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 | 我與聞捷：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四）

我與聞捷：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四）

（《戴厚英文集》選讀）

作者：戴厚英

戴厚英

聞捷

《昨天》編者按：本篇節選自吳中杰、高云主編《戴厚英文集·自傳·書信》（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年 1 月版）書中的第一部分《性格·命運·我的故事》第五、六、七、八章。現大標題是本刊另擬的，各小節標題不變，只將原序號刪除。

戴厚英，女，1938 年生，安徽潁上人。1956 年考進華東師大中文系，在積極參加文藝與思想論爭中得一外號“小鋼炮”。畢業前就被借調到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室（后為研究所）工作。文革中先保上海市委，后成為上海作協造反派頭頭，卻又因卷入“炮打張春橋”事件而遭批判。文革后調上海大學文學院任教。在短暫的寫作生涯中著有《人啊，人》《詩人之死》《空中的足音》《往事難忘》《鎖鏈，是柔軟的》等七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兩部散文隨筆集、半部自傳。1996 年被她好心關照的家鄉晚輩入室劫財時將她連同在她家暫住的侄女一起殺害。

我們定情在 1970 年的 10 月之初

在干校勞動的時候，我們是沒有“星期天”的，而是每個月將幾個星期天集中起來，回上海與家人團聚。那一次，我們休假在國慶節前夕。在機關組織觀看電影的時候，聞捷讓他的小女兒將一大包書交給了我，包里都是他的作品。

我抱著那包書回到家里，馬上開始了閱讀。我整整讀了兩天，一頁不漏地把那包書讀完了。我難以描述當時的心情。我被他的熱情和才華震撼。我特別喜歡他那些清麗、熱烈、執著的情歌，覺得字字句句是他對我發出的呼喚。于是，10月 2 日下午，我把那些書仍然用報紙包起來，敲響了他家的門。（以后工軍宣隊叫我交代他對我的“腐蝕”，我為了說明我們是真誠的相愛，敘述了這種感覺。

他們說：這就是腐蝕啊！你還為之哭泣！啊，聞捷料定了我今天會來，他一天不出門，坐在家里等著我！

眼前的這個聞捷再也不是干校里的那個邋遢鬼了。他穿上當年到阿爾及利亞訪問時制作的蟹青色西裝，顯得挺拔俊俏、神采飛揚。我一進門他就迎上來，說：我知道你會來，你一定會來。我想說什么，他又說，你先不要說，什么也不要說，你只回答我，是不是定了？我說：定了。他抱著我轉了好多圈。然后，他坐下來，與我討論起我們今后的生活。他說他不像人們想象的詩人，會濫用情。他找愛人都是憑感覺，但他是個忠誠的愛人。他說當年他對杜方梅就是一見鐘情。但是一旦愛上了他決不放棄。他對朋友說：我一定要娶杜方梅為妻，否則將我巫之祿（聞捷的原名）三個字倒寫。杜方梅果然成了他的妻。他說，自打他發現自己愛上了我，也在心里這樣發誓：不能娶小戴為妻，我就把聞捷二字顛倒過來。

我無法表述當時所感到的幸福。這種幸福的感覺以前沒有過，以后也沒有過。

他像大海一樣把我完全包容在自己的胸懷里，我閉著眼睛在海面上悠悠蕩蕩，承受海水的浸潤、愛撫。我的情感突然變得奔放而成熟。我覺得他對我的愛是那么完美，似父兄，又是情人。他說他感謝我的前夫，因為是他的遺棄使我趨向成熟。

我們的性格太相似了，都是熱情有余而冷靜不足。10 月 2 日晚上，他還對我諄諄告誡：現在不是我們談戀愛的時候，因此我們的事要保密，對誰也不說。

可是第二天，他就說：不，我們不能等待，我們要趕快結婚。我要把四個女兒（他三個，我一個）都接到身邊來，我們一定能相處得很好。只是，我一個男人對你們母女五個，陰氣太重，陰氣太重。他高興得哈哈大笑。

