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 | 我與聞捷：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六）

我與聞捷：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六）

（《戴厚英文集》選讀）

作者：戴厚英

戴厚英

聞捷

《昨天》編者按：本篇節(jié)選自吳中杰、高云主編《戴厚英文集·自傳·書信》（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年 1 月版）書中的第一部分《性格·命運·我的故事》第五、六、七、八章。現(xiàn)大標題是本刊另擬的，各小節(jié)標題不變，只將原序號刪除。

戴厚英，女，1938 年生，安徽潁上人。1956 年考進華東師大中文系，在積極參加文藝與思想論爭中得一外號“小鋼炮”。畢業(yè)前就被借調(diào)到上海作家協(xié)會文學研究室（后為研究所）工作。文革中先保上海市委，后成為上海作協(xié)造反派頭頭，卻又因卷入“炮打張春橋”事件而遭批判。文革后調(diào)上海大學文學院任教。在短暫的寫作生涯中著有《人啊，人》《詩人之死》《空中的足音》《往事難忘》《鎖鏈，是柔軟的》等七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兩部散文隨筆集、半部自傳。1996 年被她好心關照的家鄉(xiāng)晚輩入室劫財時將她連同在她家暫住的侄女一起殺害。

聞捷“死有余辜”，迫害還在繼續(xù)

元月 13 日上午，我剛剛起床，四五個工軍宣隊員找到我宿舍里，對我說聞捷“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畏罪自殺了。他們叫我交出聞捷給我的紀念品，我說只有一支鋼筆，他們說那就算了。

我自知挺不住這樣的打擊，立即打電話請家住復旦的女友來陪伴我。當時她的丈夫在隔離審查，女兒寄養(yǎng)在南京母親家里，她自己則下放黑龍江已一年多，回上海休假的。她陪了我七天七夜。沒有她的陪伴，我不知能不能熬過那樣的折磨。因為迫害還在繼續(xù)。一切都和我叔叔蒙冤自殺以后的情景那么相像。

聞捷死的第二天，工軍宣隊又一次上門抄了聞捷的家，把他的書籍、唱片、照相簿，還有我們的書信，都裝到了機關里。

第三天，聲討聞捷“畏罪自殺”的大會便召開了。那天，院子里到處用墨汁寫著斗大的字：“大叛徒聞捷畏罪自殺，死有余辜！”所有的墻上都貼了這樣的標語。我的宿舍的門正對著會場的窗口，會上的口號聲一陣陣傳來，我在床上發(fā)瘋似地翻滾，我要去會場，與聞捷一起接受“清算”。那位女友按住我，求我安靜下來。說事情已經(jīng)夠糟了，你別給自己加罪了。批判會之后，幾個工軍宣隊員立即來到我的宿舍，向我宣布政策：我們對你和聞捷還是不同對待的。你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所以剛才會場上有革命群眾（其實是一位著名女作家）要求把你拉出去接受批判，我們說你生病，沒有這樣做。我沒有感謝，只是哭。他們說：一個叛徒死了還不如一條狗，你哭什么？我說我的愛人死了，為什么不能哭？一位平時很溫和的女工宣隊員對我說：誰是你的愛人？你們還沒有結(jié)婚，怎么是愛人？

你們知識分子怎么都不怕丑啊！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好像所有的人都不再是他自己。那女師傅，不是上海人，平時和我一起住在作家協(xié)會機關內(nèi)，無風無浪的時候親如姐妹。文革以后的許多年，想起那些當初進駐上海作協(xié)的老工人們，我的感情還是復雜的。我對他們毫無怨恨。但是，我覺得他們有一點和我們知識分子很不相同。知識分子在任何時候，都或多或少保留著自己的本性。他們則可以完全丟棄自己。聞捷死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已經(jīng)感到了某些當初對我們的愛情側(cè)目而視的女士，眼眶里也盈著淚水。這樣的結(jié)果，顯然不是她們所希望的。她們只是想把我們分開。

聞捷火化的那一天，我沖到了機關大門口。我要去為他收拾骨灰。可是一位看門的同事拉住了我。他同情地說：工軍宣隊不讓你去，別人也會笑話你的。

之后，我要求收養(yǎng)聞捷的小女兒，工宣隊指導員問我：你收養(yǎng)她？以什么名義？是啊，我沒有名義。不久，這個可憐的女孩被掃地出門，工軍宣隊宣布聞捷的住房被沒收了。女孩只好到山東農(nóng)村，寄養(yǎng)在親戚家里。寫到這里，我要說，我非常感謝聞捷的三個女兒對我的理解。盡管當時工軍宣隊對她們進行威脅，不許她們再與我保持聯(lián)系，她們?nèi)匀煌低档嘏c我保持著聯(lián)系。她們從來不曾拋棄我。

