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丈夫：妻子在病房死去，而她的丈夫在經歷更恐怖的事｜重癥調查員10

大家好，我是陳拙。

“沒進ICU的愛情都是美好的。”

這話是一位扎根ICU十多年的醫生和我說的，同時她也是天才捕手的作者，叫余一生。

在ICU里，她頻繁遇見：因為一方親人的醫藥費，爭吵到整層樓都聽見的夫妻；病人多次化療后，突然消失不見的伴侶。

仿佛愛情經過病痛磨損后，有可能會剩下責任、麻木甚至活下去的慣性，也有可能什么都不剩。

今天的故事里，有一對從少年攜手走到中年的夫妻。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妻子堅強對抗著紅斑狼瘡、尿毒癥這種猙獰的病魔，而丈夫始終是她最堅實的岸。

可就是這次，在妻子命懸一線，最需要丈夫的時刻。那個簽過無數次病危通知、熟悉妻子每一份病歷的男人，卻不見了蹤影。

余一生心想：這位來往醫院二十多年的常客，也感到疲憊了吧？

2021年11月的最后一天，雨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整個城市的排水系統都癱瘓了。路面的積水很深，我們科室一半的人都遲到了。

就在大家亂糟糟地清理滿身的雨水時，娟娟來了。她在凌晨入院緊急手術，經歷了左半結腸切除、橫結腸造口、腹腔沖洗引流，通俗點說就是把破裂的腸子修好，再把肚子里一團糟的環境清洗干凈。

那天在我上班前，娟娟已經在鬼門關前轉了一個通宵。

在麻醉醫生和護士的護送下，躺在手術轉運床上的娟娟被推進ICU。她太瘦了，只需要兩三個人輕輕一抬，就被安穩地搬到了5號病床。

她的狀態不好，整個人浮腫得好像皮膚下面注滿了沉重的液體。手臂軟塌塌地搭在床沿，泛著不健康的蒼白。

她才41歲，卻被病痛折磨了20多年，現在看上去就如同一張被水浸泡得腫脹、破碎的宣紙，仿佛身體隨時會崩壞。

病床邊掛著五個引流袋，順著這五根藤蔓一樣的引流管看去，娟娟的腹部滿是手術的痕跡。在她的左側腹壁，一節鮮紅的腸子被拉出來造了瘺口。透明的造瘺袋，被縈繞的水汽沾濕，讓這段有些瘆人的腸子若隱若現。

麻醉醫生一邊有些不滿地打了個哈欠，一邊捏著簡易呼吸器對我抱怨：“從夜里三點開（手術）到現在，術中升壓藥就沒停過……”

20分鐘后，我終于見到了給娟娟做手術的外科住院總，他晃晃悠悠地走進ICU，亂蓬蓬的頭發隨著腳步在搖擺。他的臉色也是慘白的，下巴布滿了胡渣，光腳踢踏個拖鞋。因為擔心隨時要回手術室，他在破舊的手術衣外面披著一件舊軍大衣保暖。

“太難搞了。”他一屁股在床邊的凳子上重重地坐下對我說：“這個女的，打開肚子，一肚子的膿。橫結腸之后的腸子，差不多都爛了。”

娟娟的整個左半結腸都出現壞死、潰爛、穿孔，原因則非常顯而易見，她是20多年的紅斑狼瘡患者，已經做了10多年的透析。在她脆弱的身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管床醫生是剛來我們重癥科輪轉的小逸同學，她一臉惶恐地站在床邊，拿著紙和筆不停地記著術中的情況以及我對她的叮囑。

對娟娟的看護有很多注意事項：抗生素要加強，血培養和腹水培養都要留，各個器官功能的指標都要監測。

外科住院總似乎是費了好大力氣才從椅子上站起身，整理娟娟身上的引流管。這根是放在肝臟下面的，那根是放在盆腔的……

看他這樣子，別說洗澡了，恐怕再過一會兒就站不住了。他對我說：“實在干不動了，去睡一覺，下午還有門診。”他的戰役暫時結束了，而我和小逸的戰役才剛剛開始。

外科住院總突然對我們說：“這人的老公，應該是有混社會的背景，專門幫人討債的。”臨走時他囑咐道：“你們談話時當心啊，不行叫保安。”