于是，我們商量起結婚的事。我們得寫一份結婚申請交給工軍宣隊，沒有他們的批準，我們不能結婚，這一點我們十分明白。此外，我們要遍告親友，征得他們的支持和同意。

我們給自己的親友發出一封封的信，宣告我們相愛了，我們就要結婚了。同時，我們一起商量寫了一份申請結婚的報告。我們共同寫什么東西都是我執筆，我寫字比他快。我記得，我們在申請報告上寫了如下的內容：我們相愛，是因為我們彼此欣賞才華，彼此同情家庭的遭遇。我們相信，我們的結合會給我們的事業帶來更大的成功。我們現在家庭生活都有困難，所以希望早日結婚，以便互相照應。

沒有經過文革的人不會從這份報告中發現我們當時是何等天真、被熱情沖昏了頭腦。在當時，這些大實話條條都是與“革命路線”背道而馳的。我們等于把自己的“辮子”扎成一把，送到審判者的手里。可是我們當時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感情里，渾然不覺。愛情使我們的思維回復到了正常的渠道，忘記了我們正處身在非常時期。

休假完畢回到干校，我們就把那份申請報告交了上去。之后，我們就以為自己有權公開戀愛了。勞動的時候，我們總要尋找機會在一起，一邊干活一邊敘話。

吃飯的時候，我們更是緊緊地相隨，兩個人找一個角落，邊吃邊笑。休息的時候，我在水池下洗衣服，他將身上臟衣服一脫就扔過來了，說：洗洗。我抓過來就按到水盆里。半個月有半天休息時間，叫我們整理“內務”。可是我們什么也不整理，卻相約到海邊抓螃蟹去，弄成兩個泥人兒回來，又一起到小鎮去吃一碗豆腐湯，一路唱著回到干校。

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這正是我們共同的品格，我們都在夢里。我們的親屬也助長了我們的夢。雖然他的孩子們對母親仍然懷念，對父親的新戀情感到突然，但一律表示了理解。大女兒來信說，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作主。你應該懂得如何照顧自己。二女兒來信說，她是誰呀？是那個我見過的剪短發的女同志嗎？那么年輕！我叫她什么啊？小女兒更是一切聽爸爸的。他叫我立即給兩個大女兒回信，說：現在是一家人了。你要和她們多聯系，以后她們的事，都由你照應，我是爸爸，不方便呀！我聽從他，給她們一一回了信。我對她們說，其實我也不算年輕了。至于稱呼，怎么都成，叫我“老戴”，我也感到親切。我的父親也來了信，他說聞捷年紀太大，叫我慎重考慮。但是，我明白，父親不會阻攔我。

那時，我們為什么不看看周圍的眼睛呢？為什么不抬頭看看天空呢？烏云正在密集，一雙雙大大小小的眼睛里，又包含著多少令人憂慮不解的色彩……

迫害開始，命令我再去吉林

又到了月底休假的時候。我們計劃著回到上海要好好與他的小女兒一起玩玩。她才 14 歲，一個人生活在上海，每天啃街道食堂的冷饅頭。可是，就在休假的前兩天，工軍宣隊突然找我談話。找我的是一位軍宣隊的排長和工宣隊的連隊指導員。我以為他們是要給我們的結婚申請作一個答復，事先便與聞捷一起推測各種可能。我們想到會不同意我們馬上結婚，那我們就等一等。但是不料人家根本不提我們結婚申請的事，好像我們根本沒有寫過什么報告，也沒有產生愛情。

排長接見我時，懷里正抱著一個老貓。他一邊捋著貓毛一邊問我：你看這個老貓還不老？我不予理睬，請他們言歸正題。于是我收到一道怎么也沒想到的命令，竟然叫我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到吉林去！

排長說：本來你就該去吉林的，因為家庭問題拖了下來。現在，你家庭問題已經解決，可以去了。

我毫無思想準備，便說，這要和聞捷商量。

排長立即滿臉不屑，說：你的事為什么要和他商量？我說：我們在戀愛，而且準備結婚。

結婚？誰批準你們結婚了？戀愛？聞捷有什么可愛？還有幾千元錢存款，是不是啊？排長說。

我轉身就走了，找到聞捷，大哭一場，聞捷立即憂郁起來，他說，這是明明白白要把我們拆開。既然叫你去，你不能不去。你去吧，我等你。你去一年，我等你一年。你去十年，我等你十年。你去一輩子，我等你一輩子。為了擊碎工軍宣隊說我貪圖他幾千元存款的讕言，他立即寫了報告，要將幾千元存款全部上交，做為“黨費”。那時幾千元存款還被“凍結”在銀行里，根本不能動用。他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證明我們愛情的純潔，我又何嘗不是這樣想的？詩人啊，作家啊，無論其胸懷多么廣闊，知識多么豐厚，斗起政治智慧來，要比根本還算不上政客的小爬蟲卻相差一大截。

