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人生：我沒病，卻在精神病院關了一輩子｜天才檔案37

【天才檔案】打撈帶勁兒的真實事件

由陳拙在世界范圍內搜尋可靠的文字、影像資料

進行還原式地寫作

以達到續命和長見識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陳拙。

不知道你們是否也和我一樣，想過這個毛骨悚然的問題——

如果有天進了精神病院，無法證明自己不是精神病，那會怎么樣？

這個問題并非天方夜譚。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做過一個著名的羅森漢恩實驗，招募了8個假病人，其中有3名心理學家，1名精神病學家，4名不相關職業者。他們的任務是把自己送到12所精神病院。

隨后，他們說自己能聽到“轟”和“砰”的聲音，除此外完全正常。

結果除一人外，其余被試者均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

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主人公，就是一個陷入該難題，被診斷精神分裂癥，且關在最高安全級別精神病院30年的男人。他曾有過精神疾病的癥狀，但期間又有醫生證明他已康復，很難說，他是因病關進了病院，還是關進病院后得了病。

關于他的故事，讀者議論紛紛，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大家看完后都說——

“少有人能如此雄辯地描繪出一個幾乎無法證明其精神狀態的機構所帶來的恐懼。”

1992年11月，少年布萊恩走進超市，用200多美元，買了把霰彈槍和一盒子彈。他鋸掉槍口，藏在身下，回家后就連上廁所都要帶著這把槍。

他把自己鎖在臥室，把槍上膛，放在梳妝臺，槍口對著門。

全家人都沒有發現他的異樣，直到有天，他用這把槍殺了父親，然后是媽媽。

他被法院宣判：送到珀金斯精神病醫院接受治療。

18歲的布萊恩參加高中舞會

至今為止，他被困在精神病醫院將近30年。他無數次希望自己能夠被釋放，過上正常的生活，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從最開始配合醫生積極治療，演變成了對醫院的對抗與脅迫。

他謀劃過兩次綁架護士的行動，逃出精神病院，只為讓警察把自己抓去監獄。

在外界的眼里，他的罪名不斷疊加：殺害父母的變態，綁架犯，煽動者與偏執狂。這種人活該一輩子被關進病院，不要到社會上產生危害。

事實上，如果有人愿意聽聞布萊恩的所有故事，就會發現他不是一個壞人。

甚至是一個值得擁有自由的人。

沒殺死父母之前的布萊恩，曾被精神病院診斷患有非典型抑郁癥，那年他才16歲。

他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原因很荒誕，因為姐姐想自殺被送到精神病院，他在心理老師誘導下，說自己也想過自殺，就被爸媽強行送進去了。

明明那年布萊恩智商測試正常，大腦和身體功能也正常。

這次住院，改變了布萊恩一生，也是他家庭的悲劇源頭之一。

醫生把布萊恩關進一間“恐怖病房”，室友是槍殺繼父的年輕人，還有一個猥褻犯。小布萊恩在里面度過了黑暗的一星期，還被醫生要求吃下嗜睡類藥品，多次懇求媽媽才被接回家。

然而家里并沒有比精神病院好到哪里去。

布萊恩從小看著哥哥姐姐被父母羞辱，他作為最小的孩子也被視為累贅。他回到家后，父親沉浸在退休生活里，無暇顧及他和媽媽。媽媽也不喜歡布萊恩，覺得養他太花錢。

這次就算他回家了，也依然被父母冷淡對待，家人出游時，他被撇在家里。

就在一次父母去度假的時候，他染上了毒品，很快就被指控相關罪名被判緩刑，不得離開居住地。父母知道這件事后，他再一次被送進精神病醫院。

這次布萊恩真的出現幻覺了，同時極度焦慮，最嚴重的時候心跳會加速，呼吸困難。

就算這樣，他依然能夠做到離開醫院后，用一個冬天戒掉毒癮，成功考上大學，

布萊恩盡量把精力花在學習上，他選最難的課程，努力讓每科都獲得最高分。在學習的過程中，他慢慢感到焦慮減輕了，妄想和偏執也消散了，變得更自在。他也嘗試信任他人，結交朋友。

他在奔著更好的方向成長，直到這一切崩塌。

布萊恩違反了毒品指控緩刑期的條件——他讀大學時仍處在緩刑期，不得離開居住州。

緩刑官要求他回去。父母對他的學業漠不關心，沒幫他與法庭協商，還停掉了他的學費。

父母是有錢的，甚至剛剛買了新房抵消稅款，他們只是覺得布萊恩讀大學沒有意義。

布萊恩又回到了冷冰冰的家里，這一次，真正的危機到來了。

他母親查出了乳腺癌，只能靠氧氣罐幫助呼吸。面對母親的痛苦，父親選了冷嘲熱諷，而不是照顧。布萊恩親耳聽到父親對母親說，他從來沒有愛過母親，是母親毀掉了他的生活。

母親在最絕望的時候，對布萊恩說了一個請求，那就是幫她結束生命。

布萊恩失去了生活的動力，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他的頭痛經常發作，變得嚴重了。他失去食欲，徹夜難眠，即便是睡著了也會被噩夢驚醒。