聞捷的死使我變得堅強起來。本來害怕共同毀滅，如今毀滅已經(jīng)到來，我還有什么可怕的？我對工軍宣隊的任何教育都持抗拒態(tài)度。他們叫我檢查自己在給聞捷的信中表達的是什么感情。我說：什么感情呢？你們不妨把那些信張貼出來，讓大家看看。他們叫我與聞捷劃清界限，我說：人已經(jīng)死了，還有界限嗎？我敢斷定，你們錯了！你們確實錯了！他們害怕把我也整死了不好交代，便不再逼我，也不再叫我去吉林了。我在身體稍微復原一些之后，便請假回到鄉(xiāng)下，與父母和女兒一起度過那一段最困難的時期。我離開上海的時候，那位在批判會后給我送饅頭的女友哭著問我的另一個朋友：戴厚英還會不會回來？那位朋友說：她會回來的。我相信她不會從此倒下去。

是的，一個半月之后，在鄉(xiāng)下大病一場之后，我又回到了上海，又到干校勞動去了。但是，此刻的我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天真幼稚的戴厚英死去了，我的頭腦和心靈都變得復雜起來。我跟一位朋友說：如果階級斗爭就是這樣的，從今以后我再也不參加階級斗爭了。

當然，“樹欲靜而風不止”，聞捷死去沒半年，階級斗爭又一次找到我，還是要我扮演革命對象的角色。“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又發(fā)現(xiàn)“階級斗爭新動向”了，說有一個新生的反革命集團叫“五一六”。這個集團的分子主要分布在文化單位。

還是因為“四一二炮打”和“攻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我又一次成了刀下肉。

這一次，工軍宣隊明白地宣布，說“一打三反”時沒有把我的問題查清楚，現(xiàn)在一定要查清楚！于是，揭發(fā)我的大字報又鋪天蓋地，和聞捷的戀愛也成了新的罪行。人們在大字報上問：愛誰、恨誰、跟誰走？

這一次，我不跳也不叫，哀莫大于心死。我心已死，還怕整嗎？可是世事的發(fā)展常常出人意料，1971 年 9 月 13 日（又是 13 日！）林彪突然“自我爆炸” 了。上上下下都要聲討林彪，我還算什么？

而且不久，軍宣隊因為所屬的部隊和林彪事件有牽連，匆匆忙忙撤出了文化單位，工宣隊失去了依傍，再也沒有心思把運動搞下去。我的這一次厄運也就這樣過去了。

我一直不明白，工軍宣隊為什么死死纏住我不放呢？我也沒有專門和他們作對。后來，我從朋友處了解到，原來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四人幫”在上海的班底也有不同的派別，他們互相爭斗，就想盡一切辦法挖掘?qū)Ψ降摹昂诓牧稀薄?/p>

工軍宣隊站在王洪文一邊反對徐景賢，以為我和徐景賢認識，一定知道不少底細。

他們想把我整得糊里糊涂，然后由他們擺布，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材料。可是他們哪里知道，就是把我整死了，我也說不出他們需要的東西。因為我從未和徐景賢有過私人交往，他的家門朝哪，我也不知道。了解到這些情況之后，我對所謂“階級斗爭”又有了深層的了解。原來，看似高尚的“階級斗爭”里，往往包藏著不可告人的爭權(quán)奪利的內(nèi)幕。善良普通的百姓啊，你們哪里知道？我原來就離各級官員很遠，這以后我更不敢靠近他們了。

聞捷死后，我的生命和命運一起沉淪了很久

聞捷之死不但是我在文革中命運的根本轉(zhuǎn)折，也是我的整個生命的轉(zhuǎn)折。我和聞捷相戀正好一百天，真正是“百日緣”。這一百天讓我懂得的事情勝過一百年。這悲劇像一道閃電，突然劃破黑暗的天空，也刺破我混沌的心靈。我看到了以前不曾想到因而也看不到的東西：政治斗爭的殘忍，人性的陰暗，自己的脆弱。

