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經普后排名大洗牌，誰前進、誰后退？

土哥涅夫/文

這幾天，2024年各市GDP陸續公布了。與往年相比，去年的數據有些特殊。因為疊加了五經普后對2023年數據的修訂調整，所以看點更多。

這其中，受到較多討論的是上海、北京這兩大直轄市GDP調增幅度高達8%以上，增量位居全國各省市區前兩位，進而各自領先同處長三角和京津冀區域的安徽、河北兩省；以及寧波經過幾年拉扯，終于以123億的優勢成功趕超天津，距離躋身前十僅有一步之遙。

除此以外，這次的數據中還隱藏著至少三大同樣值得關注、具有趨勢性意義的看點：

看點一：杭州崛起的原因找到了！

杭州作為這些年最為亮眼的明星城市之一，享受光環的同時也非議不斷。其中最尖銳的指責，莫過于杭州的產業結構“太虛”。在強調實業的當下，這無疑是非常嚴厲的指控。

雖然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的產業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電商零售，由阿里巴巴達摩院牽頭建設的湖畔實驗室更是躋身浙江四大實驗室，雖然直播產業解決了大量年輕人的就業，但依舊無法改變部分人對于杭州的產業偏見。

直到今年春節。

伴隨宇樹科技、幻方量化、游戲科學、群核科技、強腦科技、云深處科技等“六小龍”的橫空出世，尤其是Deepseek在春節期間火遍全球，成功地將大模型的訓練成本斷崖式降低，“以一己之力干崩了美股”。人們猛然發現，杭州居然還隱藏著這么多掃地僧企業，甚至有自媒體驚呼：“杭州搶了深圳的風頭！”

這些說法、稱贊不乏夸張，“六小龍”雖然在各自領域大放異彩，但相較很多大廠，他們依舊只能算“小巨人”，目前對杭州整體經濟的貢獻還較小。但就像一個個小商品攤位支撐起了義烏的GDP，這些“小龍”“小虎”也正在改變杭州的城運，并有力得回擊了關于杭州崛起只是靠互聯網電商、實業不行的謬論。

事實上，當有些城市還在高喊“制造業為王”，有些城市還在覺得只有搞硬科技才牛逼，杭州已經在數字經濟、動漫游戲、人工智能、硬件制造等各條賽道上一齊發力，在某些方面甚至開始挑戰一線城市的“王位”。

比如憑借一支人型機器人“熱舞”驚艷今年央視春晚的宇樹科技，其創始人王興興研究生畢業后，曾南下深圳闖蕩。但僅僅工作了兩個月，就拿著天使投資回杭創業，與深圳擦肩而過。

這背后，除了王興興是浙江人，曾在杭州讀大學的緣故，以及杭州活躍的民營經濟氛圍、巨量的城市資本積累、高效的服務型政府、較低的生活成本這些眾所周知的原因外，更得益于于近些年，杭州及周邊城市的硬件供應鏈體系越來越完備，給了宇樹科技這樣的硬件公司以生長土壤。

而軟硬件產業的齊頭并進，最終也反映到了杭州的經濟數據上。

其實，杭州的崛起早有征兆，從疫情期間杭州GDP趕超武漢，而疫情結束后武漢始終沒能反超回來這一個細節就能感受到。而此次五經普結果又在數據層面證實了杭州的實力。

經過普查修訂，杭州GDP調增了901.02億，是除了京滬之外，全國GDP調增數值最多的城市。這既得益于五經普首次開展對數字經濟全產業調查，也意味著杭州過去的實力被低估了。而隨著經濟數值的大幅調增，杭州強勢崛起的勢頭也更加清晰。

看點二：失速的廣東怎么了？

相比上海、北京GDP的大幅調增，另外兩座一線城市——深圳、廣州，卻只分別調增了296.87億和367.83億。相比其三萬億的巨大體量，這點幅度微乎其微。它意味著廣深與京滬的差距被進一步拉大。

不只是廣深，珠三角其他兩個萬億GDP城市——佛山和東莞的調增幅度也很小，佛山甚至不到50億。相反，長三角的寧波、蘇州、杭州，調增數值分別超過了600億、800億和900億。

雖說廣深佛莞的GDP調增幅度小于滬杭蘇甬等長三角的頭部城市，與五經普改換了自有住房增加值的統計方式，從成本法改為虛擬租金法，珠三角由于小產權房、城中村數量巨大，房租水平明顯低于江浙有關。但撇開調增數值，只看去年的增長數據，珠三角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

除了深圳同比名義增長達到5.44%，排名全國第五外，廣州、佛山、東莞等珠三角城市的增速都未能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城市排名也無一例外均出現下降。特別是廣州，是否還能保持一線城市的地位都令人存疑。

2024年，廣州GDP名義增速僅有1.01%，在前十大城市中排名墊底，經濟總量再次被重慶反超，排名跌落至第五位。目前，廣州GDP和第三名深圳的差距已經擴大到5769.37億，大于廣州與第六城蘇州的差距（4305.5億）。

而比這更令人擔憂的是，廣州的城市性格越來越趨于“內陸化”——求穩而非冒險。和杭州、深圳等城市始終立于產業風口之上，不斷迭代升級產業結構不同，廣州的產業轉型步伐緩慢，汽車制造、電子信息和石化工業作為廣州三大支柱產業的格局，已維持了二十余年。

