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州之戰，皇帝真被大臣貪墨了人頭？

正德十二年，時隔近七十年大明皇帝再次親征蒙古。只是“應州之戰”雖以明軍獲勝告終，但皇帝和數萬將士僅斬首十六級。這讓人咋舌的數據，是因為明軍不能打，還是朝中文臣貪墨了皇帝的功勞呢？

首先，自永樂“忽蘭忽失溫之戰”后，明軍與蒙古作戰的陣斬記錄就很少。別說過千，超過三位數的都不多。

正德元年，達延汗入寇宣府與明軍在牛心山、黑柳林一帶激戰。是役明軍損失三千多人（亡2165、傷1156）并“失馬六千五百余匹，掠去男婦畜產器械不可勝計”，而明軍上報的斬獲不足七十級。

正德六年，達延汗率軍入寇河套被延綏總兵侯勛擊退，戰后報功的首級數只有六十四級。正德九年，達延汗連續入寇順圣川、寧武關等地，殺游擊將軍張勛、守備田琦、守備指揮陳經等，直至被宣府總兵官白玉擊退，此役沒有首級上報記錄。

注：正德朝的達延汗本名孛兒只斤·巴圖孟克，于成化十五年繼承汗位。因當時他只有五歲，也被明朝稱呼為“小王子”，不過到應州之戰時他都快當爺爺了。

正德十年，達延汗犯固原。正德十一年七月，犯薊州白羊口（距京師不到百里），十月又至偏頭關一帶劫掠 …… 這幾次由于明軍防守得當，明朝損失不算大，但也沒有斬首記錄上報。

再往前弘治、成化兩朝的情況也差不多。

弘治十八年，蒙古入寇大同地區，明軍耗時四個月才將蒙古人逐出，戰后報功斬首共九級。弘治十四年，保國公朱暉奉命征討入寇延綏的蒙古部落，戰后報功十二級。

成化六年的胡柴溝系列戰，從正月到八月前后六戰，首級數累計不到一百四十級。九月的波羅堡遭遇戰更是慘勝，斬首十二級、自身損失1153人（亡476人）……

之所以會這樣，明蒙雙方各有原因。

明朝這邊，由于衛所制的迅速荒廢，明軍的戰斗力從永樂朝就開始下滑，比如明軍大范圍的逃軍現象。正統朝土木堡的慘敗更是明軍孱弱戰斗力的明證，雖然甩鍋英宗可以挽回些顏面，但是遮掩不了明軍在英宗親征前的慘敗，更遮掩不了土木堡之前明軍集數萬精銳防御瓦剌追擊而全軍覆滅的事實。

正是對自身能力的自知之明，讓明軍對蒙作戰日趨保守，不戰敗背責成為主要目的。所以九邊明軍普遍性的收縮至堅固堡壘以固守為主，即便占據優勢也會以穩妥為主，不去主動追擊或者投入更多力量以擴大戰果。

蒙古這邊，自洪武朝后期北元名存實亡蒙古重歸分裂后，蒙古諸部就普遍沒了恢復祖宗基業的想法。他們南下的目的很現實 -- 劫掠人口財物。

這時候殺傷敵人就遠沒有保存自身重要了，畢竟一個地方難搶，還可以換個地方嘗試。而命沒了，就沒得搶了。因此蒙古人充分利用起自身的機動優勢，與明軍接戰只要意識到這波明軍難啃，他們就會迅速放棄進攻并轉移。

蒙古人的這個戰術，明軍很難破解。原因很簡單明軍是以步兵為主力，機動性上天然有劣勢。從永樂朝蒙古人就利用這個優勢對抗明軍，成祖后幾次大規模征討蒙古，既不敢分兵擴大搜擊效率也難覓戰機，就是受限于蒙古人的機動優勢。

除此之外，雙方戰斗時應用的戰術也讓明軍即便是打贏了也難獲首級。

明軍在野外為對抗蒙古人的機動優勢，常被迫擺出防守為主的方陣，而蒙古騎兵則以一定距離環繞這個方陣機動以尋找破陣的機會。這個交戰過程中明軍一旦被破陣，就很易形成潰敗進而損失慘重。

反觀明軍即便射殺了蒙古人，也不敢（更不允許）出陣去獲取首級。而蒙古人就算因難以破陣而主動撤圍，通常也不會將陣亡者留給明軍割腦袋（救回傷者或帶回尸體，可向其家族索要酬勞）。

面對撤圍的蒙古人，明軍也只能干看著，既不敢追擊也追不上。明軍如果想大規模斬殺敵人，其實就一個方法 – 突襲。比如成化朝王越、汪直率親率精騎奔襲威寧海（一戰斬首437級），只是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

