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關稅風暴背后的大國博弈，中國怎么辦？

編者薦語：

本文根據趙建院長近日接受“大灣區評論”采訪內容整理而成。更加內部、細化、干貨的內容請加入會員參與內部直播與討論。

以下文章來源于大灣區評論，作者大灣區評論

大灣區評論對話趙建

關稅風暴背后的大國博弈：中國怎么辦？

近期美國政府宣布的全面“對等關稅”政策，在全球范圍引發廣泛震蕩與激烈討論。面對這一看似與主流經濟學理論相悖、可能引發貿易戰升級乃至經濟衰退風險的舉措，其背后真實的決策邏輯究竟為何？它將對中美關系及全球經濟秩序產生何種深遠影響？中國又該如何于變局中應對挑戰、把握機遇？圍繞這些焦點問題，我們與知名經濟學家、西京研究院院長趙建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話。本篇對話實錄，旨在為讀者提供一個超越表面沖突、理解大國博弈深層動因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

本期亮點HIGHLIGHT

• 解析特朗普選擇在此刻采取大規模關稅措施的決策時機、背后目的以及深層邏輯。
• 揭秘美國面臨種種困局，萬斯《鄉下人的悲歌》背后的真正原因。
• 從短期、中期、長期來看，特朗普的關稅戰目標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
• 本次關稅戰，是否有引發系統性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可能？
• 如何評估中國經濟利用當前外部壓力，實現向內需和消費主導模式轉型的可能性、主要挑戰以及可行路徑？
• 這次關稅戰本質上是“獨木橋上的懦夫博弈”（Game of Chicken），也就是所謂的“膽小鬼博弈”。

0 1

特朗普關稅戰背后的

決策時機、目的和深層邏輯

大灣區評論：

特朗普此次推行的關稅政策，似乎與強調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和自由貿易互補性等主流經濟學理論存在顯著差異。此外，當前輿論中也有觀點運用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美元霸權，乃至將其與美國提供的安全保護傘相聯系，來解讀其政策的部分動機。一個是經濟理性，一個是政治決策，您對這些分析視角有何評價？

趙建：

這個問題特別好，為何不能單純從經濟理性的角度去理解政治決策？經濟學家很容易出于自身領域局限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未能充分理解經濟決策與政治決策過程的區別。從經濟的角度看，我們往往進行成本收益分析，比如按照國際貿易中李嘉圖（Ricardo）的理論，或者是薩伊定律（Say's Law）的經濟運行規律，強調各方通過比較優勢來達成合作共贏。無論是貿易全球化，還是自由貿易的圖景，都是按照企業家或個人從經濟角度、從利潤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所期望的，各方都希望通過合作共贏來提升整體社會福利，

但實際上，政治家的決策方式不同于此。特朗普的決策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他主要考量的是政治因素，尤其是在一個衰退中的民主政治所面臨的問題。我們并沒有從特朗普的執政和選舉——從選舉到決策的整個過程——看到多少現代政治的影子。它幾乎是現代政治的一種衰退版或是異化版，表現為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國家主義等落后政治思潮的反撲，可以說是由政治衰退所引發的一次極端右翼大回潮。

從政治發展周期和政治規律的必然性角度去理解特朗普現象，我認為特朗普的出現并非偶然，而是美國多年來內部問題以及全球化失衡共同導致的一個必然結局。關于特朗普的關稅戰，我從2018年起就做了很多研究和報告，論述了這方面的觀點。全球化本身，誠然可以通過比較優勢增進社會福利和共同文明進步，但是我們看到全球化發展一段時間之后便會出現危機。危機的背后是赤字擴大和貧富差距加劇。富國與貧國的相對差距可能拉大。全球化整體上提高了全世界的福利水平，但其分配不均的問題日益嚴重。我們需要從全球化危機入手，來分析美國政治的衰退，然后再審視特朗普現象，這是一條重要的分析線索。

穆迪在周二發布的一篇題為《即使在積極的情況下，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負擔能力也可能會惡化》的報告中警告稱，即使在經濟樂觀的低概率情境下，美國債務負擔能力仍“顯著弱于其他Aaa級主權國家”（圖源：穆迪官網）