沒等我多問，他又晃晃悠悠地踢踏著拖鞋，一溜煙消失了。

本來我以為，娟娟是個“優質病人”。然而聽到外科住院總留下這句沒頭沒尾的話，讓我本就有些忐忑的心更加慌亂了。

外科住院總也算是見過大風大浪的醫生了，長達一年的住院總生涯中，幾乎有一半的時間都呆在醫院里。他遇到過耍賴的、不交錢的，甚至專門來醫院訛錢的。能讓他說家屬是混社會的大哥，情況一定不簡單，

管床的實習醫生小逸就更緊張了，畢竟她只管娟娟這一個病人，需要和她朝夕相處。

我能理解她的不安。因為每個剛到ICU輪轉的新醫生，都對會這里多幾分敬畏之心。

各種生命支持的機器圍在病人身邊，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開始報警。看不清面貌的病人躺在床上，從身體里延伸出猶如蜘蛛網一樣的血管通路。護士語速極快地匯報某某床心率快血壓低，而你壓根不知道該怎么樣處理，甚至不敢碰床邊的任何東西，生怕病人會出意外。

原本娟娟是屬于那種手術后來ICU過渡一下的病人，通常術后很快就能拔除氣管插管，第二天就可以轉回外科病房。

然而我們都低估了娟娟的情況。

娟娟基礎病眾多，長期在吃激素，最近的十年因為尿毒癥一直在做透析，這次是結腸的多發穿孔、消化液進入腹腔引起的嚴重腹腔感染、感染性休克，左腳的大拇指由于血管閉塞已出現缺血壞死。

各種狀況交織在一起，猶如一張編織緊密的荊棘之網，把他們一家牢牢的罩住了二十多年，并在一個大雨滂沱的深秋之夜爆發。

我從小逸手上拿過厚厚的一疊同意書，準備去找娟娟的老公。

我見過無數的所謂的“社會大哥”家屬，沒有一個會坦然地告訴你，他是社會大哥。但對于戴著大粗金鏈子、全身紋身、穿著緊身黑T恤的壯年男性，我在談話時是有些膽怯的。怕他們聽不懂我的話，怕他們會突然暴怒，怕他們會找來一幫社會人鬧事。

娟娟的老公像一個普普通通的車間工人，已是深秋，他只穿了一件有些破舊的絨線衫，袖口已經磨的有些發毛，外面披著一件土黃色的夾棉外套。他叫阿剛，有一張標準的國字臉和濃眉大眼，估計年輕時應該長得很好看。

雖然有些以貌取人，但阿剛高大的個子和健碩的體格，確實像個討債人，也給我帶來很大的壓迫感。

好在阿剛全程沒有打斷我，甚至在談完之后，他沒有提一個問題，十分爽快地在各項同意書上簽字。

我有些詫異，這樣的家屬太少見了——不質疑、不糾纏，甚至不要求解釋。難道阿剛已經在心里做了什么決定了嗎？我不敢細想。

沒多久，娟娟從麻醉的沉睡中蘇醒過來。“你醒啦？手術做完了，你在監護室。”小逸向娟娟介紹時，她整個人是懵的。

許是因為疼痛，許是因為嘴巴里氣管插管的不適，娟娟試圖掙脫雙手的束縛。她的頭不停地左右扭動，好像在急著尋找什么，甚至要從床上坐起來。但她清醒的很快，迅速明白了自己正在經歷什么。

我和小逸一起拔除了娟娟的氣管插管，她終于可以自己呼吸、自己說話、自己咳嗽時，說出了手術后的一句話：“我老公呢？”

阿剛在哪？這不是個好回答的問題。我能聯系到他，他也總能準時出現在ICU門口，但多數時候他的行蹤對我和娟娟來說，依然有很多神秘的地方。

不過此刻已經容不得我們去解密了。

娟娟沒能快速轉出ICU病房，因為高燒開始在每天下午準時造訪娟娟。先是寒意，如千萬只白蟻啃噬骨髓，讓娟娟抖如篩糠，隨后又轉作渾身烈焰。

我和小逸給她間斷地做著床邊血濾，還用著激素控制紅斑狼瘡。我有些詫異，按常理來說娟娟不會發熱。為什么她體內的炎癥在逐漸失控？

娟娟的原發病本就嚴重，腸子破裂導致腹腔情況復雜，大量來自腸道的細菌，可能已經悄悄潛入了娟娟的血液循環。細菌隨著心臟一次又一次的跳動，如鬼魅般一刻不停地在體內流動。

為了找到讓娟娟高燒的真相，我和小逸不得不在娟娟身體的不同部位，抽出大管的血液去做培養。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血培養的陽性率，更早得到結果，更精準地使用抗感染藥物。