綜合以上因素，就不難理解為何明軍斬首很少，而戰損又遠大于斬獲了。

現在再回過頭來聊聊應州之戰。首先，所謂的數十萬人廝殺多日就是過度渲染，因為明朝這邊的戰略執行有問題。

明武宗最初制定的戰略，是以大同為中心，西北到朔州、東北到陽和，布置一個口袋陣，試圖把達延汗的部隊誘入并圍而殲之。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明軍早已沒了健全的指揮系統，各部隊間的調度配合非常糟糕。

注：由于對軍權的回收，從永樂朝開始，明軍各軍鎮就互不統屬，也沒了跨軍鎮的指揮系統（除了皇帝）。

如蕭滓統領的遼東兵不僅未能迅速合兵，其下屬的王勛部反而被蒙古人包圍，還需分兵去救援。所以應州之戰時，明軍未能如最初構想的那樣實現合圍，也未能完成主力集合，所謂的數十萬大軍對沖本就是不存在的。

除此之外，武宗也輕視了蒙古人的戰斗力和機動優勢，達延汗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圍住的。五里寨、澗子村之戰蒙古人都利用自身優勢快速脫戰，或迅速集結形成優勢反包圍明軍。所以當達延汗意識到明軍意圖后，他就果斷下令撤兵并輕松脫圍了。圍不住、也追不上的明軍還怎么擴大戰果呢？

至于說“應州之戰”后小王子和蒙古幾十年不敢犯邊，那就是故意無視事實了。

“應州之戰”后僅一個月，“虜入甘州甘峻等堡，都指揮王杲等守備不設，發充軍，總兵官王勛以去任，奪俸三月”。檢索下明實錄和《殊域周咨錄》，應州之戰后蒙古人入寇的頻率并沒有降低。不僅年年南下，在正德和嘉靖兩朝交替之際還發展出一個小高潮，幾十個人就敢深入掠搶，“每入多不過數十人，少僅五七人，或經日不去”。

換句話說“應州之戰”就是雷聲大、雨點小，明軍未能實現原本的戰略意圖，雙方并未發生大規模的激烈戰斗。因此明軍斬首寥寥就是件正常的事情，明軍自身傷亡也才615人（亡52人），也可以旁證戰斗的規模和烈度，沒有網上傳說的那么大。

至于說朝廷文官集團因為皇帝妄圖收回軍權而故意抹黑武宗，就真的是為黑而黑了。

明朝本身的制度就不支持所謂的“文官集權”來執掌軍權。為了安全明朝皇帝們早就把兵權給拆了，“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朝廷非但無權統兵，所謂的“出兵之令”也由于朝廷部司（包括內閣）沒有決策權，讓兵部淪為皇帝的傳令機。

天順朝曹吉祥的突然叛亂，眾官員將領因得不到皇帝詔許，一時竟無法調兵平叛，讓留學生險些再次淪為俘虜。即使到了皇朝末期，崇禎叫不動軍鎮武將，還叫不動統帥軍隊的文臣么？

袁崇煥、楊嗣昌、盧象升、孫傳庭等人為啥能被崇禎逼入死路，不能像祖大壽那樣抗命快活，不就是因為他們是文臣么？明武宗能大范圍組織和調動九邊明軍以準備應州之戰，也明示了大明的軍權被皇帝牢牢掌控，哪來的皇帝跟朝廷爭奪兵權一說。

文臣對此戰確實不滿，但不是不滿皇帝親率軍隊，而是“軍功之濫，未有甚于此者”。

此戰后共計56449人申請軍功升賞，都超過參戰人數了，后經兵部尚書王瓊裁減后仍高達9555人。許多在京宦官、將領家屬根本就沒參戰也在封賞之列，理由是參與后勤功勞不少，甚至直接就是“蔭親”。

嘉靖登基之初的一項政績（其實是楊廷和的），就與此有直接關系，“所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五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余石，其中貴、義子、傳升、乞升一切恩悻得官者大半皆斥去”，這也可旁證武宗的“軍功之濫”。

除了濫封，封賞還極不公平。武宗身邊的得寵宦官、豹房親隨占了封賞的大頭。如太監張永、魏彬、張忠等無戰功者也加祿米、蔭錦衣衛千戶；江彬升三級，蔭子錦衣衛千戶；錢寧、朱政等人也獲封錦衣衛指揮使。作為對比，一線作戰的總兵王勛、副總兵朱鑾等僅升一級，賞銀20兩 ……

為了突破“天子不封爵”的傳統，武宗甚至主動遺忘了他爹的賜名之恩，給自己改名為“朱壽”，好過一把軍功封侯的癮（自封為鎮國公）。

面對以上戰斗事實，再加上其后的荒誕不經，明朝文臣怎么好意思大書大賀“應州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