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之后

1

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要思想”而被判了十年大刑的鐘叔河先生，在牢中苦苦思索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他和他的獄友朱正意識到：“為什么‘大躍進’搞出了大饑荒？為什么‘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四人幫’？為什么把朱正和自己這樣的人都關到了監獄里？這都是拒絕全球文明、拒絕接受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產業革命以后形成的普世價值的結果。”（《與之言集》P125）“中國脫離了人類文明進步的大道，脫離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正軌。世界進步了，我們卻停滯了。”（《與之言集》P214）他們在思考：中國怎樣才能改變，怎樣才能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才能使人們不會因為思想而獲罪。整個世界都進步了，都現代化了，所以，我們應該走向世界。

一九七九年，鐘叔河先生出獄，出獄后他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編了一套“走向世界叢書”，從1980年8月開始出版第一冊，到1986年出齊第一輯三十六種，共約八百萬字。鐘先生為叢書各冊都寫了介紹該冊內容及背景的敘論，這些敘論匯編成一本書，名為《走向世界——近代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后來再版時改名為《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已經多次再版重印。“走向世界叢書”三十六種十冊也于2008年由岳麓書社再版重印。鐘先生又領銜主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二輯六十五種，已由岳麓書社2017年出版。

2

余生也晚，鐘先生出獄那年才上初二，說實在話，“文革”在我們這些孩子眼里，留下的竟是快樂的記憶：那時沒有那么多的家庭作業，經常上學工、學農課，可以到田野里摸魚掏鳥，還可以給老師寫大字報，批判他往打瞌睡的同學頭上扔粉筆頭，時而還被組織起來去看那些被判為“反革命”的罪犯被押在車上游街，覺得好玩熱鬧。所以，當八十年代中期，初讀鐘先生的《走向世界》時，心中并沒有激起多大的漣漪，只是覺得滿清王朝的當政者太愚昧落后，可恨亦可憐。

如今又是三十多年過去，我們也經歷過了生活的滄桑，再讀鐘先生的《走向世界》，從心底里感受到這是怎樣的泣血之作，才能理解那一代知識分子經歷過怎樣的痛苦折磨，也才能理解他們對“文革”的抵觸與批判有怎樣的生命深度。同時，也有切膚之感地理解了鐘先生書中所提及的那些主人公：容閎、王韜、郭嵩燾、薛福成、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經歷怎樣的苦難煎熬，才好不容易在一片死一般的黑暗中找到一點兒亮光。然而在先驅者們艱難地走出第一步又過了一百多年后，中國的境況都仍未有根本性的改變。在“走向世界叢書”出版三十年后，鐘叔河先生接受采訪時，多次說到“中國在很多方面還遠遠沒有現代化，還沒有真正地走向世界”，（《與之言集》P135）“這個過程還遠遠沒有完成，還得繼續走，艱難地、曲折地走下去，你和我。”（《與之言集》P112）

這是怎么一回事兒？鐘先生的這些話中又有怎樣的深意？

3

也許鐘先生當初編輯這套叢書時，也沒有如今這么滄桑沉重的感覺。那時，他洋溢著一種單純的理想主義的激情，認為只要中國打開封閉的大門，走向世界文明的主航道，一切就會慢慢好起來，在一個開放的體系中，中國再也不能固守過去的落后傳統，必然走進一個新世界，人民就會變成新人民，國家就會變成新國家，生活也就會變成新生活。這種理想主義可能也是他書中那些主人公們（如容閎、郭嵩燾等人）的理想。最令鐘先生感動的是郭嵩燾，這位大清朝的外交官，親身接觸到西洋文明、直觀而真切地感受到所謂“蠻夷”已不是過去野蠻的“蠻夷”，相反，我們這個以“中央之國”自居的古老文明是落后和野蠻的，他以六十歲之高齡，不恥下問，從每個點點滴滴了解西方文明，頂著朝野內外各種壓力向國人介紹西方文明。那些最先走向世界的先進的中國人，都抱有一種信念，就是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他們真正接觸西方文明、了解西方文明，就都會認識到這種文明的先進之處，都會慢慢地接受新的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正是因為懷有這樣的信念，他們才不遺巨細地向中國人介紹西方文明；也正是因為懷著這樣的信念，鐘先生才編輯這套叢書的。