他的精神狀態堪憂，上街總感覺被跟蹤，他在臥室門上安裝了三把鎖，制作了一個假人，穿上他的衣服，放在他房間的窗戶旁。從外面看，他好像總是在家里一樣。

1991年6月，布萊恩花了200多美元買了一把霰彈槍和一盒子彈。帶回了家，對準自己房門，或許他已經飽受自己幻想帶來的困擾，想要解決那個跟蹤者。

布萊恩反常的舉動沒有引起父母的關注和擔心。

一天早上，失眠十幾天的布萊恩睜眼到了天亮，剛有困意，就聽到父親在廚房大叫。

布萊恩從床上起來，拿起梳妝臺上的霰彈槍，直奔樓下。父親背對著他，向病懨懨的母親抱怨著。布萊恩舉起霰彈槍，射向父親后背，鮮血濺在洗碗機上。

布萊恩轉過身，沒看媽媽的臉，舉起槍，向媽媽胸部左側開槍。然后他又繞到媽媽背面開槍。

布萊恩拿了父親的車鑰匙，開車直奔墨西哥邊境。

失眠十幾天的布萊恩意識模糊，他開向了佛羅里達。在高速上，他看到了被軋死的小動物，肢體撕裂，血跡被拖得到處都是。他認為這是一種征兆。

到佛羅里達州后，他找了一棟廢棄的建筑里睡了兩天。醒來后，他不確定是否真殺了自己的父母。他一度想給家里打電話確認一下，又覺得是一場噩夢。

在路上，他又聽到收音機里傳教士的聲音，他在一個營地休息的時候，被一本《詹姆斯國王欽定版圣經》吸引。他窩在車里看了三天圣經，有時整夜都在讀。

布萊恩意識到自己真的殺了親生父母。

他找到警局，說在上帝的指引下來自首，很快就被引渡回居住州。

哥哥們對布萊恩的舉動感到震驚，而姐姐們雖然傷心，卻也清楚布萊恩的遭遇，大家各自成家后，最小的布萊恩承受著父母的最糟糕的情緒。

當時一位知名的犯罪學家對青少年弒殺雙親的殺人事件，進行了廣泛的實證分析，稱弒殺雙親通常發生在孩子感到走投無路，或者孤立無援時。這是一種絕望的反應。

事后，施害者也就是孩子，通常會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最常見的就是精神分裂。以至于弒殺雙親的罪名曾經被稱為“精神分裂癥犯罪”。

兩個姐姐請了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給布萊恩辯護。

州檢察官要求布萊恩接受精神病評估，布萊恩的二度痛苦，就在這時開始了。

上個世紀90年代的美國，因精神病殺人的犯人，被送到的地方不會是監獄，而是精神病院。

名義上是讓這些精神病犯人接受治療，正常后可以回歸社會。

實際上很多精神病院會讓犯人一輩子都待在里面。

而布萊恩被送進的珀金斯精神病院，某種程度上講，它就不是醫院，因為沒有相關的醫療設備，它的實際功能，被人認為是“阻隔精神病犯人進入社會的隔離帶。”

當年美國的精神病學有一點很尷尬，不像現在，有聯邦機構監督精神病院，也沒有相關的機構或組織追蹤病人在醫院的表現。這無形之中賦予了精神病院極大的權力——

左右精神病犯人是否能回歸社會。

那個年代，布萊恩這樣的人都會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病因不詳，一輩子都無法“被治愈”“恢復正常”，總是處在“緩解”的狀態。

布萊恩就是這樣被主治醫生對待的，說他一直處在緩解的狀態，但還有些“古怪的行為”。

當時精神病的研究也有局限性，美國多次上演精神病人殺人事件，法院和檢察院也認為精神病犯人能否回歸社會應該聽從精神病院的安排。

即便是外部的精神科醫生多次對布萊恩的評估結果都是恢復到了正常人的狀態，也無濟于事。

但布萊恩仍然充滿希望。

住院5年后，布萊恩出現在A&E電視臺《調查報道》紀錄片里。鏡頭里的布萊恩讓人難忘，他肌肉發達、脖頸粗壯，像一個業余的舉重運動員。

他淡定地講述自己過去的經歷，對更多人敞開心扉，訴說自己的情況。他積極參加團體治療時，公開講述自己的罪行和導致他們犯罪的原因和背景，坦誠讓他交到了很多朋友。

布萊恩進步明顯，他剛到珀金斯醫院一年多，就搬到了中度安全級別的病房。

布萊恩手持咖啡走在醫院的走廊

新的病房，有空調、鏡子、松軟的床和安靜的衛生間。布萊恩坐在里面愜意地喝咖啡，穿便裝，甚至還短暫地交了一個女朋友。

1994年6月，布萊恩入院兩年后，附近醫院的心理醫生對他進行了評估。

他被描述為一個25歲，衣著得體，外表整潔，智商穩定在平均水平，精神狀態好于作案前的白人單身男性。醫生也修改了他的診斷報告，由偏執型精神分裂癥改為沒有抑郁癥狀，情緒穩定，沒有精神病。

