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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中國宣布反制措施:對美國加征共計84%的反制性關稅。至此,中美兩國貿易戰進入白熱化階段,美國對中國關稅稅率已經達到史上罕見的104%。深入分析研判這場“世紀之戰”的走勢,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結構性矛盾的積累與沖突升級邏輯
中美貿易戰的根源,在于兩國經濟結構的根本性差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依托兩代人的血汗與拼搏,從生產襯衣、鞋子“起家”,逐漸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并持續發起技術追趕,逐漸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
而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從1990年的17%降至2024年的8.4%,金融化程度加深導致產業空心化加劇。這種失衡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戰略下被政治化,演變為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系統性指控,這些指控包括所謂的強制技術轉讓、產業補貼、匯率操縱等等。
更深層次的矛盾在于全球秩序主導權的爭奪。美國試圖通過關稅戰來維系“美元-科技-軍事”三位一體的霸權體系,而中國依托14億人口市場和新質生產力的崛起,正在構建“雙循環”的韌性體系。這種結構性沖突在2018年首次關稅戰爆發后加速顯性化:隨著七輪關稅升級,美國對華加征稅率最高達到104%,中國則通過關稅對等反制、稀土出口管制、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等非對稱反制手段回應。
二、當前戰局的整體優勢在中國一方
在特朗普公布的瘋狂的關稅政策后,美國國內即出現了一波物資搶購潮;而反觀中國,整個社會并未出現任何形式的恐慌;這一現象已經說明了很多問題。
美國對華加征的高額關稅,將導致其進口商品價格飆升,摩根士丹利測算每個美國家庭年支出將增加10000美元。而美國發起的關稅戰存在致命的邏輯缺陷:中國對美出口占比已從2018年的19.2%降至2024年的14.7%,而美國90%抗生素、80%稀土永磁體依賴中國供應。對美國而言將形成“美國消費者承擔關稅成本--中國產業升級--美國供應鏈斷裂”的多重打擊。
此前,拜登政府推動“精準脫鉤”策略,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限制企業在中國擴建先進制程產能。但中國在芯片領域的64項關鍵科技中,已領先57項,28nm芯片產能全球占比達42%,華為昇騰910B芯片實現了7nm突破。更值得關注的是,第三代半導體研發投入占全球38%,量子計算專利數量超美國兩倍,這種非對稱突破正在動搖美國科技霸權根基。
而美國此前推動的“友岸外包”戰略成效有限:越南、墨西哥僅完成產能承接目標的38%,且面臨基礎設施薄弱、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瓶頸。而中國通過中白工業園、瓜達爾港等基建項目深化產業鏈綁定,2024年對“一帶一路”國家出口占比達47.8%,形成了“東方供應鏈閉環”。
金融領域的攻防也在悄然發生,當前,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日均處理量突破5.2萬億元,金磚國家貨幣互換覆蓋40國,中東石油人民幣結算突破千億規模。中國的美債持有量,已經逐步降至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這種“去美元化”進程,與中國的在數字人民幣領域的布局,正在重塑全球金融權力格局。
三、中美貿易戰未來三種可能情景推演
1、有限脫鉤與動態均衡(概率40%)
在美國內部的極力反對和全球各國的反制之下,特朗普的極端關稅政策難以長期維持。中美可能在農產品采購、能源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達成階段性協議,通過更多的豁免清單抵消全面對抗,但半導體、AI等關鍵領域維持競爭性態勢。
中國通過與東盟、歐盟、日韓等國家和地區形成的區域貿易協作,將維持貿易面的基本穩定,而美國推動的“價值觀同盟”僅能維系部分高端產業合作。這種格局下,全球貿易體系呈現“雙軌化”特征:數字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結算占比將不斷上升,美元仍主導西方市場但份額持續下降。
2、長期對峙與體系分裂(概率35%)
若美國對中國的報復措施進一步升級,中國將采取更多反制性措施。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停止蘋果產品在中國的銷售,此舉將使蘋果公司年利潤下降20%以上,股價下跌30%,并引發美國股市的系統性崩潰。全球貿易規則將呈現區域化特征,并可能在經濟領域出現陣營化、體系化分裂。IMF預測此情景下全球GDP增速將跌破2%,通脹長期維持4%以上,庫存成本增加1.5萬億美元。
3、危機倒逼合作與秩序重塑(概率25%)
全球金融危機或氣候災難等,可能迫使中美重啟相關談判。中國如果在可控核聚變、量子計算、高端芯片等領域實現突破,將動搖美國的科技霸主地位。美國將不得不接受多極共治格局,隨著金磚國家、上合組織的擴容,有望形成全球“去中心化”治理新模式。
四、中國的戰略破局路徑
1、內需驅動的結構性改革
通過全國育兒補貼、消費券等政策釋放4億中產購買力,力爭2025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預計突破50萬億元。推進縣域市場三年擴容5萬億,形成“金字塔型”消費結構。同時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將勞動者報酬占比從53%提升至60%,縮小貧富差距激發內需潛力。
2、科技突圍的聚焦式突破
實施“中國智造2035”戰略,每年追加投入萬億級研發經費專攻光刻機、量子計算、可控核聚變、人工智能等“卡脖子”和前沿領域。通過“揭榜掛帥”機制加速創新成果轉化,全面培養高端科技型人才。
3、全球治理的規則重塑
深化“一帶一路”能源合作,在東盟、中東推廣CIPS系統或數字人民幣體系替代SWIFT。聯合歐盟推動WTO改革,通過金磚擴容和上合組織機制整合,構建“南方國家”利益共同體
4、產業鏈韌性的系統構建
實施“中國+N”供應鏈優化戰略,引導企業通過投資拉美、非洲,規避原產地風險。設立萬億級平準基金穩定金融市場,在多項“卡脖子”技術上建立戰略儲備,在稀土精煉等領域保持全球壟斷地位。
五、歷史啟示與終極結局
這場較量的本質是“共同繁榮”與“單邊霸權”兩種發展模式的終極對決。美國試圖復制19世紀麥金萊時代的貿易保護主義榮光,卻忽視了兩大時代差異:其一,當今全球產業鏈深度交織,104%關稅將直接摧毀美國依賴的中間品供應體系;其二,中國已形成41個工業大類的完整生態,這是19、20世紀任何崛起國家都不具備的系統優勢。
歷史經驗表明,單極霸權終將被多極均衡取代。正如英國《航海條例》未能阻擋全球化浪潮,美國關稅大棒也難以逆轉中國崛起趨勢。
最終勝負取決于戰略耐力與制度韌性。中國憑借全產業鏈優勢、14億人口市場縱深、連續性的政策體系,正在將危機轉化為“倒逼改革”的戰略機遇。而美國面臨制造業空心化、社會撕裂、盟友離心的三重困境。
勝利終將屬于勤勞、智慧、勇敢的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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