在鄉(xiāng)下的那些日子里，我躺在病床上，把事情一遍一遍地從頭想過，我感到滿腹委屈，滿腔憤恨。但是我不再輕易向人訴說。我有什么好訴說的？因為誰都會勸我“正確對待”，誰都會批評我們愛得不合時宜，誰都會指責聞捷軟弱、自絕于世。更有一些人，躲在一邊幸災樂禍。用這樣的形式殺傷自己的怨敵和對手，真是事半功倍。

我好像死過一次了。當我躺在鄉(xiāng)下的草床上，暈眩得天旋地轉(zhuǎn)，眼也難睜，母親和女兒在床邊哭泣叫喊的時候，我真正有了死亡的感覺。我靈魂出竅，希望追上聞捷，跪在他面前，求他審判我。但是我對他說，我不走你的路，去“死有余辜”。我一定要活下去，用我的生命和事業(yè)，證明你我相愛一場，值得。我們彼此沒有看錯。以后的我仍然頂著原來的臭皮囊，但是我的心變了。雖說變得還不徹底，但確實變了。

1971 年整整一年，我們都在干校繼續(xù)勞動。為了讓自己從悲痛中拔出來，我把女兒帶在身邊過了一陣。一個人在干校勞動的時候，我就把多余的時間用來織毛衣，自己沒有那么多毛衣可織，我替同學朋友織。沒錢給女兒置新衣服，我做起針線，花幾元錢置點便宜的布，利用回上海休假的時候，學裁剪。我給女兒縫制了幾條裙子，上面還繡了花。在干校，只要不是天寒地凍，我還要下河游泳。

一個人躺在寬廣的河面上任意漂浮，漂到別人看不見的地方就縮在水里。我發(fā)現(xiàn)有幾位好心的朋友怕我出事，總是遠遠地跟著我游……

我不再常常到朋友家聊天。休假時不是一個人呆在小屋里，就是去找聞捷在京劇院的一位朋友。我與這位朋友的親密關系持續(xù)到今天。豐村家也成了我經(jīng)常的去處。我主動去接受“腐蝕”了，看你們能把我怎么樣？

到了 1972 年，我們?nèi)w從干校回到上海。工宣隊也受不住長年累月的農(nóng)村勞動了，他們說知識分子要改造，難道我們也要改造？于是我們由農(nóng)村勞動變成城市勞動，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在南京路上挖防空洞……

防空洞挖好了，上頭又要我們再去干校。可是這一回工宣隊堅決不干了。因為陸續(xù)有人被抽調(diào)出去重新工作，剩下來的勞動力不到十個，比工宣隊員還少，再下去變成懲罰工人階級了。工宣隊鼓動我們給當時的文化系統(tǒng)領導寫一份報告，說明我們已經(jīng)沒有幾個人可以勞動了，只能留在上海搞“斗、批、改”。竟然被批準了。

于是我們在上海留下來。但是也沒有再搞什么“斗、批、改”。我認為人民群眾熱心參與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時實際上已經(jīng)結(jié)束，還沒結(jié)束的只是上層的斗爭了，特別是關于“接班人”的斗爭。工宣隊再也沒有了進來時的革命豪情，他們懈怠、不滿，和我們一起發(fā)起了牢騷。他們開始偷看從“牛鬼蛇神”家里抄來的“封資修”小說，真應了“紅的進來，白的出去”的預言了。我們呢？專案人員還在整理材料，像我這樣沒有“專案”任務的人，便悠哉游哉了。

我們白天仍然坐在辦公室里，一杯茶一張報紙地消磨，我們叫這是“安度晚年”。晚上，我則又開始了讀書生活。單位圖書室又對我們開放了。那一陣，我讀書的口味大變，專讀歷史書了。我讀了一本一本“通史”和思想史，又讀了一大堆明史和清史。我讀了國內(nèi)外一系列名人傳記，也讀了中國明代著名叛逆李贄的《焚書·續(xù)焚書》。精神逐漸充實起來。此外，把莎士比亞的歷史劇又重新讀了兩遍，寫下不少札記。

讀著讀著，我心里亮堂了許多，恐懼也因之而增加了許多。我故鄉(xiāng)的驕傲，洪武皇帝朱元璋，晚年為大滅功臣所制造的一系列冤獄，使我汗毛倒豎；還有清朝的那些文字獄，都使我懂得了什么叫“歷史長河”。正是因為心里有了這條長河，在以后的“批林批孔”和“批鄧”中，我才能一言不發(fā)。我覺得我不屬于這條河。

總之，我從這一次沉淪中得到了不少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