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晚年：從十全老人到阿茲海默癥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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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皇容貌氣力不甚衰老，但善忘比劇，昨日之事，今日輒忘，早間所行，晚或不省。（朝鮮《正祖實錄》）

乾隆晚年的時代，往往被視作東西文明比較的一個關注點，這一時期，法國君主制走向黃昏，大革命山雨欲來。北美獨立戰爭爆發，英國馬嘎爾尼使團訪華，通商與貿易的請求被拒。乾隆皇帝早年以精力旺盛與戰功卓著著稱，晚年健康狀況上佳，不良的生活習慣影響也較少，但終究敵不過自然規律，最后幾年，種種跡象表明，他深受阿茲海默癥（即俗稱的老年癡呆）影響，大清帝國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病夫治國”的怪圈。

開篇之處，朝鮮留下的這段史料表明，乾隆皇帝在85歲禪讓給兒子嘉慶之后，精神面貌依舊非常不錯，但健忘卻與日俱增，昨日頒布的命令，今天便記不到，早上計劃好要做的事情，到了晚上就全然忘記，而這種健忘，恰是年老力衰與老年癡呆癥的典型特征。

這樣的案例，在乾隆八旬之后，非常常見。比如，根據清代禮制規定，禮帽分為涼帽、暖帽兩種。如果皇帝換了禮帽之后，臣子們要根據皇帝所戴禮帽進行統一更換。在乾隆八十三歲時，從熱河返京，天氣稍冷，他便換上了暖帽，群臣見狀紛紛效仿；過了幾日，天氣轉暖，皇帝又戴回涼帽，大臣們又急忙跟著換帽。乾隆起初不解，詢問大臣為何頻繁更換禮帽，得到回復稍加思索才恍然大悟，苦笑著自嘲道：“不怪眾卿，是朕年老糊涂所致啊。”

同樣是這一年，人們明顯察覺到太上皇的起居飲食出現異常。早飯剛用完不久，他又傳令太監再送早膳，似乎全然不知自己已經用過餐。太監們自然不敢違抗皇命，更無人膽敢直言太上皇的昏聵之態，而乾隆自己也始終未能察覺異樣（阿茲海默癥患自己是沒法察覺的），清廷史觀出于為尊者諱的目的，自然不會把這些昏聵之態寫入史書，也不會將其視作病癥。但這一切，都被朝鮮使者看在眼里，記錄在《正祖實錄》之中，并且交由國王預覽。

而從事后來看，乾隆寵臣和珅的發家，正是在乾隆生命的最后十年，和珅之所以成為國之巨蠹，這與乾隆的健康狀況是密不可分的。和珅是一個極度圓滑且長袖善舞的人，侍奉乾隆非常盡心盡力，史書記載：高宗（乾隆）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進之。直到乾隆咳嗽徹底停止，和珅停止服侍。作為耄耋之年且時常健忘的老人，乾隆一方面對和珅所作所為會選擇性忽視或遺忘，另一方面，和珅畢恭畢敬的態度，也極易讓乾隆產生戀愛與惻隱之心，和珅就此成為了乾隆晚年的心腹，肚中的蛔蟲。因此，和珅的中飽私囊之舉，只要乾隆還在世，就不會受到追究。

史書上還記載了一個案例：一天，嘉慶帝與乾隆的寵臣和珅同時求見太上皇匯報公務。入殿后，只見乾隆背北面南而坐。二人跪候多時，卻見太上皇始終閉目不語，仿佛睡著一般；只聽得他口中念念有詞，絮叨不休。嘉慶側耳細聽卻一字不解。忽見乾隆睜眼，目光如電喝問："其人何姓名？"和珅急忙叩首應答："高天德、茍文明（這兩人皆是叛亂的白蓮教首領）。"太上皇聽罷又閉目誦咒，隨后揮手示意退下，始終未發一言。這一幕令嘉慶帝驚駭莫名，只得悻悻退出，這次軍國大事的匯報，就此結束。