但是，真實的歷史并未按理想的邏輯展開，就是鐘先生書中提及的那部分“先進的中國人”，如康有為和梁啟超，在他們真正走向世界之后，卻不知不覺地又走回到了傳統的中國。戊戌變法之前，沒有出過國也不懂外語的康有為、梁啟超，僅憑當時并不豐富的翻譯資料，便認定西方的“新法”是好法，特別是日本“變法”的成功更激發了他們的夢想，他們大聲疾呼要在中國“變法”，誓言要清除一切守舊勢力，引進“泰西之法”。然而，當戊戌變法失敗后，他們流亡到世界，真正去過日本、歐洲、美國之后，政治觀念卻逐漸回轉。康有為最終竟轉變成為一個“保皇派”，梁啟超稍好些，雖然沒有康有為那么極端，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后，對西方文明的信心也產生了動搖，竟然宣稱“科學進步”破產了，要用中國的傳統文化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

我覺得，不用再多看史料，僅憑鐘先生《走向世界》一書所記載的這些細節，就已經顯示出一個可能令鐘先生難以接受的結論：走向世界解決不了問題！這些所謂的“先進的中國人”到世界上走了一圈之后，回來之后又變成了“落后的中國人”。如果始終懷著一顆舊式的中國心的話，走向世界之后的中國人還是舊的中國人！這也是鐘先生為何在郭嵩燾、康有為、梁啟超等走向世界一百多年后，在他本人編輯出版走向世界叢書三十多年后，在中國產品和中國制造已經走向全球、在某些樂觀人士已經自負地認為中國是全球化運動領袖的今天，卻明顯地意識到中國并未真正走向世界的原因。

時間真是無情物啊，只有時間，才能粉碎那些不切實際的夢幻，展現人性本身的滄桑；也只有足夠長的時間，才能將一系列事件連綴成歷史，讓人們看到各個片段背后那宿命般的強大力量。容閎于1912年故去了，郭嵩燾于1891年故去了，梁啟超于1929年故去了，他們離去的時候，中國還沒有走向世界；他們認為當中國走向世界之后，一切就會改變，落后野蠻的中國就會變成先進文明的中國，他們是懷著這樣的理想或夢想離開的；倘若他們活到“反右”，活到“文革”乃至活到今日，還會有那樣的夢想嗎？比他們要年輕幾十歲的梁漱溟經歷過后來的一切，所以，他離開的時候已沒有這樣的夢想，而是帶著“這個世界會好嗎？”的疑問而離世的。

如果我們把時間與事件的鏈條緊密聯接起來，就會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走向世界不頂用，將鐘先生等人關入監獄的人就曾經是走向世界的“先進的中國人”啊！