然而娟娟的有些血管已經塌陷萎縮，還有些地方的血管做過動靜脈造瘺，做過反復的穿刺，看上去淤紫一片，摸上去如隕石碎屑，仿佛將娟娟的身體分割得支離破碎。

那幾天，外科住院總每天神出鬼沒，來看娟娟的時間不固定，一切取決于他手術做到幾點。有時是凌晨三點，手術室的冷光還黏在他的衣角；有時是正午，他的白大褂上還沾著未干的血跡；有時是深夜，他的腳步聲輕得幾乎融進監護儀的滴答聲里。

他頂著兩個大大的黑眼圈，又是好多天沒刮胡子，竟然有些自豪地對我說：“我已經兩個星期沒回家了。”

他把娟娟肚子上的幾根引流管換成了便于沖洗的雙套管，一個側孔持續往娟娟肚子里沖洗著生理鹽水，另一個側孔接上負壓，持續吸引著肚子里渾濁的液體和壞死的組織。

娟娟的腹腔的引流液變得澄清直至透明，造瘺口早已排出了氣體和成形的糞便。腹水培養，也反反復復地提示未見細菌生長。

外科住院總一邊摸著娟娟那軟綿綿的肚子，一邊自信地說：“我覺得菌血癥不是來自肚子，肚子摸上去還好，沖洗了以后應該更好。”

娟娟的高燒仍在持續，她的血培養結果在不斷提示著我們，娟娟的體內有危及生命的細菌存在。

細菌從陰性桿菌，逐漸變成了陽性球菌生長。并且，那個細菌并不是腹腔感染來源中，最常見的屎腸球菌及糞腸球菌，而是頭狀葡萄球菌！

這是一種通常來源于皮膚、植入物等處的陽性球菌，而對于娟娟，最有可能的來源是她全身多處的導管。

尤其是她那根放置已接近三個月的半永久血濾導管，因為從這根導管中抽出來的血，在培養基上長出了陽性球菌。

而這些導管，此刻不僅在維持著她的生命，還開始反過來，吞噬她的生命。

偶爾娟娟需要外出做檢查，這時我總能在ICU的大門邊看到她的老公阿剛。每次門一開，他就用手去按，試圖讓那扇半透明的玻璃門多開一會，并且奮力地往病房里張望。

娟娟的5床在病房的東南角，需要拐一個彎才能出來。阿剛就一直死死地盯著那張床，看著娟娟從遠到近地來到他身邊。

這時他會彎下腰，握住娟娟的手說：“你放心，兒子挺好的，家里都挺好的。”

對于娟娟這種病情復雜難度巨大的病人，我從來不敢給家屬任何保證。我不敢說，拔了管子觀察一段時間就可以回病房了；更不敢說，整個治療費用大概多少；還不敢說，娟娟已經脫離危險期了。

我知道這會讓娟娟和家屬都無比擔心，但沒辦法，我只能一遍遍的強調，看娟娟對治療的反應性，“我們要一關一關的過，走一步看一步”。

娟娟的腎功能，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完全喪失，一開始是做腹膜透析，發展成間斷做血液透析，后來打算做動靜脈造瘺，但娟娟的血管條件極差，根本無法成功建立動靜脈瘺。

直到一年前，開始放置半永久血濾導管，但娟娟的特殊體質，放進體內的導管反反復發生堵塞和感染，最長放置的時間也不超過三個月。

現在在她身上的這根導管，放置了也快三個月了。在腎衰竭的漫長冬季里，娟娟就這樣日復一日地，打開身體閘門，放逐毒素，迎回澄明。

那根鎖骨下的半永久血濾導管，看上去已經從瓷白色變得有些焦黃，而在導管內部、導管周圍的皮下隧道里、甚至在更遠端的血管分叉處，無數微生物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一寸寸啃噬著醫療器械與血肉的邊界。

關于這個血濾導管的去留，大家陷入了糾結。拔掉的工程很大，必須切開皮膚，分離皮下組織，充分止血。誰都無法保證，還能再次建立一條成功的血管通路。

我們實在是舍不得拔掉娟娟的生命通道，但又擔心感染無法控制，于是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全身使用敏感的抗生素，并在導管內每日注入敏感的抗生素進行封管。