隨著《調查報道》的紀錄片播出，布萊恩在醫院良好的表現和治愈效果被很多人知道了。醫院準許布萊恩在監督員的陪伴下外出。

那段時間他外出了十四次，這讓他想離開精神病醫院，過正常人的生活。他也看到很多病人被釋放，包括那些犯下和他一樣嚴重甚至更嚴重罪行的人。

但每當布萊恩問治療小組，是否可以申請假釋聽證會時，他們總是說他還沒有準備好。

還有讓布萊恩深感不安的是，珀金斯醫院換了一位有軍方背景的精神病醫生擔任院長。這位新院長引入了一套扣分制度——病人任何違規行為，無論多么輕微都會被扣分，這也會剝奪吃零食和抽煙的權利，還有重返社會的機會。

同時醫院規定，病人調到不同的安全級別病房前，必須接受臨床法醫審查委員會的考核。

布萊恩感覺自己的命運要交給臨床法醫審查委員手上，并不受他左右。

布萊恩懷疑他沒有機會申請假釋聽證會，可能是因為他不愿意服藥。

當時新型精神藥物剛進入市場，醫生給病人開藥主要是讓他們進入沉睡狀態，避免病人活躍制造麻煩。

珀金斯醫院的醫生也不例外。

為了讓病人保持嗜睡狀態，醫生們給病人們開大劑量的藥。病人們用藥后出現了手抖的情況，有些人手抖得連書都翻不開。還有一些病人服藥后，體重增加，動作遲鈍，大小便失禁。

布萊恩目睹了這些發生在病友身上的變化。

珀金斯醫院有一項政策，只要病人在病房里保持安靜，醫生可以不強迫病人服藥。然而布萊恩向醫生提出不想服用任何鎮靜劑或抗精神病藥物時，醫生非常惱火。

臨床法醫學審查委員會也對布萊恩進行了新的評估，認為他患有妄想癥，應該服用更多抗精神病藥物。如果布萊恩拒絕服藥，他原本完美無瑕的住院記錄將出現第一條違規，隨后對他進行扣分，把他關到安全等級更高的病房。

布萊恩與醫生發生了爭吵，他說在必要時他會對醫生采取一些手段，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傷害。

醫生立刻認定布萊恩情緒不穩定，偏執有危險性，還將布萊恩送到了中等安全級病房服藥。

幾周后，布萊恩走路時，胳膊已經不聽使喚，臉上也很難做有情緒的表情，大小便失禁，耳朵轟鳴，整日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

幸好他遇到了新來的實習醫生，幫他減少了藥量。布萊恩才像動物一樣從冬眠中蘇醒過來。

在布萊恩眼里，實習醫生很坦誠，喜歡分享個人生活，也很熱情，這讓他放下了戒心。在實習醫生的建議下，布萊恩的藥被替換成一種預防性的藥物。

布萊恩的精神狀態恢復過來以后，他重新鍛煉身體，起初只能做五個俯臥撐，半年后才恢復到過去一天做一千個俯臥撐的體能。

布萊恩在病房做俯臥撐

布萊恩依賴這位年輕醫生的誠實、熱情和同情心，幾乎每天都去看望他。布萊恩希望實習醫生參與到年度評估中，給他一些積極的評估結果，幫他轉移到最低安全級別的病房。

但是布萊恩慢慢意識到，通過正常途徑獲得釋放的機會變得渺茫了。

布萊恩發現自己正被其他醫護人員塑造成一位徹頭徹尾的“精神分裂癥患者”。

他在醫院聽到了很多謠言，說他是種族主義者，與新納粹組織有聯系。這些謠言來自他的病歷，他不吃藥得罪的那個醫生在他的病歷把他描述成，一個“反猶太”“種族主義”的瘋子。