4

走向世界為什么不頂用？

這是因為，不論世界是什么，如果你只是你、沒有自我改變的話，世界仍是世界、你仍是你。

清末那些率先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其實不是“先進的中國人”，而是“尚有感覺的中國人”；他們不是通過自我反思、通過自我啟蒙，重新認識人性與人的價值，重新認識物質世界的本質規律后自覺走向世界的，而是被帝國主義一次又一次地侵略與欺凌，逼迫著走向世界的；他們只是那些麻木得如同行尸走肉的中國人中少數尚有感覺、尚思圖強自救的人而已；因而，他們的靈魂深處與那些麻木不仁的同胞有著骨血相連的相同感，只是在迫切的民族危機以及強烈的外在打擊作用下，他們激烈的反應使他們自己暫時忘記了自己與自己同胞們靈魂深處的相同性。他們是懷著救亡圖存的強烈愿望走向世界的，救誰的亡？救自己的亡！圖誰的存？圖自己的存！而自己是什么？是新是舊？應該是什么？他們都無暇顧及。他們心中，強大的就是先進的，富裕的就是先進的；因而首先學習的就是強大之術，引進堅船利炮；富強之術，引進近代工業。即使在洋務運動失敗之后，意識到是典章制度不行，選擇引進先進的制度時，也是只想引進強大之術，而非人民的獨立自由之術，誰最強，就學習誰。先學英國，因為英國是最強的；再學日本，因為日本不僅打敗了中國，也打敗了那么大的俄國；最后又學蘇聯，因為蘇聯能從戰之后瀕于亡國的悲慘境地又一躍而重新成為世界強國。只要國家強大且富裕了，自己的靈魂是新是舊就不用考慮了。由于懷著這種心思，這些敏感的中國人，對西方世界抱著時而完全膜拜、時而不屑一顧的矛盾心態。當事實反復證明自己確實不行時，便只好無奈地承認我們確實遠不如西方，便把對外學習、走向世界當作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而一旦對西方世界了解得多了，發現西方世界也有這毛病那毛病后，特別是當西方某國也因為某種原因出現危機后，便立馬回到過去妄自尊大的傲慢心態。如果將梁啟超、嚴復在歐戰前后對西方文明的評論對照起來看，就能呈現出那副生動的勢利小人的嘴臉。當梁啟超說歐戰使“科學進步”破產云云，他不知道，戰爭是科學進步的重要動力，不正是為了打仗逞強、征服別人，才發展出的堅船利炮嗎！當堅船利炮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上，豈不一定會發生新的戰爭嗎？戰爭正是科學進步的結果，焉能稱之為“破產”！當嚴復聲稱三百年歐洲進化也不過是“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字時，這位《天演論》的翻譯家似乎忘了書中那打動成千上萬中國人的名言：“物競天擇，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乃天演之公理。”正是他們沒有從心底里承認這些天演公理，所以，被血淋淋的世界嚇壞了，又回到自我愚弄了兩千年的春秋大夢中去。梁啟超所謂以中國的傳統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嚴復所謂的唯孔孟之道，能澤被寰區，均是如此。說這話時，他們仿佛又忘了，孔孟之道何曾救治過中國人自己的弊端，孔孟之道就誕生在流血漂杵的春秋戰國，其后兩千年，歷經朝代更替，每次數年、十數年戰爭致死的傷亡人數并沒有比歐戰少多少，據熟讀中國歷史的毛澤東主席講，中國歷史上人口減半（那至少是兩千萬左右）的事情發生過十多次了，哪一次是孔孟之道救了的？存在兩千多年的孔孟之道哪一次又預防了這類率獸食人的災難的發生？

梁啟超、嚴復們地自我蜷縮、思想復辟還是在中國國力尚弱的時候說的昏話，只要多少有點正視現實的勇氣的人都會知道那是昏話，不會真當回事；倘若是他們生活在今天中國國力大增，人民初步富裕的時代，恐怕和那些只會叫著“買買買”的土豪相差無幾。無非是給世界上那些先富起來的國家生產了些服裝鞋襪、小五金零配件，無非是把人家淘汰了的生產線再多用上十來年，便真的以為自己是制造業大國，甚至可以制造世界、領導世界。這些新的幻想因其確有一些直觀的事實基礎，還真就強大到沒人敢說半個“不”字了。在一百多年的時間尺度上，我們已經盡覽沒有經過自己的啟蒙運動的中國人走向世界的過程和表現了。無外是三個階段：當確實被打得抬不起頭、半點面子也沒有，便放棄了一切自我，無論新我舊我，一律是洋人厲害；當窺見洋人也有毛病，特別是自己幻想著人家不該有、事實上一直有的毛病之后，就開始回到自己的祖上，不僅認為自己的祖上就比洋人強，而且比現在的洋人也強，還能救現在的洋人；當自己的日子過得跟洋人接近（其實生活水平還差得遠著吶）便不可一世，覺得洋人已經落后了，以后得靠我們賞錢給市場才能活下去。想想這和當年乾隆皇帝對英國人說，要是沒我們的茶葉、大黃，你們就活不下去的心態有什么區別？