我們必須再次和阿剛溝通。

這本是一種無奈之下的治療方案，按照原則這根導管本應被拔除，所以我必須解釋清楚選擇這種方法的原因和可能存在的風險。

這件事太復雜了，我雖然提前打了好幾遍腹稿，但我根本沒有自信能向阿剛解釋清楚，我們醫生為何如此糾結。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阿剛根本沒有同意參加這次溝通，他在電話里告訴我“有其他重要的事情”，來不了，也簽不了字。

我和小逸坐在一起長吁短嘆，我想不明白有什么事能比住在ICU的親人更重要。小逸氣憤地說：“娟娟看上去比她老公大好多啊，她老公肯定是劈腿了！”

我裝作很老派地對小逸說：“娟娟得了紅斑狼瘡和尿毒癥這么多年，一直是她老公照顧的。這么多年下來，都是醫院的常客了，恐怕是疲憊了吧。”

以我對娟娟和阿剛的觀察，這對夫妻常年在家和醫院之間穿梭，要為各種治療、手續和錢發愁，阿剛未必還有經歷和心思去劈腿。

我和小逸說起急診的一起糾紛：同樣是紅斑狼瘡，同樣是中年夫妻，同樣是合并了多臟器功能受累。丈夫把常年照顧妻子所累積的怨氣、不滿、疲憊、貧苦都發泄在了醫護人員身上。他不停地挑刺、質疑，最后執意簽字帶妻子離開醫院。

小逸聽了這事更生氣了，我卻比她平靜許多。愛情終究有消失殆盡的那一天，疾病只不過是加速了這個過程。這些夫妻剩下的情感，也許只有親情和責任了。

年復一年的就診、住院、搶救，一次次掙扎在死亡線上，一次次為了住院費奔走，一次次為了照顧愛人放棄事業、放棄自我，也許他們真的在等待一個契機，讓自己和愛人都得到解脫吧。

我聯系阿剛的第二天，很晚的時候他終于來了。他對于我們的方案依舊沒有絲毫質疑，只是懇求我們，如果感染控制不了，一定要拔除血濾導管的話，“求求你們幫幫我，盡快找專家留置新的導管。”

以前這些事情都是阿剛帶著娟娟一點點跑，一點點辦的。但這次，阿剛真的沒有精力再去張羅了。

談話間里，阿剛的手機鈴聲響個不停，卻總是被他一遍又一遍地按掉。小逸一句接著一句的問他，“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你為什么總是不接我們的電話？”

阿剛看上去心事重重且神色焦急，他不回答小逸的問題，只是不停地講著娟娟生病的細節。這可是將近二十年的病史，阿剛好像把所有事情都牢牢記住了。

他說娟娟第一次診斷出紅斑狼瘡是生完孩子不久，當時娟娟在不停地掉頭發。他說娟娟得尿毒癥的前幾年，在家里做腹膜透析，家里至今還留著量杯和無菌操作的用品。

他記得娟娟每次搶救的原因，甚至說出了娟娟各種病情加重的征兆。有的是因為阿剛感冒傳染了娟娟；有的是因為帶她去逛超市累了；有的是因為娟娟貪吃了別人在端午節送來的粽子。更出乎我們意料的是，阿剛甚至能說出娟娟十幾年來激素的調整用量。

我注意到小逸有些詫異，更有些慚愧的表情。要知道，娟娟的病史是她理了整整一個下午才理清楚的，而阿剛缺乏專業知識，卻如此清晰、有條理地敘述了出了娟娟的病史。

原來阿剛不是不關心娟娟，而是對她的一切太熟悉了。

經過這次溝通，小逸悄悄對我說：“又相信愛情了。”

她工作時間還短，從沒見過一個對病人如此上心的家屬。但我總喜歡擺出一副老資格的樣子給她講故事，說所有事情都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十幾年前我剛工作不久，收過一個肝移植的病人。他自己創業、熬夜、喝酒，精神壓力大，硬生生熬成了肝硬化。雖然等到了肝源做移植，但出現了急性排斥反應。

搶救的時候，他老婆一定要見他一面，大家都覺得是見最后一面。結果他老婆讓他盡快立遺囑，還勸他最好一毛錢都不要留給他弟弟。

“那后來怎么樣了？”小逸問我。

“后來，他活下來了，現在都還挺好。”

“那他老婆呢？離婚了嗎？”

“當然沒有，還在一起呢。”

“都這樣了，兩個人還能一起生活嗎？”

我笑了笑，接下來的話沒對小逸說出口。一拍兩散是很簡單的事，更難的是，兩個人即使心存芥蒂，也要麻木地過完一生。

晚些時候，阿剛給病房打了電話，點名找我單獨談一談。我心里一驚：“單獨談？別也是要放棄治療什么的。”