布萊恩找這位醫生解釋，他說自己和不同種族的人都有友好的交往，他的好朋友是韓國人，高中時期的女友是中東人，他還喜歡聽黑人音樂。

這位醫生沒有理會布萊恩的解釋，還把新的謠言記錄在布萊恩的病歷里。

布萊恩在后廚幫忙時，盤子上粘著奶酪無法直接清洗，他把盤子泡在水里。廚房工作人員讓他直接清洗，兩個人發生了爭吵。布萊恩“行為古怪”的謠言成了病歷上的記錄。

一天早上，布萊恩從冰箱里拿了一罐冰可樂。可樂太涼了，他放在水龍頭下用水沖了沖。這一幕被保潔人員看到后告到醫生那里，說他在水槽里小便。布萊恩再次被記過。

布萊恩想找科室主任解釋，因為不知道科室主任休假，他多敲了幾下門，就被人指責“用力敲門，有暴力傾向”。這又成了他病歷上的一個黑點。

珀金斯醫院的醫生們大多在外面經營著私人診所，或者在當地大學擔任老師。他們在醫院與病人相處的時間很少，所以他們很依賴護士、社工、保安等工作人員對病人日常的記錄。

這些工作人員不斷地觀察病人，做筆記，分析，報告給醫生，精神病患者身上的任何舉動都被歸類在精神病癥狀里面。在他們眼里，不吃早餐都屬于“行為異常”。

所以布萊恩很難見到自己的主治醫生，即便見到了也只有短暫的10分鐘交流時間。

布萊恩和主治醫生見面的時候，發現醫生只會關注他身上的跡象，比如眼神交流、說話的語調還有面部表情。如果布萊恩遲到了，或者開個玩笑，都會被醫生解讀為病情加重。

布萊恩變得不那么熱衷談論自己的感受，盡量待在房間里，在治療小組里也謹言慎行。醫院的工作醫院把他的行為解讀為隱藏自己的情緒，不敢面對自己的罪行，消極治療。

更糟糕的是，布萊恩在一次催眠治療時，拒絕了主治醫生對進行催眠的提議。這坐實了他消極治療的謠言，又被記錄在病歷中。

主治醫生告訴布萊恩，他的藥量必須增加，從之前每天服用5毫克奮乃靜變成服用20毫克。

布萊恩拒絕了。他看到過服用20毫克奮乃靜的病友，肥胖、遲鈍，還有增加患糖尿病和心臟病的風險。

作為懲罰，布萊恩被轉到最高安全級別的病房。布萊恩希望在那里，能遇到像實習醫生那樣的好醫生，避免被弄得神志不清。

結果，布萊恩在最高安全等級的病房受到了更苛刻的對待。

在最高安全等級的病房，護士們拒絕接收病人們的每周外賣訂單，對病人使用肥皂和衛生紙限額。

病房里住著很多有智力障礙的病人，有些人身體條件差需要外賣來改善伙食，還有一些經常久坐患有痔瘡的病人需要更多的衛生紙和清洗。

布萊恩看到這些人遭受不公平對待很氣憤。

這些有智力障礙的病人無法清晰地向醫院表達訴求，布萊恩決定站出來，幫他們爭取權益。

在病房會議上，布萊恩向醫護人員表達了病友們的難處，“你們不能無緣無故剝奪我們的權利，如果你們做得很過分，我們也有權利向院長投訴。懇請你們像對待正常人一樣對待我們！”

很快，外賣和浴室用品恢復了正常，但是布萊恩也成了護士們的“頭號公敵”。一個護士在他的病歷上寫道，“喜歡操縱別人和蠱惑人心，充滿敵意，沒有合作意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差”。

真正支撐布萊恩堅持下來的是宗教信仰。

珀金斯醫院位置偏僻，周圍沒有公共交通工具。過去這些年，同情他的姐姐也很少來看他，親戚朋友都和他也斷了聯系。

布萊恩偷偷看圣經，鼓勵自己。但是他從不和任何人談論他信奉的宗教。

在珀金斯醫院，宗教信仰被理解成一種“偏執思維”，屬于精神分裂癥的一種表現。他曾經在集體治療的時候討論過宗教，卻被醫生記錄在病歷是“他用宗教視角掩蓋自己的罪行，建議增加藥量，讓他遠離基督教。”

布萊恩不提信仰以后，醫生又在他病歷中提到，“試圖隱藏自己的宗教妄想”。醫生增加了布萊恩的服藥量，將奮乃靜每天服用的量增加到20毫克。

布萊恩只能選擇配合醫生吃藥。不久后，他很難進行正常的對話，很難集中注意力和思考，每天睡16個小時，再次出現大小便失禁。

在珀金斯醫院，普通的詞匯有著深不可測的含義。醫生和病人都會無休止地、詳細地分析對方的語言。醫生試圖了解病人防御性言語和行為的背后原因，而病人想知道醫生會給他們什么樣的評價，是否會允許他們重返社會。

布萊恩意識到這些評價可能意味他會在這家醫院待一輩子，永遠也沒有重返社會的機會。

他決定反擊。

那幾天，他設法搞到速溶咖啡，讓自己保持清醒，躺在床上醞釀自己的逃跑計劃。

布萊恩醞釀了一個逃到廢棄銅礦的計劃。

他想請患癌的老朋友幫他在外面準備好物資和汽車。他逃出去之后，開車去那里生活幾年，等外面的人忘記他的時候再出來。這位老朋友得了絕癥，警察也不會難為他。

等他列好物資清單寄送給老朋友后，卻得到了老朋友去世的消息。

布萊恩打消了逃出去的念頭。他覺得監獄的生活都比精神病醫院好過，于是謀劃綁架護士，逼著守衛開槍，然后把自己從珀金斯精神病院轉送到監獄。

1999年冬天的一個周日，被關了7年的布萊恩趁著警衛離開時，手持一根熨衣板上的支撐桿，綁架了一名護士。

布萊恩挾持著護士穿過了幾道門禁后，在走出醫院大廳前，他放了護士。他制服大門口的警衛，跑出醫院，直奔停車場。布萊恩又挾持了一名準備下班的護士，讓她開車載自己跑到裝卸碼頭。

