆社會的經濟結構。土默特蒙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傳統與科舉所需的定居教育存在矛盾，直至乾隆朝農耕化轉型后，穩定的科舉教育才具備條件，這比內地晚了近兩百年。

在民族文化融合方面，科舉教育雖倡導“滿漢兼修”，但深層矛盾依然存在。蒙古子弟需同時掌握蒙、滿、漢三種文字以應對科舉，而漢民考生則需了解蒙古風俗以答“邊疆時務”題，這種雙重要求增加了學習難度。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鄉試中，歸化城漢民考生劉煥因“不知蒙古盟旗制度”落榜，促使其編纂《漠南蒙古志》，這一案例既體現文化互鑒的積極意義，也反映科舉對邊疆士人知識結構的苛刻要求。此外，八旗官學與民籍儒學的分軌制，客觀上強化了民族教育壁壘，直至光緒朝啟秀書院開放招生后，這種狀況才有所改觀。

科舉教育的局限還體現在對實用人才的培養不足。盡管土默特官學設“箭亭”、綏遠中學堂增“武備”課程，但整體教育內容仍以經史為主，與邊疆開發所需的農業、水利、商業知識脫節。光緒初年，歸化城同知在奏折中指出：“邊地教育，若唯務科舉，不習實務，則士人雖中舉，猶難治河屯田。”這種批評促使李桂林等科舉士人在晚年推動教育改革，如在養正義學增設“算術”“地理”課程，但因傳統科舉體系的束縛，成效有限。

清代呼和浩特的科舉參與與教育發展，是多民族國家邊疆治理的典型案例。從康熙朝蒙古官學的設立到光緒朝科舉制度的終結，呼和浩特經歷了從軍事重鎮到文化節點的轉變，其教育體系既體現了中原制度的邊疆移植，也保留了蒙古、滿族的民族特色。盡管科舉成果有限，但李桂林、榮祥等文化名人的出現，證明了邊疆地區通過教育實現文化融合的可能性。這些歷史實踐為近代內蒙古的教育轉型提供了經驗，也為理解清代多民族國家的文化整合機制提供了典型樣本。如今，呼和浩特教育中多元包容的特質，正是歷史賦予的文化使命在當代的延續。

參考資料：

陳貴明《尋覓歷史的文脈》、《綏遠通志稿》、《歸綏道志》、《土默特旗志》等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