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征關稅對美元體系的沖擊

（學之智經濟原創）

4月2日，美國宣布對超過60個主要經濟體加征對等關稅，并且每個經濟體加征關稅幅度差異較大，基本采取“一國一稅率”的精準加稅策略。美國的這一舉措瞄準了多項目標：減少貿易逆差、重振制造業、增加財政收入等。這一做法是個雙刃劍，暫且不論這些目標能否實現，反而更可能對美元體系造成嚴重的沖擊。

本次加征關稅的邏輯

美國宣布的對等關稅，完全不同于世界貿易組織（WTO）計算的平均關稅率，也就是并非采取與貿易對手同等的關稅稅率。那么，同時宣布對這么多國家加征對等關稅，并且每個國家的關稅稅率還不一樣，美國是怎么計算出來的呢？

通過閱研相關資料，初步確定是從國際收支的角度確定的對等關稅，并且公布的關稅稅率的計算方法簡單粗暴。具體而言，將美國對各貿易伙伴的貿易逆差與美國的進口額相比較確定對等關稅，在此基礎上征收一半的稅率。這個關稅稅率的測定方法非常簡單，也極易操作，因而美國能夠在極短時間公布那么多國家的不同關稅稅率。計算公式如下：

本次加征關稅稅率（%）=（貿易逆差/進口額*100）/2。

例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占美國對中國的進口額比重約為67%，本次加征關稅稅率為34%；日本逆差占比約為48%，加征關稅24%；印度逆差占比約為52%，加征關稅26%；越南逆差占比約為91%，加征關稅46%；泰國逆差占比約為73%，加征關稅37%。

在所有經濟體中，對中國加征34%關稅稅率排在第6位。前5位分別是柬埔寨49%、越南46%、斯里蘭卡44%、孟加拉國37%、泰國36%。

不過，也不是對所有經濟體都是這么計算關稅稅率，原因就在于美國對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逆差較小，甚至存在貿易順差。對于貿易順差的經濟體，美國是不可能采取負關稅的，那就不是加稅而是退稅了。針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美國加征10%的基礎關稅。如英國、新加坡、巴西、智利等國，美國對這些國家存在貿易順差，但依然加征10%的基礎關稅。

美國加征關稅的意圖

一是減少貿易逆差，改善國際收支。

長期以來，貿易逆差一直是美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之一，這在一定程度上被認為影響了美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和經濟競爭力。加征關稅被視為快速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的直接手段。通過加征關稅，可以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降低美國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從而減少進口規模，進而縮小貿易逆差，改善國際收支狀況。

這一政策意圖建立在傳統重商主義貿易理論基礎上，但其實際效果卻引發了廣泛爭議。從理論上講，加征關稅確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進口。然而，在實際操作中，這一效果往往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并且容易引起通脹上升、物資緊缺等問題。

二是保護國內產業，尤其是重振制造業以及創造就業。

在1970年代之前，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近幾十年來，隨著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制造業占比持續下降，目前僅僅在10%左右。制造業持續下滑引發多重擔憂，如就業崗位流失、供應鏈脆弱性、創新能力弱化。尤其是疫情之后，暴露出美國產業鏈對外依賴風險。

加征關稅作為產業政策工具，承載著美國重振制造業和保障就業的目的。這一戰略意圖反映了對經濟“去工業化”后果的深刻反思，以及在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爭奪高端制造主導權的戰略考量。

三是增加財政收入，改善政府財務狀況。

美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債務規模不斷攀升。截至2024年末，美國國債總額達到36.2萬億美元；截至2022年末，美國州和地方政府 債務余額3.2萬億美元。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合計約40萬億元，2024年GDP為29.2億美元。持續的財政赤字、政府債務規模攀升，引發美國許多經濟學家、政客的擔憂和批評。

加征關稅改善貿易狀況，被認為是改善政府財政狀況的有效途徑。一方面，加征關稅可以為政府帶來額外的財政收入，有助于緩解財政緊張狀況。關稅收入作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一部分，可以用于增加公共支出、償還債務或進行其他投資。另一方面，根據宏觀部門資金流量守恒原則，只有國際收支得到改善甚至產生盈余，即國外部門赤字、國內部門盈余，才能夠改變政府部門的逆差狀態，政府債務才能緩解（本公眾號之前多篇文章對此有詳細論述，今年將出版一本書籍對此更為全面的分析）。