警察很快就追蹤到了他，掏出槍對準了布萊恩。此時，布萊恩身旁有一輛要啟動的貨車，司機嚇壞了，僵坐在駕駛位上。

布萊恩說，“你最好朝我開槍，我死都不想回去。”

布萊恩掏出了藏在袖子里的支撐桿，這時又過來兩名警察將他圍住。

他對警察說，“你們最好朝我開槍，否則我會劫持貨車上的司機，搶走一輛路上的卡車逃走。”布萊恩說完后就做出了撲向附近卡車駕駛位的動作。

一連串的槍聲劃破長空。

布萊恩倒下了。

他被警察翻過身來，手腕被反扣在背后，戴上手銬后被抬上了一架醫療直升機。

布萊恩控制得很好，整個過程中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受傷。

布萊恩手術后，腹部纏著厚厚的繃帶。醫生告訴他，右邊胳膊肘中了一槍，腹部中了兩槍，導致他腸道受損，暫時不能進食和吞咽，只靠輸液解決基本需求。

布萊恩身體上遭受的疼痛，絲毫不遜于他精神上承受的壓力。他三周瘦了46斤。隨后他做了腸道縫合手術后，才慢慢進食。

2000年1月中旬，布萊恩被警察帶走審問。結果他坦誠認罪后，再次被送回了珀金斯醫院。

他又回到了八年前住過的病房，與一個患者共同住兩張床的小單間。他只能集體治療，不能參加園藝等活動。醫護人員對他的要求置之不理，敷衍了事地處理他的傷口，逼迫他吃抗精神病藥物。

這次逃跑讓醫護人員對他更加警惕，布萊恩已經被描繪成了一個危險而可怕的病人。他出去放風的時候，也不允許穿冬大衣，醫院擔心他用厚衣服藏武器。

醫生還想強迫布萊恩服用更多的藥。布萊恩拒絕后，徹底失去了重返社會的機會。

為了盡快康復，虛弱的布萊恩依靠每周的外賣補充營養。胃部綁著繃帶，他盡可能做一些安全溫和的運動，來恢復體力。

這并沒有阻止布萊恩的槍傷感染，他得了血中毒。醫生告訴他如果感染到了動脈，他的胳膊需要被截掉。

布萊恩不害怕失去一只胳膊，他反而想借這個機會和鉑金斯醫院打官司，找逃出去的辦法。

可手術結束后，布萊恩醒來后發現身體完好無損。

2000年3月份，臨床法醫委員會對布萊恩進行了新的評估。他們認為布萊恩濫用多種藥物，屬于偏執型精神分裂癥。另外布萊恩又被診斷有自殺傾向，因為他面對警察時，反復要求警察開槍。

事實上，除了醫生給他的藥物，他沒有碰過任何藥品。在逃跑過程中，布萊恩也意識清醒，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

臨床法醫委員會要求布萊恩繼續待在最高安全級別的病房。

布萊恩很氣憤，做出關鍵診斷和最有權力的精神科醫生，恰恰是與他這樣的病人接觸時間最短的人。他們要負責30個左右的病人，只給病人10分鐘時間，怎么能輕易給病人下結論呢？

2002年，布萊恩因為越獄未遂被珀金斯精神病院除名，他被帶到當地的法院接受審判。

在法庭上，布萊恩告訴法官，他之所以越獄，是為了能夠把自己關進真正的監獄，他說自己的處境和《飛越瘋人院》里的精神病患者一樣，飽受折磨，會被永遠關在精神病院。

珀金斯醫院的工作人員表達了不同的意見，他們說布萊恩善于偽裝，隱藏自己的病情，并持有武器攻擊護士，是個危險人物。

法院判布萊恩繼續在珀金斯醫院接受治療，并判處他13年的緩刑。布萊恩很失望，他認為情況不能更糟糕了。

事實上，布萊恩低估了珀金斯醫院的醫生，更低估了命運對他的捉弄。

醫生在布萊恩的病歷上，增加了更多莫須有的臨床癥狀：對突發的情況的反應能力差、過度信奉基督教、社交技能和社會適應性差……

隨著精神病研究的進步，更多詞匯扣在布萊恩頭上。

2005年4月，布萊恩即將在珀金斯醫院度過第13年。有一天，他感到身體不適，被送到別的醫院做了一次常規胸透，發現肺部有一個陰影。他從醫生那里聽到自己可能得了肺癌。

布萊恩得了肺癌卻有些高興。

他清楚自己已經失去了被釋放的希望，但因為肺癌而死，總好過在精神病醫院被折磨。

如果真得了癌癥，布萊恩決定，自己將拒絕接受任何治療。

可珀金斯醫院的醫生說，他患有精神病，沒辦法對自己的身體做出任何決定。布萊恩堅持認為對自己的身體狀況有最終決定權。雙方爭論不休，于是這件事鬧到法庭上。

2005年12月5日，這一天是他越獄六周年紀念日。虛弱的布萊恩站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

