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個人才略越高、越勤勞，老百姓就越受苦

在中國古代，雄才大略的圣明君主往往是殘暴的獨裁者，在他們的治下，統治機器高效運轉，卻往往以犧牲社會活力為代價。

如果我們翻開《竹書紀年》會發現所謂的堯舜禹禪讓的上古美談不過是后人牽強附會的想象罷了。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這段驚心動魄的記載，與《韓非子·說疑》中的“舜逼堯，禹逼舜”互為印證。

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大一統帝制王朝的秦朝更是率先完成戰爭機器的改革而領先于諸侯國。

商鞅變法指導思想就是“國弱民強，民強國弱”，他雷厲風行地打擊社會中的豪強大戶，瓦解底層血緣為基礎的信任關系，廢黜與秦朝官方思想相異的學說，堵死人們的進取之路，一切都必須為耕戰服務，為朝廷服務。

商鞅深諳人性又極其狡詐，變法之初就搞了城門立信的服從性測試游戲，攻打魏國之時更是將前來做客的魏國將軍直接俘虜。無論人們是否支持他的變法，商鞅對于膽敢妄議的人，都只有一個處理方法，那就是流放。

盡管商鞅后來死于非命，但是他留下的高效而又殘暴的馭民機器被順利繼承，不僅幫助秦一統六國，更成為了兩千多年來懸在中國人頭頂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秦帝國的壽命是短暫的，漢朝對秦的反思只持續到了漢武帝，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被披著儒家外殼的新法家所替代。

漢武帝北征匈奴，看似風光，其實百姓早已民不聊生。他一刀斬斷了百家爭鳴的遺風，二刀與民爭起了鹽鐵利潤，三刀挖空了國庫，把前代人留下的家底全部敗光，讓中產以上基本陷于破產境地，“腹誹之法”更是開創了看表情、猜想法而殺頭株連的先河。

秦漢的高壓傳統一直流傳千古。

一代思想家胡適曾說:

明太祖和成祖，是明朝兩個專制魔王。明太祖中年讀《孟子》，認為《孟子》是可怕的，《孟子》是危險的思想，而不能全部讓人人念，于是叫翰林們刪減，叫做《孟子節本》，整整刪了三分之一，實際上人人仍念二千多年來作為教科書的《孟子》。明成祖殺了方孝孺，滅九族、滅十族，甚至對留有片紙只字的也有罪。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對馭民機器的使用可謂

爐火純青，一方面是無以復加的血腥屠戮，對于任何有可能威脅到他統治的人予以肉體消滅，所謂的洪武四大案，動輒株連數萬人。

一方面是思想上的高壓控制，流傳千年的《孟子》被他公然斥責為大逆不道，他下令把書院收歸國有，嚴格思想家在書院講經布道，想要當官必須通過官方渠道。

張居正被稱為一代能臣，可他卻對王陽明的心學一再打壓，他不僅關閉書院，甚至迫害心學門人，使得思想解放的風氣戛然而止。

清朝皇帝出了名的勤奮，但卻是“萬馬齊喑究可哀”，所謂的“康乾盛世”更是以大興文字獄著稱，尤其是乾隆時期興起了130多起文字獄事件，修訂《四庫全書》被禁毀的書籍約有3100多種，共15萬余部，銷毀書板8萬余塊。

縱觀中國古代，皇帝個人才略越高、越勤勞，老百姓就越受苦，統治機器越高效，社會的活力往往也就越低。思想與經濟的黃金時期，往往是統治機器失靈之時。權力與暴力是孿生兄弟，活力與思想力則是他們的死對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