大灣區評論：

全球化失衡導致了美國民主政治的衰退，感謝您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析視角。那么，對于特朗普選擇在此刻采取大規模關稅措施，如何分析其決策時機、背后目的以及深層邏輯？

趙建：

在這個全球化的危機過程中，作為世界秩序和世界公共品的提供者，所謂的“帝國”——美國，也面臨諸多困境。美國是在整個全球化危機過程中受到較大反噬的國家之一，因為它有其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

首先，產業空心化或衰落。在全球化中，勞動與資本的獲益程度是不同的。資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動以獲取利潤。例如，在六七十年代，日本、德國的生產成本較低，大量資本便流向這些成本洼地進行生產，賺得盆滿缽滿。后來日本出現危機，亞洲四小龍隨之崛起，再后來資本流向中國。這種現象導致的一個結果是：資本在全球相對自由流動，但勞動力流動則會受限——因為通常所說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商品和貿易的自由化：要素流動中，只有資本相對自由（雖然有些國家實行資本管制，但大部分發達國家的資本是自由流動的）；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則涉及移民問題，面臨著嚴格的移民壁壘。

這就導致當資本從美國流向成本洼地——如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大陸時，美國便出現了產業空心化或衰落，形成了“鐵銹帶”。這個過程已經積累了幾十年，美國只能依靠債務、赤字及貿易逆差來維持國家的再分配以保障社會福利。最終導致美國中產階級的衰落，以及民粹主義的崛起——因為大量低收入者群體產生了不滿情緒——這正是需要我們嚴肅認真審視萬斯著作《鄉下人的悲歌》的原因。這是美國面臨的一大困境。

2023年，美國鋼鐵公司宣布將無限期關閉其位于伊利諾伊州的工廠（圖源：新華社）

其次，美國兩黨之間政治上的進一步激化。表面看，美國似乎在各方面引領全球，但實際上其內部矛盾在全球化的反噬中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這是美國長期面臨的一個矛盾。這個矛盾也導致了美國兩黨之間政治上的進一步激化。這種政治激化體現為：兩黨內部的溫和派（如民主黨右派和共和黨左派）失去了共同立場和對話基礎。這種激化從奧巴馬時期開始就埋下了種子——可能現在兩黨唯一的共識就是對中國的態度，但這并不代表其國內政治共識的恢復。

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極致的政治斗爭，因為缺少共識。這里要強調，缺少共識正是政治衰退的表現之一。政治上缺乏黨際共識，社會層面缺乏群體共識，最終導向社會高度撕裂。在這種情況下，當社會缺乏共識且不理性、極端主義思潮泛濫之時，就必定會催生出極端的人物。

特朗普的出現，我認為是一個必然，他是矛盾集中反噬和激化的產物。民主黨左派也為他的出現埋下了種子。有觀點認為，奧巴馬時期及拜登政府的部分政策引發了（部分選民）對民主黨的不滿。部分選民并非真正支持特朗普，而是表達對左派政策的不滿。例如，在通脹、治安、性別議題、移民問題等方面的政策引發了美國社會的普遍不安，選民只能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邏輯下做出選擇，轉而寄望于在（他們認為）負面影響相對較小的特朗普那里尋找答案。這也是特朗普出現的原因之一。

具體到選舉層面，美國實行的是基于選民的選票政治，它不是直選，而是代議制的選舉人團制度。這里存在一個悖論：美國的左派或民主黨，其政策理念傾向于為全球“進步主義”服務，代表著一種普世價值取向。但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只有美國公民擁有選票。例如，烏克蘭人沒有辦法選舉拜登，如果烏克蘭和澤連斯基可以選拜登，選舉格局可能就不同了，特朗普或許無法當選。然而，其他受益于美國進步主義政策的非美國公民是沒有選票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民主黨的進步主義移民政策，可能導致那些受益于政策而獲得合法身份的上千萬移民，反而轉頭投票支持特朗普；可以受惠于民主黨移民政策的非法移民、沒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或者那些希望移民到美國的人，卻沒有選票。其邏輯在于，一旦（部分移民）獲得合法身份，可能就不希望再有新的移民來競爭工作機會，這反而對民主黨的左翼基本盤造成了反噬。這個困境并非僅僅是共和黨或特朗普的困境，而是整個美國選民政治或其民主制度本身的一種異化。