這時，我們的眼前浮現出鐘先生那苦澀的文字：中國還沒有真正地走向世界！

5

鐘先生的話若是講給那些已經在全球“買、買、買”的中國人聽，恐怕沒有人能夠同意，他們會說：“我們已經在英國買了別墅，法國買了酒莊，美國買了大樓，澳大利亞買了鐵礦，俄羅斯買了油田，……，怎么還說我們沒有真正地走向世界？”

是啊，中國已經走向世界。這是不爭的事實，無論信息的開放程度，還是人員物資的交流程度都遠遠超過晚清時期那個水平，從物理事實上看，中國確實已經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了中國。但從內在的精神層面上看，中國人傳統的靈魂并沒有多大改變，他們走向了世界，但沒有走出自己。由于沒有發生靈魂深處的革命，還是以舊的思維方式在理解世界。而且，不得不承認的是，中國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很大程度上是舊思維方式起的作用，一百多年的奮斗確實讓中國人站起來了，也富起來了，正在強起來，這些成就是對外開放的結果，也是在一次次革命的淘洗中，最終建立起集中統一的領導意志的結果。集中統一的領導意志是國家克服一盤散沙、凝聚成團結有力的群體的必要條件，但在統一集中的過程中，總要抑制些個體不同的聲音，鐘先生前半生的囹圄之災便是其中的一部分。鐘先生所謂的“沒有真正走向世界”，也正是因為清楚地意識到這種仍高懸于頭頂的利劍，現代文明所應該具有的在自由、法治基礎之上的公共秩序基礎尚沒有形成。我們是否能長久地富下去、真正地強起來，還是令人擔憂的問題。

我們得承認歷史的進步，畢竟我們已經走向了世界，完成了那一階段的歷史使命。然而，我們確實沒有完成改造自己的任務，這個課必須補，繞不過去。鐘先生已經完成了他里程碑式的作品，而未來的出版家們，可能要編的是“看看自己”之類的叢書，那才是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內在起點。

李尋、楚喬合著的“白酒三部曲”——《酒的中國地理》《中國白酒通解》《中國白酒配餐學》已經全部出齊，可登錄“李尋的酒吧”公眾號商城選擇購買（，或者掃下面李尋老師助理朱劍、童康育的二維碼聯系進行購買，三本合一同時購買有優惠！

點擊進入李尋的酒吧商城購買

圖書簡介

《中國白酒配餐學》圍繞“中國白酒配餐基本原理”“為酒選菜”“為菜選酒”三大主題的四十二個知識點，同步于國際餐酒搭配理論，以先進的食品科學為基礎，通俗生動地講解全國23個菜系餐酒搭配的實用案例；填補了中國白酒與美食搭配領域研究的空白，可作為廣大白酒營銷人員、餐廳主理人員拓展業務范圍、提高業務水平的“教科書”，以及廣大白酒與美食愛好者提升生活品質的餐飲美學讀物。

《酒的中國地理——尋訪佳釀生成的時空奧秘》于2019年由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深受廣大讀者及白酒愛好者的關注，至今已重印四次。全書以文化地理為引導，一方面，沿大運河和諸多古道做空間分布的大線索梳理；另一方面，從文化認知的角度切入解讀，全面探尋酒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與歷史文化。全書內容豐富，具趣味性、知識性，又不乏日常生活的真實感受。

《中國白酒通解》對中國白酒進行了系統、全面、專業、細致的解讀，涵蓋了以下七個方面的內容：中國白酒是什么；中國傳統白酒工藝詳解；簡說酒精；新技術、新工藝、新型白酒；中國白酒的香型——自然地理條件、工藝、風味、品鑒；白酒市場解剖；李尋白酒品評法——供選酒師和消費者使用的白酒品評法。作者親自走訪了數百個白酒廠，通過艱辛的田野調查獲得了第一手資料。全書資料豐富，見解獨特，思想深刻，總結性和開創性兼具。同時，語言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適合各領域人士閱讀，尤其是白酒釀造、經銷、收藏品鑒人士案頭必備的參考書。

掃描李尋老師助理二維碼

加入李尋品酒學院酒友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