10 月底，我們一起回到上海。這一次的休假就是陰暗的了。他與我一起為我準備去吉林的行李。我希望這一次準備好，年底可以回故鄉看看孩子和父母，然后就流放去。

吉林很冷，我沒有足夠的寒衣。聞捷找出一頂他珍愛的皮帽子，我戴上很好看，他要我帶著，我拒絕了。他又找出方梅的一件未穿過的新襖讓我帶去，我又拒絕了。這使他很傷心。但是我的自尊叫我不能不這樣做。排長的話給我的刺激要比一頂“反革命”的帽子還要大，我多么想證明自己的愛情清白、純潔啊！與聞捷戀愛幾個月，我沒有接受過他任何禮品，除了我們所定情的信物，一支鋼筆。

那是 10 月初我們一起上街買的一雙對筆。他的一支，后來代替他的骨灰存放在骨灰盒里，我的一支，現在正在我手里。以后我寧肯把多余的派克金筆送人，也不肯離開這支筆。

我懇求聞捷，別再為我的遠行準備任何東西，只要與我一起上街買幾尺花布，讓我自己縫一件棉背心。他答應了，我們買了四尺黑底花棉布作面，又買了四尺藍白相間的格子棉綢作里，當我要去買棉花的時候，聞捷要求我說，他要把方梅的一件舊絲棉襖拆了，讓我用那絲棉，我答應了。

我們一起縫制起棉背心。他的粗大的手小心地幫我鋪著絲棉然而，就這樣的悲涼的安寧也不能讓我們獨自享受，我們家里來了不速之客，給我們帶來更為不祥的征兆。

那是一個上午，我和聞捷正陪小女兒下跳棋。聞捷坐在寫字臺前的椅子上，我和小妹則站著。我和他都在抽煙。他不允我在公眾場合抽煙了，我聽從了他。 但在家里，他讓我抽。

突然，有人敲門。小妹反感地叫著不讓人家進來，但聞捷還是開了門。原來是上海“某報”的兩位記者，一位中年一位青年，和我和聞捷都熟悉的。他們說眼下正在整黨，他們隨便來看看聞捷，也聊聊上海作協整黨的情況。我不是黨員，立即借口去燒飯，回避了，聞捷單獨跟他們聊。我心里覺得不安，因為聞捷此時根本不該是采訪對象。他還沒有“恢復黨的組織生活”，問他整黨問題豈不滑稽？

小妹更是像有什么預感一樣，不住地對我發著牢騷。她說：他們來干什么？我不喜歡他們！孩子大概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吧？我說不定。但是聞捷，好像對來者十16分熱情，是因為忍受了太長時間的冷落和輕侮，還是想爭取別人對我們戀愛的理解和同情？

兩位記者何所為而來，又何所見而去？他們自然沒有義務向我們交代。雖說是“朋友”，卻也沒對聞捷提出任何忠告。我只知道，在以后張春橋批示的有關我們戀愛的“情況匯報”中，就有那天他們看到的一些細節，例如我和聞捷一起抽煙。“四人幫”粉碎之后，我想弄清這件事，便打電話給那位年長的記者，他說不知道，“我和聞捷是朋友，怎么能干這種事呢？”他說。我想這也可信，也許人家只是要利用這位朋友的身分去解除聞捷的戒備，“正事”不讓他干的。可是那位年輕的記者，以前曾多次與我打過交道，以后卻再也不見面了。想必正在哪里得意著。朗朗乾坤的陰影里，堂而皇之的冠戴下，掩蔽著多少可恥的罪惡，隱藏著多少丑陋的靈魂？上帝知道，我是相信報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