這種民主政治的異化，已經發展到了當前的民粹政治，甚至可以稱之為一種“巨嬰政治”。從中性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后現代政治，其特征或許不帶強烈的傳統意識形態色彩。這種政治更像是一種無厘頭、混亂、類似孩童般（巨嬰）的決策風格。其政策常常顯得隨意和非邏輯。后現代主義在議程上的表達往往是極致的個人化、荒誕化，缺乏明確規矩。可以看到，后現代藝術作品，特別是繪畫，很多作品，無論是野獸派還是抽象派，其風格有時類似孩童涂鴉。可以看到一些大師的畫作和兩歲小孩的作品相似。政治也是如此。今天我們面臨的困境，不能只怪罪于特朗普一個人。雖然他確實給全球，特別是給中國，造成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但我認為，最終承受最大傷害的可能還是美國自己。我們要站在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當前的關稅戰、貿易戰以及當前的全球經濟新格局，才能真正發現其底層邏輯。

大灣區評論：

從目前的情況基本可以分析出特朗普此次關稅戰的目標，短期來看，要快速提高政治收入，填補美國赤字和緩解財政壓力；中期來看，以關稅為談判籌碼；長期來看，爭取制造業回流，轉移分工優勢和價格優勢。您認為，特朗普的關稅戰目標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

趙建：

從長中短期來看，特朗普的關稅目標都很難實現含，面臨著種種技術上和制度上的障礙。短期來看，如此高的稅率，貿易雙方沒有辦法修改合同，也沒有辦法根據不同的成本結構和需求彈性來進行重定價，日常生產和貿易會被打斷，全球貿易按下了暫停鍵。中期來看，除了一些小國家和經濟體，重要的貿易伙伴，比如中國、加拿大、歐盟諸國等都采取報復性的對等性的關稅，導致美國很可能傷敵八百，自損一千。長期來看，制造業是一個生態鏈，不是靠關稅改變成本結構就能在國際空間上進行再布局的。所以，從這三個層面來看，特朗普的關稅戰都很難達到目標，中間隨時有夭折和退卻的可能。

大灣區評論：

20世紀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法案》最終引發了全球大蕭條，當前發生的一切非常像是歷史的當代版本——在貨幣和地緣政治秩序上的崩潰，以蕭條、內戰和世界大戰的形式出現，最終形成新秩序的建立。本次關稅戰，是否有引發系統性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可能？

趙建：

事實上，這次突如其來的關稅風暴已經再全球引發了系統性的金融海嘯，世界各國已經經歷了一輪大幅下跌。各種大類產品甚至包括美元、黃金、美債等避險產品都出現了歷史罕見的波動。因為特朗普的這一舉動是非常魯莽的，將“灰犀牛”變成了“黑天鵝”。當然，特朗普也感受到了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壓力，被迫放松了一些口徑，金融市場出現了階段性緩和。但是我認為后面還是會不斷的出現波動，直到整個金融市場因為對特朗普式的“狼來了”感到厭倦和鈍化。至于經濟層面的危機，由于反應需要一個過程，現在還體現不出來。隨著部分關稅的落地以及關稅的不確定性，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會受到嚴重干擾，接下來全球經濟發生衰退是大概率的事情。

美國華爾街股市主要股指期貨在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后，4月3日全面暴跌（圖源：路透社）

0 2

中國的下一步，怎么辦？

大灣區評論：

接下來想探討中國的應對策略。在特朗普關稅政策帶來的顯著外部沖擊下，有觀點認為，這可能為中國提供了一個關鍵的轉型契機——即能否借此加速從傳統的、較為依賴生產驅動的經濟模式，轉向一個更加注重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并充分發揮國內大市場潛力的消費主導型經濟？不過，也有分析對比歷史經驗（如蘇聯模式）指出，某些體制下的生產驅動型特征可能較為穩固，轉型或面臨固有阻力。如何評估中國經濟利用當前外部壓力，實現向內需和消費主導模式轉型的可能性、主要挑戰以及可行路徑？

趙建：

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可能性，我認為是非常有潛力實現的。回顧中國的進步歷程，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每一次重大改革的動力往往源于危機倒逼，危機越大，改革往往越深入。