當前美元體系下的美國困局

在以美元為全球主要交易貨幣、美債為全球主要金融資產的體系下，造就了美國金融強國的地位。美國加征關稅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改善國際收支，削減貿易順差。如果這樣的目標能夠實現，其結果必然導致美元體系的根基受損，甚至以引起當前國際貨幣體系、金融體系劇烈震蕩。

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是維持全球美元體系和美債特權的根基。從某種程度上講，正是因為美國處于持續的貿易逆差和國際收支逆差狀態，才鞏固了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中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作為美國的貿易順差國，在國際貿易中賺取了大量美元，積累了大量儲備資產。當大量美元握在手中，為了實現更好地保值增值，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購買美國國債。其結果必然就是對美元和美國國債的需求持續增加，不斷強化了美元地位。

與此同時，美國的國際收支持續逆差，也成為美國出現制造業空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要維持美元地位和美債特權，就需要保持國際收支逆差，需要美聯儲不斷為其他國家發行美元。通過購買其他國家的產品輸出美元，生產制造環節留在其他國家，從而使得美國國內的制造業就面臨客戶流失困境，出現制造業空心化。

在這樣的美元體系下，美國政府承擔著債務持續增長的壓力，面臨財政可持續性風險。美國國債的規模巨大，而且不斷增長，這是國債市場得以持續做大，并且成為全球儲備資產的重要前提條件。這就使得美國政府面臨著償債壓力持續增大，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的問題。如果美國政府縮小財政赤字甚至產生財政盈余，現有的國際經濟運行模式就難以維持，必將引起美元的國際地位被削弱，甚至促發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大變革。

因此，在當前的美元體系和美債特權下，美國承擔著財政赤字與國際收支惡化、產業空心化等諸多難題。魚和熊掌不能兼得，如果美國想要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實現制造業回流，減小政府債務壓力，以及增強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獨立性、有效性，必然需要主動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才能實現。

如果按照美國這一屆政府的做法，美國通過大幅加征關稅實現國際收支的改善，其結果必然是全球貨幣體系的震蕩，甚至引起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那么貴金屬作為貨幣和儲備資產的需求必將進一步增強，尤其是黃金很可能更加受到追捧，金價或將進一步上漲。

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內在缺陷

理論上，由國別貨幣承擔國際貨幣功能、由國別債券承擔國際儲備資產，這樣的制度安排存在內在的缺陷。實踐中，在當前全球以美元為核心的貨幣體系中，美元作為美國的主權貨幣，卻承擔著國際貨幣的職能，本身就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和難題。這樣的矛盾突出表現在美元供給和貨幣政策上，以及美債發行和全球金融資產穩定上。

美元供給和貨幣政策上。一方面，美元的供應和貨幣政策是由美國政府和美聯儲決定的，其他國家無法直接參與美元的發行和流通。另一方面，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其供給和貨幣政策又對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具有重要影響。也就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具有很強的外溢效應，類似于扮演著全球央行的角色。當美聯儲實施緊縮貨幣政策時，就會導致全球流動性的減少，進而影響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當美聯儲實施寬松貨幣政策，又會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推升其他經濟體的金融泡沫。然而，美聯儲并非全球的央行，而是美國的央行。美聯儲的政策目標主要盯住美國的物價、就業和經濟增長，這與全球央行角色不匹配，從而增加了全球經濟和金融的不穩定性。

美債發行和全球金融資產穩定上。美債作為全球最大的公開市場債券之一，對于全球金融市場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美國國債的發行和流通也是由美國政府和美聯儲決定的，其他國家無法直接參與美國國債的發行和流通。因此，當美國政府增加國債發行量時，可能會導致全球債券市場的供需關系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的價格和流動性。如果美國政府償還債務，縮小國債規模，可能影響全球儲備資產收縮，或者一些國家只能被迫尋找其他安全性較低、流動性較差的其他儲備資產，這就對全球金融穩定產生影響。