幾天后，嘉慶皇帝秘密召和珅詢問："前日父皇閉目所念何語？你所答六字又有何玄機？"和珅躬身笑道："太上皇誦的是西域密咒，施此咒可令千里之外仇敵暴斃橫死。奴才聞咒便知是在咒白蓮教匪，故以匪首姓名應對。"嘉慶帝聞言暗驚，更加忌憚和珅的能力和他從父親那里得到的寵信，登基沒有多久之后，便查抄和珅家產，并且逼其自盡。

要知道，乾隆皇帝早年的時候東征西討，雖說勞民傷財，但也多次取得對外戰爭的勝利，開疆拓土那是不可否認，號稱“十全老人”，如果放在當年，乾隆應該是和眾臣共同運籌帷幄，商量退敵之事。但到了現在，居然連匯報的機會都不給自己的親兒子，幻想著念幾句咒語，便可消弭刀兵，當年南征北戰之舉，被他完全拋在腦后。有一說一，乾隆在暮年之際，確實主動禪位給了嘉慶帝，但以垂垂老朽的身份，干預國政的這些年，依舊給大清造成了不小的麻煩，軍國大事時不時要由一個健忘老人經手，折騰與耽擱，自然就成為了常態。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無論對乾隆皇帝的評價如何，都不可否認，他在暮年之前，是一個精力充沛且大有作為的君主。年輕時的乾隆，大腦如同明鏡般清晰，讀書過目不忘，處事條理分明，甚至精通滿、漢、蒙、藏等多種民族語言。他能隨時從記憶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遺訓、大臣奏議中調取資料，迅速整合、比對、加工、提煉，在第一時間得出準確而高明的決斷。

且由于母親的遺傳和生活習慣良好，乾隆的身體素質一直非常出色，弓馬嫻熟。乾隆八年東巡期間，曾于狩獵時拉開九力強弓（清代弓力分十二等，八力以上皆屬硬弓），即使年過六旬，依舊能拉開準硬弓，七十五歲之際，依舊能參與狩獵，還用鳥銃打死了一只老虎，借此以激勵滿洲貴族。根據朝鮮使臣的表述，乾隆七十九歲高齡之際，氣色看起來，依舊和年輕時差不多。最難能可貴的一點是，乾隆終其一生雖日理萬機，卻從未罹患重疾。

接觸老人多的，就會發現，越是年輕的時候成就斐然，事業有位，老了越容易固執己見，尤其是精力與判斷力衰退之際。乾隆年輕時，對西洋的舶來品非常喜愛，時常在宮中把玩西洋鐘表與玩具，也時常與傳教士往來，但同時，對西洋文化也保持著高度的警惕，這點與他的祖父康熙一脈相承，康熙曾言：海外諸邦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必受其累。今國家承平日久，尤須居安思危。

而等到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提出開放更多通商口岸和進行深入貿易往來這些請求的時候，乾隆已經是82歲高齡，固執且判斷力開始下降，要一位耄耋老人去理解聞所未聞的資本流通與通商貿易，可謂難比登天。便留下了一封給英王傲慢的回信轉交使臣，馬戛爾尼使團悻悻而退，帶著與啟蒙思想家筆下的中國大相徑庭的所見所聞，回到了歐洲。

縱觀全人類歷史，大自然的變化與關鍵人物的身體狀況，往往決定了一個文明的走向，過去的人或許對一些疾病的認知存在偏差，無法準確無誤地記下病因。但從記載與蛛絲馬跡中，后人可或多或少推斷出病因。“病夫治國”乃是政治史上不可避免的怪圈。可別忘了，與那些荒淫無度、疾病纏身的上位者相比，乾隆無論從自律還是生活狀態上來說，都堪稱佼佼者了，甚至還能夠選擇急流勇退。但即使如此，他還是受到阿茲海默癥的困擾，病痛帶來的連鎖反應，在不經意間，敲響了大清的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