例如，我們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十四大及十四屆三中全會），才真正使經濟發展上了一個臺階。而在那之前，中國正經歷一場非常嚴重的通貨膨脹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再加上中國1998年面臨的與當前局面有相似之處的三角債和國企下崗潮，這些都倒逼著我們加速融入全球開放體系，最終加入了WTO。我們由此贏得了約十年的快速發展。

到了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之后，我們又被倒逼著轉向發展國內需求（雖然這一輪發展中也遇到了當前的一些問題，如房地產和地方債等所謂的城市化后遺癥），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當前擁有龐大的、完善的、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包括高鐵、機場、地鐵以及全球名列前茅的物流體系、工業化體系等等。可以說，在次貸危機之后（即2008年之后），我們發展了內需，這部分內需主要依靠投資和債務拉動，雖然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后續問題，如當前遇到的地方債等問題，也可以部分追溯到那個時期，任何發展總是有成本的。

2008年也是一次巨大的城市化浪潮，讓我國的城市化率提高了十幾個百分點，達到今天的約67%，工業化也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2020年的疫情危機（距今約四五年時間），也讓中國在工業化水平上又邁進了一大步。我們出口產品的質量和檔次顯著提升，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如“新三樣”）轉型，受到世界矚目。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大國經濟體，在每一次危機之后，中國經濟都展現出巨大的躍遷潛力。這一次我們遇到的危機，其級別和烈度可能與2008年次貸危機及2020年疫情危機相近。

下一步，怎么辦？政府工作報告、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更早的三中全會報告，其實都已指明了方向。中國需要進行全面的轉型，即走向一個以內需為主導的消費型社會。例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在十大任務之首部署擴大內需時，將消費置于突出位置。而在投資與消費的關系上，不再將投資置于首位，而是強調要形成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在一個后發展、后工業化、后城市化的經濟體中，當產能過剩、供給是主要矛盾時，我們進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今天我們看到的情況是，需要通過有效需求來消化我們在2020年后巨大提升的產能。疫情發生之后，中國依靠率先恢復和穩定的產業鏈，為全球提供了大量商品和物資，顯著提高了我們在全球的競爭力。中國的出口份額在全球占比從約13%提升到15%，這兩個百分點的增長，以往可能需要五六年的時間，而在2020年我們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實現了。

搶占全球份額，這也使得中國在2021年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時，沒有像日本和美國那樣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表現出了一定的經濟韌性。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當時的外需支撐。例如，去年中國經濟5%的增長中，約有三分之一是由外需貢獻的。今天我們需要正視一個嚴峻的問題：特朗普加征關稅可能導致我國外需顯著萎縮，我們可能面臨著比2008年和2020年更為嚴峻的經濟挑戰。在這種預判下，中國事先將擴大內需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方向，就顯得尤為重要。

例如，發放消費券、推動“兩重”建設、擴大財政赤字、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擴大專項債的發行和使用范圍、加強人力資本投資、完善民生保障等。這一系列政策預示著我們正在向這個方向調整。

當然，這是一些短期的應對政策，我們更應關注的是構建消費型社會的長期制度安排。這種制度構建比較復雜，存在路徑依賴和制度慣性。消費型社會通常需要“以人為本”的法治環境、健全的消費者保護機制，以及讓民眾沒有后顧之憂的社會福利體系和持續的收入增長。如何真正從短期的政策性投入轉向長期的制度性建設？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短期內可以看到的是，在政策層面，今年確實在朝著消費型社會或擴大內需的方向推進，后續預計會出臺一系列相關政策。

例如，近幾日中國股市的巨大波動，我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協同行動來穩定市場。尤其是國資委，這次動用的主要力量是國資委，而央行則作為貨幣政策支持的后盾。在全球股市面臨巨大下行壓力甚至接近金融風暴邊緣的時刻，中國的股市仍然保持了相對穩定。我認為，這也是在踐行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穩住股市樓市”的要求，而穩定股市樓市，其目的也是為了最終服務于擴大內需和促進消費。

央行表示會為中央匯金提供再貸款支持，以維護資本市場穩定（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近期在輿論中關注到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中國能實現“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即“三零”），其帶來的開放效應可能堪比再一次加入WTO（“入世”）。雖然普遍認為這一設想在全國范圍推行面臨巨大挑戰，但考慮到當前外部環境的沖擊，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性：即選擇特定區域，例如海南自由貿易港，以及廣東省的橫琴、前海、南沙等地，進行“三零”原則的先行先試，以此作為一種應對策略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突破？您如何看待“三零”原則這種應對方式？