州檢察官對布萊恩為自己辯護的舉動不滿，在開場陳述中，向陪審團強調，布萊恩是個聰明的人，總能找到漏洞提出看似合理的解釋，希望大家不要被他的表現迷惑。

州檢察官還特意強調布萊恩殺過自己父母，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善于偽裝，普通人難以識別他的危險性。

布萊恩不想讓陪審團糾結于精神疾病問題，他開場時集中在自己的公民權利和智力能力上。他說在外部醫生的評估中，他的智商113，超過大多數人，能夠清晰、理性、有邏輯地做出任何決定，包括是否接受治療。

他還說美國是建立在宗教自由和自我表達自由的基礎上，個人擁有自主權，沒有經過他的同意，不能對他的身體為所欲為。

法院請來了一位心理醫生對布萊恩的精神狀態進行評估，結果與珀金斯醫院的評估結果一致，認為他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癥，這意味著布萊恩做出的任何決定都不值得被采納。

布萊恩很氣憤質問對方，“有哪些辦法能確認某人是否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癥呢？”

這位心理醫生說，“基于一個人的言談舉止。”布萊恩追問，“還有別的嗎？”

醫生說，“還基于一些其他的信息來源，其他形式的觀察，比如他周圍的人的觀察和評價。”

布萊恩說，“也就是說只能依靠患者的行為和語言來判斷，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證明某人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癥？”

心理醫生一時不知道說什么，憋出一句，“精神疾病的證據就是患者拒絕接受治療。這就是偏執型精神病的癥狀之一——誤解別人的好意。”州檢察官支持這個觀點。

珀金斯醫院的醫護人員出庭時，利用布萊恩病歷上的“奇怪行為”來證明布萊恩不具備決定自己身體是否治療的能力。

布萊恩知道自己難以說服他們，他還是做了結案陳詞：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如果不接受別人的建議，只是意見有分歧，那不是‘精神分裂癥’的證據。但是在珀金斯醫院的患者如果這么做，就是患有精神分裂癥。如果一個得了阿爾茨海默病的人，把他的積蓄捐給一個家里人都不認識的人，這會影響到家人。但如果我得了癌癥，這只會影響到我，不會麻煩任何人。”

陪審團認為，布萊恩不能對殺害父母的行為不負責任，同時又對自己的健康負有足夠的責任。這兩件事應該是一致的，精神分裂癥不能讓布萊恩做出任何決定。

法官左右為難，最后判決雙方證據都不足，授予醫院替布萊恩做出醫療決定的臨時權力。

上帝又給布萊恩開了一個玩笑。

珀金斯醫院讓布萊恩做了各種檢查，請來了癌癥專家就診。在結果出來前，布萊恩肺部的腫塊突然消失了。醫生們百思不得其解。

決定報復醫院的醫護人員的布萊恩，在行動時心軟了。他挾持的護士趁機拉響了警報。

布萊恩被安保制服后，戴上手銬，關進了隔離病房。他身上還被戴上了五點式安全帶，類似于連體衣一樣的束縛帶，四肢被分開，捆綁在擔架上。

在隔離病房，布萊恩沒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任由珀金斯醫院的醫護人員擺布，他們給他喂大劑量的藥物。這導致布萊恩的體重增加，膽固醇飆升，整日一副呆滯的狀態。

珀金斯醫院帶著布萊恩做體檢的時候，發現布萊恩真得了癌癥，只是不在肺部，在他的左睪丸。布萊恩高興不起來了，那次審判決定他不管得什么病，都要聽從珀金斯醫院的安排。

布萊恩好像生而有罪，受到了詛咒一般，被命運反復折磨。

2006年7月，布萊恩的睪丸被切除，隨后進行了4輪化療。他每天都發著燒躺在病床上，想要舒服一些，只能接受醫院的條件——注射高劑量的藥物，而不是之前的口服。

布萊恩被迫同意了。

他憑借意志抵抗藥效。他時刻保持警惕，睜大眼睛，豎起耳朵，盡量不讓自己睡著。

2009年，40歲的布萊恩再次接受珀金斯醫院臨床法醫學審查委員會的評估，以確認他是否可以轉到中度安全級別的病房。布萊恩非常配合，盡力做到誠實。

此時，“偏執型精神分裂癥”這種說法在新的精神病治療規定中已經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雙相分裂情感障礙、自戀和反社會特征的混合人格障礙。

在新的評估報告里面，布萊恩的病也就跟著換了新名字，形容他的癥狀也有所減輕，情緒穩定，沒有妄想的跡象，思考有邏輯且連貫，目標明確，配合度高。

布萊恩被轉入了中度安全級別的病房。

沉默的布萊恩還是看到了新的希望。在2008年—2010年，珀金斯醫院每年都爆發上百起病人襲擊醫護人員的事情，醫患沖突到了一個高壓時期。

2010年，珀金斯醫院收到了242名患者投訴，理由不限于醫護人員打罵病人，拒絕為失禁的患者更換床單和尿布，甚至性侵患者。

為了平息輿論，珀金斯醫院被迫解雇了5名過度使用暴力的員工。這并沒有緩解珀金斯醫院承受的輿論的壓力。發生在布萊恩身邊的一起有預謀兇殺事件，讓珀金斯醫院成為美國全民關注的焦點。

