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能得乾隆恩寵，為何無法取悅嘉慶？他的死遠遠不止錢的問題！

提起和珅這個人，大家不會注意到他的才華，也不會注意到他的優點，第一個浮現在腦海的永遠是“巨貪”的代名詞。

但在這個不太圓滿的結局背后，卻又隱藏著一個深刻的歷史疑問：一個能夠將帝王心術揣摩到極致，把乾隆皇帝哄得舒舒服服的和珅，為何在面對新君嘉慶時，卻顯得如此笨拙，最終落得個身死家滅的下場？

和珅的出身一般，在當時不是那種頂級的權貴世家。和珅能脫穎而出，主要是憑借徹查云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

在這件大案中，和珅展現出了兩個特點，一個是精明干練，一個是雷霆手段。要知道，李侍堯當時已經是封疆大吏，在官場摸爬滾打了這么多年，遠非是一般人可以對付的。

而和珅當時還很年輕，經驗明顯不足，這兩人對上陣，顯然是和珅處于劣勢。

但令人沒想到的是，和珅面對老奸巨猾的封疆大吏李侍堯，卻根本不虛，在他軟硬兼施，層層突破之下，竟然真的讓李侍堯伏法了。

這不僅僅是辦成了一件案子，更重要的是，他向乾隆皇帝展示了三樣至關重要的品質：能力、忠誠，以及在那個階段的“背景清白”。

世人皆以為乾隆是荒唐皇帝，只知道搞“十全老人”的虛名，總是寵信阿諛奉承之輩。但實際上，乾隆是一個帝王，而且還是久居帝位的皇帝，遠非胡二世那種人可比。乾隆看中和珅的不是“阿諛奉承”，而是他總能將皇帝的需求辦得妥妥帖帖。

在李侍堯案后，和珅更是提出了一系列善后政策，條理清晰，可行性極高，完全不是假大空的官樣文章。這讓乾隆看到了他治國理政的潛力。從這個角度來看，和珅的起家，靠的是真本事。

然而，如果僅僅是能臣，和珅最多也就是成為下一個張廷玉或鄂爾泰，絕不可能達到日后權傾朝野的成都。

和珅與這些能臣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將君臣關系逐步轉化為一種高度私人化的情感捆綁。

例如，乾隆皇帝將自己最疼愛的固倫和孝公主，下嫁給和珅年僅六歲的兒子豐紳殷德，并親自賜名。

簡單的一樁婚姻，背后的意義卻太大了，這相當于將和珅從一個能干的大臣，擢升為了皇親國戚。

更令人叫絕的是和珅在“精神層面”對乾隆的迎合。乾隆晚年好大喜功，喜歡舞文弄墨，自詡“十全老人”。

尋常的溜須拍馬，諸如“皇上圣明”、“筆力雄健”之類的奉承話，乾隆早已聽得麻木。和珅的高明之處在于，他不是用嘴去夸，而是用行動去“懂”。

他下苦功鉆研書法、品鑒字畫，使自己的藝術造詣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他與乾隆探討藝術時，便不再是簡單的君臣奏對，而更像是品味相投的“知己”在交流。

而且，和珅提供的不僅僅是情緒價值，還能在關鍵時刻提供物質支持。

乾隆六下江南時，雖然玩得很開心，但耗資卻十分巨大，國庫有些吃不消，遭到朝中不少大臣反對，令乾隆十分不悅，又很無奈。

和珅在這個時候，通過各種渠道籌集資金，讓乾隆既能盡興游玩，又不必背上勞民傷財的罵名，把朝中大臣的嘴堵得很嚴。

試想，這么一位“摯友”在身邊，替自己解決各種難題，換成誰會不喜歡呢？所以，在和珅這種從“公”與“私”兩方面的手段下，乾隆對他的恩寵無人可比。

但和珅的光鮮底層根基，說到底不是他的本事，而是乾隆給的底氣。所以，這最要命的事情，莫過于乾隆退位。

但是嘉慶登基的最初幾年，卻出了問題，原本對乾隆退位有所準備的和珅，迎來了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雙核”時期。

嘉慶是名義上的皇帝，但手握實權的依然是太上皇乾隆。和珅在此期間，則扮演了一個極其尷尬且危險的角色——太上皇的“代言人”。

乾隆的任何旨意，都需要通過和珅來傳達和執行。于是，當時的朝會就出現了一個很詭異的場面，名義上的皇帝嘉慶坐在龍椅上，底下的大臣們卻要揣摩和珅的臉色行事，可想而知，當時的嘉慶對和珅有多膈應，卻有無可奈何。

和珅也曾嘗試向嘉慶示好，但他的行為卻并未表現出足夠的誠意。一方面是現在的他實際上要凌駕在嘉慶之上，如果誠意十足的示好讓他不甘心；另一方面，當時掌權的仍是乾隆，和珅如果向嘉慶表忠心過早，沒能嘉慶掌權，恐怕就要被乾隆給弄死，他不敢太高調的選邊站。

和珅深知這種狀況的背后有多么危險，所以和珅準備趁著乾隆最后掌權的這段時間，抓緊想辦法自救。于是，和珅極力打壓嘉慶做皇子時培養的勢力，嘉慶的老師、被其視為心腹的朱珪，在和珅的運作下被一貶再貶。

他還派遣吳省蘭等人到嘉慶身邊，名為輔佐，實為監視，嘉慶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這種行為，已經不是臣子對君主的冒犯，而是赤裸裸的控制和挑釁。

和珅要當權臣，卻要背后一個皇帝，打壓另一個皇帝。和珅的這種做法，是除了坐以待斃之外唯一的選擇，但也是在玩火兒。

嘉慶后來處死和珅時，曾說過一句發自肺腑的話：“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這句話，精準地道出了和珅之死的根本原因。

綜上，和珅的倒臺，與其說是輸給了嘉慶，不如說是輸給了他自己對權力的無盡貪欲，以及那個無法逆轉的時代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