趙建：

這恐怕還是主要從經濟角度思考問題，可能沒有充分考慮到政治維度。個人認為，這次關稅戰本質上是“獨木橋上的懦夫博弈”（Game of Chicken），也就是所謂的“膽小鬼博弈”。其邏輯類似于：我要一條路走到黑，堅持加征關稅，那么你（對手）是選擇退讓（倒車避讓我通過），還是也加征關稅，導致雙方陷入“囚徒困境”，最終兩敗俱傷（車毀人亡）？特朗普用的就是這一招。這類似于他在《交易的藝術》中所述的策略，如同殺價一般。他傾向于采取極限施壓，這種極限施壓就是向所有對手宣告：“我這輛車會悶著頭往前沖，所有人都必須避讓我。”

我們看到的事實也確實如此：很多小國都選擇了退讓，不進行報復——特朗普聲稱有超過75個國家和地區沒有對美國進行報復。就好比在獨木橋上，對方看到大車駛來，選擇把自己的車退回去，讓大車先過。雖然退讓會使自身利益受損，但至少避免了“車毀人亡”的最壞結果。問題在于，如果橋兩端都是大車——中國也是一輛重型卡車，美國也是——那么簡單的退讓就變得非常困難。這種難度可能超出了我們經濟學者的通常想象，它更多的是一個政治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講，它更呈現的是一種政治立場、國家形象，乃至對整個社會民族情感的一種回應。如果中國選擇退讓，恐怕國內民眾會非常失望，這是純粹的經濟分析可能忽略的層面。因此我比較傾向于認為，中國在策略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進行，前期先采取強硬立場，后期再尋求談判空間。

特朗普并非一個完全按理性出牌的政治家。如果一味退讓，就像對待一個不斷要糖吃的小孩，雖然可以通過暫時滿足（哄著他）來換取平靜，但問題是下一次怎么辦？僅僅通過“哄”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適度的施壓或展現決心，輔之以講道理，也許是更好的決策。當然，他是否聽得進道理是另一回事，中國之前發布的白皮書和立場文件，闡述的都是基于理性的、關于全球貿易規則和中美經貿關系發展歷程的觀點，但對于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來說，這種方式可能效果有限。

這個問題中提到的方式，采取避讓，的確是一種選擇，或許能帶來暫時的風平浪靜。這可能代表了部分理性知識分子或經濟學者的看法。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有其自身的政治訴求，勢必要維護國家榮譽感和民族情感，這并非僅僅從經濟理性角度就能完全涵蓋的。中國的決策者需要考慮更廣泛的民意基礎。同時，不僅要考慮經濟得失，更要從戰略博弈的角度出發去看問題。因此，適度的反制，而后再輔以利益交換或妥協，是有必要的。當然，不能一味的采取強硬對抗的方式，那可能就真的陷入了意氣之爭。這確實需要高超的外交智慧、政治智慧以及處理復雜大國關系的具體策略，決策難度是非常大的。

美國共和黨人、前副總統邁克·彭斯日前表示，特朗普政府廣泛加征關稅“失策”，將給美國工薪家庭和企業帶來沉重負擔（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確實，很多人形容這是“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滅，火不盡”。關于本次關稅戰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您認為目前關稅戰對中國的沖擊，從短期到長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趙建：

從目前的情況看，影響是遠遠超出預期的，部分外貿相關從業人員都會受到影響。這是我們能具體感知到的情況，不能僅憑網絡信息或片面的想象。例如，對于外貿行業來說，現在可以說是按下了“暫停鍵”，特別像之前疫情時期的沖擊。關稅一下子加到這么高，客戶就會要求暫停生產、觀望等待，因為他們也懷疑如此高的稅率能否持續，但報關時若真按此執行，則成本過高。如此高的關稅下，企業基本不掙錢，自然難以為繼。現在就是出現了很多訂單中斷的情況。更糟糕的情況是，貨已經生產完畢，且正在運往美國的途中。這時，出口商必須額外支付高額關稅（因為成本可能翻倍），當你與客戶商量分擔時，客戶此時可能采取強硬立場，聲稱貨已到港并拒絕承擔新增關稅。如此一來，出口商若要完成交易就必須自行承擔全部關稅，這很可能導致其現金流枯竭，企業最終破產。所以，這個影響還是非常巨大的。因為它影響的不僅僅是外貿公司本身，還包括與外貿公司相關的整個生產鏈上的各類廠商。