國際貨幣體系需要改革

當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形成具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從歷史原因來看，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得以建立，使得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確立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即使后來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倒閉，美元作為全球流通貨幣的角色并沒有改變，各國央行和政府仍然更傾向于將美元資產作為儲備資產。從現實原因來看，無論從經濟實力、經濟制度還是從金融市場、國債市場來看，美元和美債都是其他國家難以取代的貨幣和金融資產。

不過，當前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內在缺陷日益顯露無疑，并且難以滿足全球經濟發展新趨勢。但如何改革還未知，筆者認為可以有以下幾種可選方案。

一是組建一個全球央行，發行超越國界的國際貨幣，成為所有國家的支付手段和儲藏手段。這樣的做法能夠帶來顯著好處，不但能夠擺脫貨幣體系對國別的依賴，而且可以消除匯率波動帶來的金融風險。

然而，這一偉大的設想在可預見的將來不可能實現。這是因為，在不存在全球統一的政府實體的情況下，組建全球央行只能成為虛設機構，發行的國際貨幣缺乏信用支撐，幣值的穩定性和信譽難以得到保證。

二是讓更多國家的貨幣成為全球貨幣，讓更多國家的國債成為全球儲備資產，使得全球貨幣體系多元化。最近十多年以來，許多國家積極推動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并將儲備資產多元化，試圖減少對美元的依賴。這種解決方案確實是一種可行的途徑，可以減少對單一貨幣的依賴，提高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韌性。未來，多元國際儲備貨幣可能是發展方向，比如將來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等共同承擔國際儲備資產的責任。

不過，這樣的制度設定同樣存在缺陷，并且存在新的嚴重問題。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狀態差異較大，導致不同貨幣之間信用基礎差異較大，或將影響國際儲備資產整體價值的穩定性。就像次級貸款那樣，一些少量的不良次貸資產讓全球金融系統的優質資產恐慌式非理性價格暴跌，最終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并且，由跨國組織擔任國際儲備貨幣管理機構存在可操作性問題，即在沒有利益交換的前提下，主權國家很難服從于缺乏主權信用的跨國組織。

三是讓去中心化數字貨幣成為主要支付手段，貨幣的發行和使用不以任何國家的主權信用作為背書。這將有效彌補現有貨幣體系的一些缺陷。去中心化的數字貨幣的價值可以完全由市場供需決定，而不受宏觀政策和投機行為的影響。這種貨幣能夠解決一些已有經濟問題，可以成為一種全球通用的跨越國境的流通貨幣，在跨境支付和交易中發揮積極作用。

然而，由于缺乏信用主體背書和價值基礎，這種貨幣的穩定性存在嚴重缺陷，可能造成較大未知的金融風險。去中心化的數字貨幣沒有客觀存在的內在財富價值，僅僅是具有交易媒介功能的符號，缺乏價值基礎。由于不存在貨幣發行主體，缺乏信用主體的背書，也就不是信用貨幣模式。既無內在價值，又缺乏信用背書，注定了這樣的貨幣有極強的投機性，幣值非常不穩定，就會價格暴漲暴跌，容易成為投機操作獲利的對象，并不適合作為普遍的流通貨幣。

四是回到貴金屬貨幣體系。貴金屬客觀存在真實價值，能夠對貨幣起到價值穩定的作用，是天然的優良支付手段和儲藏手段。并且貴金屬貨幣不依靠主權信用作為背書，是一種天然的通用貨幣。然而，貴金屬貨幣存在天然弊端，注定了會被歷史淘汰。貴金屬之所以具有穩定價值，原因在于地球上的儲量有限且質地穩定。隨著全球經濟規模的持續擴大，貴金屬開采挖掘的速度跟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這是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根本原因。

如果美元體系崩塌，在沒有新的貨幣體系建立起來的前提下，不排除短暫回到類似于貴金屬貨幣體系的狀態。近幾年全球主要央行普遍增持黃金，已經有了類似征兆。但這只是臨時的權宜之計，貴金屬的挖掘開采量必定跟不上全球經濟發展對支付結算和價值儲備的需要，其結果就是貴金屬價格持續上漲，類似于形成了物價下跌和通貨緊縮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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