2010年是布萊恩待在珀金斯醫院的第18年，他迎來了幾位重返社會的老病友的回歸。一天夜里，一位老病友在病房殺死了另一位病友。這反映出珀金斯醫院監管不嚴，無法保證患者的安全的問題。

珀金斯醫院的首席執行官辭職，曾經在法庭上針對布萊恩的檢察官，被任命為新的首席執行官。醫院聘請了額外的安保，加強對夜班員工的監視，安裝了很多攝像頭。

同時，他們也更換了一批醫生，提升了病人的待遇。

布萊恩又遇到了一個年輕的新醫生，得到了很多積極的反饋。新醫生告訴布萊恩，他將在臨床法醫審查委員會上建議把他轉移到最低安全級別的病房，之后可能會轉移到一家地方醫院。

布萊恩還沒來得及高興，新醫生改變了主意，告訴他需要增加藥量。

布萊恩意識到整個珀金斯醫院都在針對他。

事實上，殺害家人的病人在珀金斯醫院非常普遍。1982年，一個叫H.H的人被診斷為偏執型精神分裂癥，他殺死了自己的母親、姨媽、舅舅和祖母。9年后，他被珀金斯醫院釋放；1990年，19歲的R.S用一把來復槍殺死了自己的父親，10年后被珀金斯醫院釋放。

珀金斯醫院釋放了不少于10個這樣的病人。

新醫生警告布萊恩，如果他拒絕增加藥量，他永不會轉移到低級安全級別的病房，更不可能重返社會。

珀金斯醫院的威脅總會反映在病歷上。布萊恩的病歷上又多一些“癥狀”，接著被迫服用更大劑量的藥物。

新醫生根據布萊恩的服從的情況，調整病歷上的記錄。

2013年，從小就照顧他的大姐去世了。雖然大姐很少聯系他，但是在他犯罪后大姐給了他很多支持和鼓勵，還幫他請律師。這讓原本就難熬的布萊恩找不到活下去的希望。

布萊恩看著一些病友被轉移到最低安全級別的病房，他厭倦了被珀金斯醫院要挾的游戲。他不想逃跑了，他只想通過合法的途徑解決——將珀金斯醫院告上法庭。

這對于布萊恩來說異常艱難，他已經在爭取治權的官司上失敗過一次了。司法部門很難克服他們對精神病患者自我辯護的偏見，尤其是布萊恩這樣的人。

基于病人過去犯下的暴力罪行，法官們把是否應該強制收容、約束或者違背其意愿用藥的問題歸為醫療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他們把治療的決定權劃分給精神科醫生。

珀金斯醫院也很狡猾，面對患者的起訴，他們有一套成熟的公關措施和針對病人的策略應付法庭。醫護人員和一些病人也習慣了去法庭做證換取利益。

布萊恩沒有絲毫的畏懼，他堅持起訴珀金斯醫院。他擔心律師手里案件多，無法抽出足夠多的精力處理他的案子。布萊恩解雇了自己的辯護人，自己親自辯護。

2015年布萊恩在醫院的照片

盡管法官強調律師可以應對陪審團的刁難，布萊恩也沒有動搖，“我認為陪審團看到我更多地參與保釋申請中會更好，讓律師包攬一切，他們不會增加對我的了解。只有他們了解我，才能有可能做出對我有利的判決。”

陪審團成員有兩名律師、兩名醫生、一名信息技術顧問和一名護士。他們中的一些人非常了解精神病患者。

50歲的布萊恩在法庭上陳述案情，他說自己的案子是自由意志的問題，是法律問題，不是醫療問題。

他請陪審團們想象一下，一個平時很安靜的人，老年時患上了阿爾茨海默癥，他不記得家人的樣子，面對闖入家里的“陌生人”使用了暴力。這時沒有人會認為他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大家都知道阿爾茨海默病的具體癥狀。

如果一個精神病人面對闖進家里的陌生人也用暴力了，大家會同情他或者寬恕他嗎？事實上，大眾對于精神病的了解非常有限。即便是法院和醫院對精神病患者的認識也存在分歧。

珀金斯醫院的醫生反駁說，布萊恩有精神疾病是事實，襲擊并綁架醫護人員也是事實，這證明布萊恩是一個有暴力傾向的危險人物。

為了支持醫生的觀點，州檢察官請求傳喚4名精神病醫生出庭作證。

前兩名精神病醫生列舉布萊恩早年間吸毒、槍殺父母的行為，稱布萊恩有反社會型人格障礙。但是他們都解釋不出什么才是這類精神疾病的典型特征。他們覺得孩子違反學校的規則，甚至兒童時期違反幼兒園的規則，就有反社會人格的潛質。

醫學界對“精神分裂癥”的定義不斷地更新，不再是一個統指各類精神障礙的術語。研究人員意識到，“精神分裂癥”不是單一的病，而是大腦中集中不同功能紊亂的集群。它不受遺傳基因的影響，更多的是外界刺激，尤其在兒童時期和青少年時期，這時大腦還在發育。