娟娟的神志一直非常清楚，如果阿剛這時候要帶她回家，我都不知道該怎么和她解釋。

阿剛和另一個跟他年紀相仿的女人一起出現在了談話間。見到我來，他迅速從椅子上站起來，我卻看出這個簡單的動作，費了他很大的力氣。

阿剛說：“余醫生，這次一定要幫幫我！幫幫我們全家！”

旁邊的女人是阿剛的親妹妹，她一下子慟哭了起來，哭聲像一把鈍刀，一下下鋸著這件狹小的談話間里瞬間凝滯的空氣。

她說：“哥哥得了肝癌。”

我第一時間認為這是個大烏龍。老百姓經常把肝血管瘤認成肝癌，阿剛看上去身強力壯，也沒有乙肝病史，而且哪個家庭這么倒霉？

我甚至猜想阿剛會不會是不想給老婆治療了，在編理由騙我。

“你做了CT嗎？還是磁共振？”我追問阿剛。

他說：“都做了，醫生說讓我盡快住院。”

“在哪兒做的？”

“就在你們醫院，醫生說是惡性的。你看這事，給你們添麻煩了。”

阿剛停頓了很久，有點慚愧地對我說：“我還有一個請求，我老婆不知道這事，你們千萬別告訴她啊。”

我心里一驚，有經驗的醫生從影像圖基本可以確診，但沒有得到腫瘤的病理學，誰都還抱有一絲絲的希望吧。

我說：“你還沒做穿刺吧？可能不是腫瘤，你先別緊張。而且現在醫學很先進的，腫瘤治療效果很好的。”

ICU醫生最擅長的是宣布壞消息，最不擅長的應該是安慰人。我們總是跟家屬說，治療個一周看看趨勢，不行只有放棄；臟器功能逆轉不了，能醒過來的幾率極小；甚至在臨終前家屬的哭聲中，我們也只能蒼白的說一句，“該做的都做了”。

我自己也覺得自己的安慰，在阿剛面前顯得無比的可笑。

我回到病房，打開電腦找到娟娟的首頁，找到阿剛的姓名。這個無數次在各項同意書上簽字的人，我竟然到今天才開始關心他的信息。

我熟練地打開影像系統，輸入了阿剛的名字，等待著老舊的電腦下載完畢他的腹部CT圖片。

年齡，名字，檢查時間都對得上。就在阿剛的肝臟上，赫然出現一個巨大的腫瘤，不是血管瘤，也不是肝囊腫，任何一個醫生都能看明白，那就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腫瘤。

肝臟惡性腫瘤本來就預后不佳，長到這么大，已經很不樂觀了。

站在我身后的小逸也震驚了，她去查閱了阿剛的就診記錄，我們倆仔仔細細地閱讀了阿剛的病史。原來，他并不是原發于肝臟的腫瘤，而是結腸癌肝轉移。

那一段很簡單的病史里赫然寫著：阿剛一年前就有便血的癥狀。但不知道為什么，他始終沒有去檢查和治療，直到出現腹部脹痛，卻發現已經轉移到肝臟了。

我見過很多運氣很背的病人。有人洗澡時被玻璃劃穿了胳膊上的大動脈；有人摔了一跤剛好摔成頸椎骨折；有人長期伏案工作結果下肢深靜脈血栓，而且血栓跑到肺動脈里造成肺栓塞。

但好像沒有一個家庭像娟娟和阿剛那樣，運氣差到了谷底。

娟娟病了快二十年，基本喪失了正常生活的能力。阿剛除了照顧她，掙錢養家，還要拉扯兒子長大。他們的兒子我只見過一次，和阿剛一樣高大壯碩，不過染著非常夸張的黃頭發。雖然他比阿剛還高出一個頭，但一開口就能聽出來，的的確確還是個孩子。

他根本不能理解娟娟病情的復雜和艱難，只問了一句：“我媽什么時候能回家？”

一個16歲，還在讀技校的孩子，從他出生后不久，家里就充斥著消毒藥水與大把的藥丸。父親整日為了母親的疾病奔波，但這個孩子依舊被家人保護得很好。

阿剛應該沒跟他說過，媽媽總有一天會離開他，更沒和他說過，自己也走上了和媽媽一樣的路。

娟娟的感染一點點控制了下來，但依舊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讓她不得不留在我們科。我們都知道，此時的阿剛已經在樓上的腫瘤科住院，化療。但我們全科，從天天查房的江主任，到護工戴阿姨，都把這件事當成了嚴守的秘密。

