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為什么沒有產生AI六小龍？ 歸根到底還是市場經濟發育不足

創新能力的差距，說白了根本還是民營企業、市場經濟發育程度的差距導致的。

新年伊始，南京市委書記周紅波帶頭發問：同樣是長三角中心城市，南京為什么沒有Deepseek？為什么沒有產生人工智能“六小龍”？這兩天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等官媒也在接連發文探索答案。

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問地很好，很有勇氣，中國多一些這樣有自我批判反思精神的地方領導就好了（很多城市生怕別人說自己不好，現在經濟學家最忌諱點評地方經濟，動輒可能遭到投訴或水軍的圍攻）。筆者也認為，需要發問的不僅僅是南京，武漢、西安、天津、沈陽等一眾具有巨大經濟體量，同時具有巨大人才存量的城市，更應該捫心自問。

我們先以南京與杭州比較為例。去年南京GDP1.85萬億、全國第10名，杭州為2.16萬億、全國第8名，綜合體量上沒有太大差距。在基礎科研和人才儲備上，南京則遠遠優于杭州，南京擁有292個博士點（包括專業學位博士點），全國排名第二，僅次于北京、比上海還要多；南京所在的江蘇省的在讀研究生數量全國第二，也是僅次于北京，超過廣東、浙江兩大經濟強省之和。

（2023年在讀研究生數量最多的十五個省份）

總之，南京共擁有8所211學校，約21萬在讀研究生，至少110名全職院士，而杭州僅有1所211學校，12萬在讀研究生，約40名全職院士，此外南京還擁有中科院南京分院等諸多中央直屬研究機構分布。誰都能看出，南京的智力優勢遠遠大于杭州，也大于任何省會城市，按理說，更有資格產生“六小龍”，更有機會成為中國的創新中心，而不是杭州、深圳。

但是南京數字科技創新方面做地比杭州差多了，即使是不考慮阿里系拆分，杭州具有拼多多、泛阿里系兩大躋身全球500強的互聯網企業巨頭，更有人工智能“六小龍”，還有43家獨角獸企業。南京最大的兩大數字科技企業為匯通達和焦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無論是知名度、創新力，還是營業額上都比杭州的同行差遠了。

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生物技術等新興領域，南京的表現則更不如人意，以胡潤研究院剛剛發布的“2024年中國人工智能企業50強”為例，南京入圍數量為零。就連跟毗鄰的、曾經遠遠落后于自己的合肥相比，南京的科創競爭力都有很大差距，它的四大支柱性產業仍是鋼鐵、石化、汽車零部件和電器等偏重的傳統創業。2022年度南京十大企業中，有六家屬于鋼鐵、石化和地產基建類，兩家屬于國有銀行，只有一家是科技類企業。

當然在全國的經濟中心+高等教育中心城市中，南京的表現還不是最差的，甚至仍然屬于上游，南京的軟件服務和高新制造在全國還是非常有影響力的。武漢、西安這兩個高等教育和科研重鎮表現可謂更差，武漢有7所211大學、西安有9所211大學（僅次于北京、上海），在讀研究生數量跟南京相差不大，屬于省會城市中的遙遙領先者，但是這兩個城市并沒有產生有競爭力的數字科技企業，盡管華中科大、西安電子科大都是信息科技類的王牌學校，更何況還有武漢大學、西安交大、西工大這些傳統名校。

那么南京等城市在創新上為什么落伍了呢？筆者認為，還是在于這些城市過去的計劃經濟太發達，都是建國初中央重點布局的工業中心（比如在1980年代初，武漢、南京的工業企業數量都達到4000家以上、產業工人達到100萬以上），拖累了以后的經濟轉型，這些城市的經濟至今是 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重化工業形態，這本質上仍是一種權力主導經濟模式，沒有形成以民營企業和消費占據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

（南京最大企業——金陵石化，也是這個城市傳統產業的代表）

而當時杭州、珠三角卻因為處于計劃經濟的邊緣地帶，以1981年全國1456家大型企業分布為例，整個浙江省才有20家，不到全國的1.5%，更不用說深圳、東莞這些鄉下漁村了，它們的民營經濟因此獲得了充分增長空間，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市場化轉型，進而推動整個中國實現工業化，也就是很多經濟學家所謂的“邊緣革命”。

我們以2024年度杭州、南京、武漢和深圳四城的百強企業的民企數量做比較，杭州為82家、南京為29家、武漢為43家，由于最近一些年大量央企遷移注冊地到深圳，因此，如果剔除這些央企的話，深圳為83家。所以，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巨大差異一目了然，南京、武漢雖然地理位置上屬于南方，但是在經濟形態上又很“北方”。

市場主導型經濟與權力主導型經濟的規則是截然不同的，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更側重于走消費主導、科技創新主導的路線，因為它們只有取悅老百姓，才能獲得利潤和成長機會，所以，它們的生產目的必須是最終以TO C為導向，或者是說貼近生活應用；它們必須竭盡全力去拼創新，以降低產本、增加對消費者的吸引力。杭州、深圳的民企天然具有創新的壓力和動力，它不創新就無法生存。

（東莞松山湖科技園，它代表了另一種經濟生態：民營企業-市場經濟-消費導向-創新驅動）

而權力主導型經濟的大不一樣了，政府采購和國企生產活動，其實是整個經濟資源循環鏈的最終主宰，決定企業發展的是所謂的“關系”(GUANXI)。創新能力或消費者的評議篩選，對企業發展來說，并不是最關鍵的決定因素，而是如何更深入嵌入這個資源體系。

我們看，南京的代表性民企（南鋼、金浦、紅太陽、金箔、金鷹、高速齒輪，甚至是曾經輝煌過的蘇寧）都是服從這個規則成長起來的，他們更集中于化工、鋼鐵、地產和工程承包，而不是貼近民用消費的行業領域。即便是全國而言民營化程度的服務業領域，南京服務業百強中，國企也是遠遠比民企占優勢的：國企數量56家，營收占比62.87%，而民企數量36家，營收占比僅為29.55%。

（南京最大民企南鋼集團，也屬于傳統重化工業范疇）

政府的角色在兩種經濟形態中，也是有巨大差異的。前一種形態下，由于政府直接掌握的經濟資源少，自然會調整自己的站位，踏踏實實做一個服務者；而后一種形態中，政府由于直接掌握巨大的資源（南京有市屬國企1600多戶，武漢有2200多戶），自然是指揮者、干預者的角色。

我們還應該看到，后一種種經濟形態不止存在于南京，南通、鎮江、揚州和蘇北城市也都是基本如此，武漢、天津、西安和北方多數地方也都是如此。

所以，創新能力的差距，說白了根本還是民營企業、市場經濟發育程度的差距導致的。對于具備一定經濟學訓練的人來說，回答“南京為什么沒有Deepseek”，并不困難；回答“南京如何才能產生Deepseek”，也不困難，那就是：完成沒有達標的市場化轉型，降低行政權力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力，真正做到市場主導。經濟的運行法則變了，綱舉目張，社會的創造力自然就逼出來了。

但是，這種改革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發生的，歷史機遇有且僅有在世紀之交的短暫 改革窗口期中，全國也只有珠三角、蘇滬杭甬、北京等少數地方做到了符合上述標準的經濟轉型。因此，它們與其他地方的差距會越來越大，其他地方盡管可以用GDP統計學的技巧，在經濟總量上超越他們，但是要想在價值鏈影響力、創新突破力上超越它們，會越來越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