法官提醒陪審團布萊恩殺害父母的罪行，還有其他早年的罪行不在本案的審理范圍，不應該作為證據考慮。同時，也對精神科醫生的觀點提出了質疑。

第三位出庭的精神科醫生稱，布萊恩只是看起來很正常，實際上他得了一種非常微妙的精神疾病，只有專業的精神科醫生才能觀察出來，普通人看不出來。

他說完后，陪審團成員開始好奇地打量布萊恩。

第四位心理醫生在語氣對布萊恩表達了關心和安慰，他稱布萊恩患混合人格障礙。布萊恩讓他列舉一些能說明自己患有混合人格障礙的特征行為。

這位心理醫生對布萊恩說，如果別人說了不同意你的觀點，你會心里不舒服，覺得別人傷害了自己。這是布萊恩自戀表現。布萊恩沒有反駁什么，他對方舉的例子說明了一切。

法官認為沒有必要討論布萊恩是否得了精神病，他更關心的是，布萊恩獲釋之后會不會危害他人的生命？他也不想因為釋放布萊恩擔責。

布萊恩再次看了看陪審團們，這些人大多數看著和藹可親。他又看了看法官身后的徽章，他覺得自己應該獲得公平的審判。

陪審團經過兩輪的協商，依然無法做出裁決。法官稱贊了布萊恩在法庭上鎮定自若的表現。但布萊恩依舊要回到珀金斯醫院。

布萊恩表達了對法官的理解。法官建議布萊恩尋找一位專業權威的精神病專業的法醫來給他精神鑒定。布萊恩嘗試找過權威的專家，他需要負擔8500美元的鑒定費。沒有人愿意為他負擔這筆費用，他在珀金斯醫院需要攢好多年才能支付得起。

布萊恩雖然沒有贏下這場官司，但是他讓大眾知道了精神病患者遭受了很多恥辱的事情，引發了大眾的同情和討論，也為其他起訴珀金斯醫院的患者提供了一些思路。

2016年，一名化名簡的病人成功起訴珀金斯醫院的醫生。這位病人在病房洗手間被一名艾滋病毒陽性男病人強奸，她向醫生投訴時，醫生堅持認為她是自愿的。

此時大眾輿論對精神病患者所承受的恥辱和遭遇有所提高，在輿論的壓力下，簡獲得了珀金斯醫院40萬美金的賠償。

隨著公眾對珀金斯醫院這樣的監管類精神病院系統了解的增多，大家意識精神病犯人被無限期關在這種精神病院，面臨著比監獄還糟糕的待遇，難以獲得公平有效的治療。

公眾呼吁改善美國的精神健康護理系統。

珀金斯醫院在這種呼聲下，進行了改革，阻止類似性侵事件的發生；改善病人的伙食，讓患者可以吃到魚、水果和雞肉制品；每個病房都貼有醫生的簽到表，每位病人都有單獨的治療計劃，每兩個月都有與治療團隊見面的機會。

2016年，布萊恩的公共辯護律師，聘請了經驗豐富的法醫精神科醫生對布萊恩進行評估，以期在即將到來的釋放聽證會上代表布萊恩做證。

這位專家分別在2016 年和 2018 年兩次與布萊恩會面。他發現布萊恩沒有精神病性思維，沒有妄想，也沒有幻覺，更沒有精神分裂癥或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礙的跡象。專家說，“如果讓布萊恩回歸社會，他不會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險。他在行為上基本穩定了近 12 年。”

2019年7月，50歲的布萊恩終于獲準離開精神病院，在臨床監督員的陪伴下，去沃爾瑪購物，他買了一罐咖啡和一個杯子。

這是他越獄之后第一次離開醫院。

這次與社會短暫的接觸，并沒有讓布萊恩有靠岸的感覺，他依然被困在“孤島”之中。

他命運就是如此，青少年時期被父母扔進精神病院的孤島，被扔在空無一人的家里，犯罪后為了重返社會，他不敢在精神病院敞開心扉，困在病房的孤島。

布萊恩自小都是被忽略的一個人，尤其是他因為精神問題弒殺雙親之后，在哥哥們和醫生的眼里，他就不值得被認真對待，將他扔到病院獨自求生。

布萊恩在病房里，會想起父親。父親曾經嘗試和他建立聯系，帶他去了馬里蘭州的所羅門島度假。布萊恩一路上都在暢想著和父親一起探索這個島嶼。

但是他們到達后，布萊恩發現島上是一個空蕩蕩的軍事基地，只有幾間房子和一個廢棄的電影院。父親一直在工作，沒有時間照顧他。布萊恩一個人在荒涼、狂風肆虐的街道上走動。

至今2025年，是布萊恩被關進病院的第33年。

他依然在爭取被釋放的機會，嘗試在一座溫暖的港灣靠岸。

參考資料：

1、Couple Found Slain: After a Family Murder，by Mikita Brottman

2、Think An Insanity Defense Is The Easy Way Out? New Book Says It Could Be 'Worse Than Prison'

編輯：大耙子

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