其中以燃油車為主的汽車制造業和石化工業都屬于妥妥的傳統產業，而電子信息產業雖為廣州的第二大支柱產業，但產值才3000多億，只有深圳的七分之一，甚至不及蘇州下面一個縣級市昆山（7000億）的一半。

受到廣佛等頭部城市的拖累，去年廣東經濟名義增速僅為2.7%，在前20大省份中排名倒數第一，比第二名江蘇低了接近2個百分點；經濟增量3728.39億，不僅比江蘇少了2300多億，也低于山東和浙江。

雖然廣東的第一省地位暫時還沒人能撼動，江蘇哪怕GDP總量上逼近廣東，不過在人口總量、金融存款、外貿總額、財政貢獻度等其他關鍵指標上和廣東還存在巨大差距。但也必須正視，相較于長三角幾大都市圈的百花齊放，珠三角似乎正在從過去的“三核”（港深穗）或者說“兩超兩強”（廣深-佛莞）格局，退變為單核的環深圳都市圈。

這無疑是存在風險的。我們看京津冀的發展，之所以始終無法與長珠三角洲媲美，原因就在于其本質上也是個單核的環北京都市圈。所謂“雙拳難敵四手，好漢也怕人多”，廣東要避免僅靠深圳一市單打獨斗，參與全國競爭，關鍵得實現產業上的多點開花、多市突破。

事實上，杭州“六小龍”爆火后，就有廣東媒體反思，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kimi創始人楊植麟、人工智能領域的杰出科學家何愷明這“AI三杰”都是廣東人，但為何都沒有在廣東創業和發展？

似乎是為了回應這個問題，今年廣東的“新春第一會”提出，將在“人工智能+”、低空經濟、集成電路、新材料、生物制造、具身機器人等領域持續發力，目標是將廣東打造成全國人工智能賦能新型工業化標桿。成效幾何，我們拭目以待。

看點三：“溫臺模式”發源地的分道揚鑣

當然，長三角也不是每座城市都表現亮眼。比如地處長三角邊緣地區的臺州，去年就被“浙江四大都市區”之一的金華成功趕超。

臺州曾是“溫臺模式”的發源地，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溫臺模式”的先發優勢逐漸弱化，低小散的產業弊端開始顯現，再加上金融危機席卷全球，以傳統制造業為主體的臺州經濟持續承壓。

當地兩大支柱產業——汽車制造和通用設備制造業，近年來都呈現下滑態勢。2023年，臺州整車產量13.24萬輛，較2018年時的46.55萬輛斷崖式下跌了七成多。而以泵、閥門等機械制造為代表的通用設備制造業，規上營收也于2022年下跌至千億以下。

受此影響，2008年，臺州經濟增速十年來首次跑輸全省，2011-2023年更是大都低于全省，其中2021年、2022年增速位居全省倒數第三，2023年排在倒數第一。

伴隨著增速的低迷，臺州的省內排名也一降再降。歷史上，臺州經濟最高峰時曾一度排名全省第三，力壓溫州、領先紹興。此后長期穩居第五名。但隨著嘉興的崛起，2019年臺州的省內排名跌落至第六（后經普查數據修訂，2013年嘉興就已趕超臺州），2024年又被金華趕超，排名進一步降至第七，成為浙江“第二梯隊”的墊底城市。

而臺州的鄰居、同為“溫臺模式”代表城市的溫州，雖然在2011年前后也遭遇了金融風波，但近年來反彈勢頭迅猛。不僅保住了省內第三的位子，全國排名也不斷前移。五經普后，溫州GDP大幅調增了489.97億，一舉超過徐州、大連，成為排名最靠前的準萬億城市。

溫州二次崛起的背后，固然離不開上級政府的大力扶持。作為浙江四大核心都市之一，這些年溫州又是獲批成立金融改革實驗區，順利平息了金融風波；又是修通杭溫高鐵，全面融入長三角核心區，但更關鍵的還是產業轉型升級取得顯著成效。

當年金融風波后，溫州痛定思痛，重新樹立起制造業立市、強市、興市、富民的理念。過去十多年，溫州苦練內功，加速打造傳統支柱產業、新興主導產業兩大萬億級產業集群。特別是搶抓新能源發展風口，同時著力打造數字經濟產業高地、聚焦生命健康項目，新材料、智能裝備等產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這才有了如今叩門萬億城市的成績。

事實上，不只是溫州， 梳理這次GDP大幅調增、位次前移的那些城市，一方面固然是區位、城市能級在發揮作用。 無論是金華趕超臺州也好，溫州趕超徐州也罷，甚至常州反超煙臺，都可歸因于城市群中心對邊緣，或南方對北方的趨勢性領先。而福州、濟南、合肥對佛山，西安對泉州的趕超，則跟人口、資源向中心城市聚集有關。

但撇開這些“先天因素”，也應該看到，上述城市得以“進步”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產業升級搞得好。

比如福州，這些年數字經濟發展如火如荼，占GDP比重已經超過55%；又比如西安，汽車、電子信息、高端裝備、航空航天等產業發展迅猛，2022年還一度拿下過“新能源汽車產量第一城”；再比如常州，經過十余年的謀篇布局，如今已成為中國的“新能源之都”。

特別是溫州與臺州這對“溫臺模式”發源地的分道揚鑣更表明，區位固然重要，產業才是關鍵。否則哪怕地處沿海、名列一線如廣州，也難逃“內陸化”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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