我們在交班時會避開娟娟，在阿剛沒有及時送生活用品時盡可能地編造理由，我們甚至在各種談話簽字時有意識地遷就阿剛的時間。

十二月的深夜，恒溫系統將室內溫度維持在最適合病人的24℃，空氣中有淡淡的洗必泰的味道。我剛剛搶救完一個重病人之后，路過五床那個房間，發現娟娟竟然還沒睡。她正在用科室的平板和兒子視頻，一邊說話一邊流淚。

見到我來，娟娟掛斷了視頻：“我找不到我老公，我兒子和我說他去辦事了，有什么事不能和我視頻啊？”

我在腦海中默默想了一下，按照療程，阿剛今天應該還沒出院。這個時候和娟娟視頻，肯定會露餡。

我試著轉移話題說問娟娟：“你老公對你很好吧？”

她說：“我都是死過三回的人了，每次我都和他說，不要治了，我也不想活了，太痛苦了。他一定要救我。”

“你孩子還小呢，還沒成年呢！”雖然不擅長安慰人，可我也不知道還能說點什么。

沒想到娟娟竟然說：“孩子小我也管不了了，我太痛苦了，你不會明白的。”

從娟娟的口中，我斷斷續續地拼湊出她和阿剛的故事。如果是虛構的小說，我會覺得是非常落俗套的乖乖女與小混混的故事。

他倆是初中同學，早戀。后來娟娟為了阿剛，幾乎與父母決裂。再然后就是懷孕，結婚，生子。本來家庭關系因為孩子的到來有了一些緩和，但娟娟很快就得了紅斑狼瘡，沒幾年又患上了尿毒癥。

阿剛倒是長情，一直陪著娟娟四處看病。他沒有正式工作，找不到也干不好，就靠著幫別人追債撐著這個家。

娟娟在沒人的時候和戴阿姨說，她覺得自己拖累這個家太久太久了，他們家那點收入都用來給她看病了，兒子從小沒人管，和阿剛一樣，初中畢業就在社會上混著。

娟娟說她和阿剛的感情，是從阿剛日復一日地騎著自行車送她回家開始的。這個習慣從青春少年持續到疲憊的中年，但不管到哪兒，阿剛都是騎著自行車載著她，無論是一周三次的透析，還是因為各種病情在各家醫院之間來回。

如今娟娟躺在ICU遲遲無法出來，自行車的后座自然是空了。娟娟還不知道，現在就連騎車人也快要蹬不動踏板了。

娟娟肚子上的傷口慢慢長起來了，引流管一根根地拔除，感染的指標被控制在正常范圍，血培養多次轉為陰性。娟娟的身體在恢復，她已經可以自己吃流食了。

樓上的阿剛也順利進行了腸鏡檢查，進行了第一次化療。這艱難的二十多天，終究是熬過去了。

一切似乎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但藏在她身體里的另一個定時炸彈，爆發了。

娟娟的心臟瓣膜上，長出了贅生物。她幾年前就出現過感染性心內膜炎，保守治療后好轉了。復查超聲心動圖，二尖瓣的贅生物已經逐漸消失，但也許那兒一直是娟娟心臟上的薄弱之處。

那些在全身游走的微生物，當ICU頂級抗生素的箭雨落下時，它們便遁入代謝的冬眠，待烽火暫歇，又在鈣化的廢墟上重建圣殿。

不能正常開合的瓣膜，讓娟娟出現了心律失常。她的心跳猶如不馴的夜曲，時而急促如驟雨擊打窗欞，時而遲緩似老舊的鐘擺將息。

每一次早搏都是樂章里突兀的休止符，每一次漏搏都像方文山寫歌詞時突然遺失了韻腳。而娟娟的生命，就在這快慢無常的間隙里，悄悄地流失著。

唯一根治的手段，是把壞掉的瓣膜換掉。但娟娟根本無法耐受開胸手術，并且由于潛在感染的風險，也無法植入起搏器控制心律失常。

ICU的工作常常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中尋找平衡。這種“治療悖論”正是重癥醫學最殘酷也最真實的寫照。

很多時候，我們所做的一切，只是控制癥狀，只是把生命體征維持在一個正常范圍。我們試圖創造條件讓病人能夠穩定下來，然后去接受原發病的手術或治療。

但很多時候，原發病不根治，癥狀就無法改善，生命體征也無法平穩下來，無法耐受關于原發病的手術和治療。

我們和病人一起，陷入了一個無休止的負反饋之中，到最后只能無解。

我無奈地和小逸說：“我們就像在修補一棟地基已經腐爛的房子，補好了這面墻，那面又塌了。”