我剛才提到，中國經濟去年的韌性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需支撐的，我們的內需，特別是房地產領域，不僅未能貢獻正增長，反而還拖累了經濟。特別是房地產相關的債務問題，以及投資增速下滑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內需尚未完全恢復，外需又被按下了“暫停鍵”。因此，這次沖擊的影響深度和嚴重性，必須要放在與2008年（次貸危機）和2020年（疫情初期）同等的高度來審視。當然，我們的經濟并非完全獨立運行，政策層面，政府預計會有相應的應對方案和應急預案。反觀美國，預計會很快出現類似2020年疫情初期在超市搶購、囤積物資的現象。

另一方面，中國現在也已制定或實施了多項策略，例如不惜代價穩住股市。這可能會倒逼中國加速出臺各類刺激政策，原計劃下半年推出的政策可能提前至上半年——所謂的“應出盡出”。這包括一系列針對房地產、消費，乃至生育的政策，政府可能會想方設法向社會注入流動性，以促進貨幣循環。

近期，我們也看到一個很有智慧的政策動向：既然美國不讓中國商品出口了，能否把消費人群吸引到中國來？在中國境內購物并享受離境退稅，這體現了中國政策制定中的靈活性。另外，人民幣匯率也可以更具彈性，不必刻意維穩。即使兌美元匯率跌破7.4甚至接近7.5，也在可接受范圍內。匯率調整后，外國人可能更愿意來中國消費，畢竟中國的物價相對較低。如果匯率不過度升值，中國的吸引力會非常大。并且，相較于全球其他一些地區，中國的旅游環境和社會治安等相對比較穩定。

這項吸引入境消費的政策，我認為非常好。當然，它帶來的增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主要是針對ToC的消費品。但是，個人入境購物能購買的小商品數量有限，而在中國很多出口產品（如“新三樣”中的許多品類）是一些大型商品，比如汽車，游客是帶不走的。因此，這項政策只可以作為眾多應對措施之一，不能夠完全彌補因失去美國市場而可能損失的數千億美元級別的出口額。

目前可以看到，關稅戰正在對兩邊同時產生反饋：一方面是中國可能出現失業增加、企業破產、經濟加速下行的壓力；另一方面是美國可能出現供給短缺和惡性通脹。這最終會倒逼中美之間重新回到談判桌，以達成一個相對理性的結果。然而，在達成結果之前，雙方肯定要相互承受并付出成本。就好比兩輛車在獨木橋上互不相讓，肯定要先碰撞一下，才能下來協商。當然，協商的前提是這兩輛車都沒有發生崩潰式的危機，雙方都還能“倒車”，才能各自退讓一步。從目前的形勢看，這個雙方相互試探、付出代價的過程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而期間付出的代價，將是兩國經濟分別面臨更嚴重的通縮壓力和更嚴峻的通脹挑戰。

圖為中國江蘇省南京市一處集裝箱碼頭（圖源：聯合早報）

加入會員觀看專題直播，可以就以下問題進行更加細致的討論：

1，從一季度經濟指標看，中國經濟低物價問題得到有效緩解了嗎？

2，從社融數據看，中國的信用創造和貨幣供給主要靠什么？只有看到貨幣創造的源頭，才能找到核心資產。比如房地產繁榮的時期，廣義貨幣主要靠房地產創造，房價也是一路攀升。

3，中國飄蕩在海外的1.5萬億美元外匯買了什么？接下來會不會匯入國內結匯從而增加貨幣供給？對中國的資產價格走勢特別是股價房價有什么影響？

4，財政政策為主導的情況下，央行是不是不再有意愿讓利率繼續下行？即使降準降息，是不是也只是降低實體經濟負擔，而讓貨幣市場的利率保持在一個穩定的區間？在這種情況下，債市還有空間嗎？

5，中國大幅擴大了赤字，但是央行的資產負債表還沒有明顯的擴表，這是否會影響從通縮型去杠桿到通脹型去杠桿的進程？

相關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