而此時，娟娟卻提出了她自己的想法：她堅決要求轉去普通病房，像是預知到了什么，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

她說她不需要呼吸機，她可以自己咳嗽咳痰，可以自己喝水吃東西，她也很久不發燒了，她甚至指著隔壁床那個每隔一天就要做氣管鏡的老頭說：“我可比他強多了吧。”

我不知道她是真的不懂，還是不愿意面對自己的病情。那個老頭雖然每隔一天需要用氣管鏡吸一次痰，每周要做三次的血濾，但身體狀況其實比娟娟穩定。

小逸每天總是數著娟娟心電監護上那些逃逸的搏動，像在數一本被風翻亂的日歷，而娟娟的二尖瓣——那些磨損的心臟城門，早已在細菌與血流的合謀中叛變。

我們堅決反對她回普通病房，除了心臟的不穩定，也擔心沒有人照顧娟娟。但所有人都拗不過她，阿剛為了照顧娟娟，連自己的化療周期都調整了。

轉回普通病房的那天，我們早早地通知了阿剛過來，陪著娟娟一起轉運。等到出發的時候，戴阿姨卻發現阿剛并不在病房門口。

戴阿姨慌慌張張地來和我們說，阿剛的手機一直沒人接，我們都有些忐忑，別是阿剛出事了吧。

我正準備打電話到腫瘤科去問問，阿剛突然出現了。沒等我問他，他笑了起來：“我去外科病房了，我要先把床鋪好，熱水打好。”

阿剛微笑的眼角擠出深深的溝壑：“娟娟要在這兒住不少日子呢。”

但壞消息似乎來得太快了，快到外科醫生和阿剛都沒有做好準備。轉回病房后的當天晚上，娟娟沒有任何征兆地心律失常了，而且是一種惡性的嚴重心律失常——尖端扭轉型室速心動過速。

那是要人命的速度。

娟娟沒有給任何人機會，眨眼之間，那些在監護儀上蜿蜒的妖異舞姿，轉變成了逐步減慢的心率，直至再也不能形成一次成功泵出血液的心跳。

娟娟的心臟停跳了。

監護儀上的數字在不停地閃爍，阿剛癱坐在病房外的走廊，嚎啕大哭。

他終于等到了和娟娟朝夕相處的機會，怎么會想到這竟然是最后一次見面。

外科病房和ICU不一樣，各個病房可以走動的病人和陪護的家屬都出來看熱鬧了。有幾位好心人試圖扶起阿剛，對他說些安慰的話，還有人在門口探頭探腦地觀察搶救到底到哪一步了。

而我們當天的會診醫生，也只能看著監護儀上紋絲不動的一條直線，和外科醫生一起輪流按壓娟娟的胸口。

搶救持續了整整一個小時，娟娟還是去世了。她的死亡證明上寫著“感染性心內膜炎”。但大家都明白，真正殺死她的是快二十年的病痛，和命運無休止的蠶食。

那天2021年的最后一天，跨年夜，整座城市燈火通明。

我把娟娟去世的消息發給小逸時，她正在和暗戀她的男生走在灑滿梧桐葉的街上。

小逸也不知道為什么，把娟娟這一個月的故事講給了那個男生。講到最后，她覺得自己喉嚨發緊。

男生沉默很久才說：“有時候，活著的人比死的更痛苦。”之后他們誰都沒有說話，一起走在靜謐的街道，不知道新的一年會將他們帶向何處。

很多人生大概都是如此，我們都靜靜地走在時間的河流中，等待著被河水淹沒的那一天。

一個月后，我在去會診的路上遇到了阿剛。我第一眼并沒有認出他來，是他先和我打的招呼。

他看上去瘦了很多，依舊披著那件土黃色的外套。外套里，是我們醫院一如既往破舊的病號服。

阿剛光腳穿著拖鞋，一手扶著輸液架，一個咖啡色半透明的袋子里是顏色艷麗的化療藥物，通過咖啡色的輸液管一直連接到他左手的PICC管。他的身邊，依舊是妹妹在陪伴。

一個月過去了，阿剛已經從照顧別人，變成了被照顧的對象。他似乎還沒有從娟娟的去世中走出來，他追問我，他知道娟娟會走，“為什么會走得那么快”？

他說：“如果沒有聽娟娟的話，不轉出ICU，是不是娟娟也不會那么快走？”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阿剛很快轉換了話題。他說：“謝謝你們。”

我知道阿剛在謝什么。因為直到娟娟去世，我們所有人都在保守阿剛得了癌癥的秘密。

再次想起阿剛和娟娟，已經是娟娟去世的大半年后。我不知道阿剛怎么樣了，于是在病歷系統里搜索他的名字，試圖找出他的就診經歷。

我突然想知道阿剛是否繼續在化療、是否拍過CT、在住院還是在門診。可是我發現，阿剛的就診經歷停留在了上次我和他見面時的那次住院化療上。

半年過去了，阿剛和我們醫院已經再無交集。

我見過太多突然消失的名字，像被風吹散的病歷紙，有的飄向更好的醫療條件，更多的則永遠沉沒在某個凌晨三點的監護儀警報里。

有一天，樓下急診室外救護車的紅燈在雨幕中暈開，我恍惚間又看見最后一次見到阿剛時的身影。

寫下阿剛和娟娟的故事時，已是六月，江南的梅雨天氣，病房整天都濕噠噠的。我在想，阿剛應該不需要再穿那件黃外套了吧。

但愿那串未再更新的電子病歷，只是因為阿剛換了家更適合他的醫院。我關掉搜索頁面，屏幕暗下去的瞬間，我聽見ICU大門再一次打開。

便攜式監護儀的尖銳報警聲和車輪聲，再次提醒我，新的戰役，又要開始了。

所有接觸過阿剛和娟娟的醫生、護士，提到他倆時都會說：簡直是太慘了。但好像很少有人歌頌他倆的愛情，也很少去歌頌他倆一起努力活下去的決心。

我們見過太多被病痛拆散的婚姻和愛情——丈夫第三次化療后，妻子消失；因男人父親的醫藥費爭吵到整層樓都聽見的夫妻；因為要給男朋友生一個孩子，偷偷停用抗排斥藥物的小女生，移植的腎臟功能衰竭，而那個腎臟，是她的媽媽捐給她的，女生和媽媽都要活不下去了，那個男朋友卻逃走了。

在見識過那么多攥著病危通知書顫抖的婚姻之后，誰還敢相信愛情是朵不會凋零的花？

飯局上男同事酒過三巡說：“和誰結婚都一樣。”轉頭又熱烈討論某同事靠岳父平步青云，某對明星為爭財產撕破臉皮。這些故事像廉價糖果，嚼起來甜膩刺激，很快化作談資消散。

而娟娟和阿剛的故事太苦了，苦得讓人不敢細品，只好匆匆貼上“偶然”的標簽，塞進記憶的角落。

只是我，不想忘記這對夫妻的存在，因為他們在告訴我：日子怎么可能跟誰過都一樣。

愛情和婚姻，說復雜是真復雜，說簡單也特簡單。

簡單的時候，我們只需要考慮自己的感受。復雜起來呢？要考慮的事能堆成山——怎么安家？怎么賺錢？怎么把小日子過美過好過樂呵。

可娟娟和阿剛夫妻倆，要考慮的是如何活下去，努力活下去。

回顧娟娟這一路，我覺得婚姻對她來說，“好”或“不好”兩個答案，都有所欠缺。

論物質、安逸，阿剛真給不了太多，“苦”是日子的常態；可論陪伴和那份豁出命去守護的心，娟娟又絕對是“嫁對”了人。

人們會為另一半指定很多標準，去篩選、去比較，要有什么樣的工作，什么樣的房子，要打多少資產才能結婚。仿佛婚姻和愛情是做一道道填空題。

我不否認這是保險的做法，是為了守住自己人生質量的下限，再突破一下上限。

然而選擇和什么人在一起，也可能不是做填空題那么簡單。

畢竟你永遠不知道幸福和意外，會以怎樣的順序闖入你的人生。

余一生說，娟娟和阿剛就像沙漠里的兩株植物，把根須緊緊纏在一起。不是為了證明愛情偉大，而是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從彼此體內榨取最后一點水分，好讓生命得以延續。

后來她也終于明白，愛情不需要被歌頌。無愧于心地過好這一生，才是最重要的事。

如果你也有自己的愛情、婚姻故事，歡迎來評論區留言。給還沒開始戀愛、還沒邁入婚姻殿堂的朋友們瞧瞧，愛情和婚姻這道題，有多少形式和解法。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老腰花

插圖：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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