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涉稅犯罪案辯護律師：犯罪目的才是定性的關鍵

北京涉稅犯罪案辯護律師：犯罪目的才是定性的關鍵

主客觀相一致是定罪處罰的核心原則，不知者不罪講的就是這個意思。比如某個行為致使某人死亡的結果，如果基于正當防衛的，不構罪；而基于故意殺人目的的，構成故意殺人罪；基于故意傷害目的，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屬于加重處罰情節；因過失導致他人死亡的，可能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由此可見，主觀目的在案件中至關重要的作用，直接影響此罪與彼罪，量刑幅度，有的還決定犯罪與否的結果。

對犯罪目的的認定，在其他犯罪案件同樣重要，比如下文所說的涉稅犯罪案件。

一、查明犯罪目的的重要性

在涉稅犯罪案件中，犯罪目的的查明尤為關鍵。若行為人具有騙稅目的虛開（包括開票和受票）增值稅專用發票，可能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為便于表述，簡稱為“虛開專票罪”）；如果為逃稅目的而受票的，構成逃稅罪；如果為了虛增業績、融資、貸款等目的受票的，可能按照非法購買專票罪處理；如果為了騙取出口退稅而虛開的，則涉嫌騙取出口退稅罪。總之，犯罪目的的查明非常關鍵，直接涉及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認定，進而直接影響刑罰。

在虛開發票類案件中，筆者認為，應當區分開票與受票身份并結合具體案件事實認定罪名，即將開票和受票區分開來。比如受票企業接收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不能徑行以涉嫌屬于“讓他人為自己虛開”的情形朝著虛開的方向偵查，而是首先審查其受票目的，如果為了虛抵進項稅款，則應考慮是否屬于采取“欺騙、隱瞞手段”的逃稅行為，根據其犯罪目的和社會危害定罪處罰。結合其犯罪目的認定，只有如此處理才是罪刑法定，才能罰當其罪，避免罪刑失衡。

發票是交易過程中的流轉憑證，有開票必然有受票，接收發票自然也會有開票行為，各犯罪行為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且不可分割。此種情況下就需要先確定主行為，并對主行為性質進行審查，然后再根據犯意聯絡等認定是否屬于共同犯罪。比如在虛開專票的情況下，開票企業開票給受票企業，受票企業為了虛抵進項，根據發票用途應先單獨審查受票企業目的。同時審查開票與受票企業之間的犯意聯絡問題。道理非常簡單，因為虛開專票罪要求審查騙稅目的，對于開票企業而言，其開票但不用票，所以是否具有騙稅目的不能單獨審查，單獨審查也難以查明。因此，就需要通過審查受票企業的行為來審查犯罪目的。

當然，如果開票企業屬于暴力虛開型公司，即通過網絡肆意對外開票，來者不拒的，可能要單獨審查是否存在“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間接故意情形，如果屬于則可以虛開專票罪入罪，無可厚非。但是除了上述情形之外，應當根據受票企業行為目的，進而審查犯意聯絡等事實，結合在案事實綜合認定開票企業的行為性質。

基于該種認識，可以有效地解決煉化企業“變票”“過票”的相關行為。煉化企業往往為了逃避消費稅而讓貿易公司為其開具專票，對于貿易公司而言，因為非常了解煉化企業的目的，是典型的共犯。因為煉化企業的起意，其又作為最大獲利主體，所以其行為性質應當為首先被審查認定，在查明其逃避消費稅的事實的基礎上認定各參與主體的行為性質。如果切割各行為的關聯關系直接將貿易公司認定為虛開專票罪，并不適當。

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貿易公司往往以虛開專票罪定罪，煉化企業以逃稅罪處罰，此種認定背離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導致罪刑失衡。作為起意者、最大獲利者的煉化企業刑罰遠低于貿易公司，違背社會普遍認知，無法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導致司法公信力被質疑，也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稅收征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4〕4號）頒布之前，存在全案以虛開專票罪定罪的情形，浙江省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浙10刑終937號刑事裁定書就以虛開專票罪定罪對全案被告人定罪處罰。此種案例在新司法解釋頒布之前是常見的處理方式，但是新解釋之后，我們相信這種處理方式會逐步改變。

犯罪目的直接關乎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進而影響刑罰的適用，所以辯護時應當重點審查和強調犯罪目的的作用，無論是無罪結論還是輕罪結論，都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結果，也符合罪刑平衡、罰當其罪原則，務必重視。

二、資金回流必然推出虛開專票罪的結論嗎

虛開專票罪往往伴隨著資金回流，行為方式各式各樣。進一步講，資金通過流轉之后再次回到資金方或其指定、控制的賬戶，由此可見資金流轉只是犯罪的某一環節。

在虛開專票的情況下，因為不存在真實交易，自然就不需要實際支付資金。但是為了獲得標的物——發票，必然需要從形式上完善，于是就出現了資金先支付、再回流的情況。司法實踐中，資金回流屬于推定為具有騙稅目的，屬于虛開專票罪的核心事實。但問題是，只要有資金回流必然就是虛開專票罪嗎？

當然不能輕易得出此結論。如前所述，是否具有騙稅目的才是虛開專票罪的認定核心，資金回流不能必然得出騙稅目的，因此不能簡單地將資金回流與虛開專票罪等同。

騙稅目的是新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的認定虛開專票罪的核心要件，統一了定罪條件，但是在新解釋之前，往往將資金回流與虛開專票罪劃等號，在當時已經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但是資金回流獲得的專票如果不是為了騙稅，就不能以虛開專票罪定罪，比如新解釋規定的沒有騙稅目的的虛增業績、融資、貸款等行為，也同樣會為了取得專票而資金回流。

三、重新審查特定交易下的行為性質

甲企業支付工程款等費用后沒有要發票，即沒有進項票，為了抵扣進項少繳稅就尋求第三方為自己開票。后發現散戶貨運汽車購油不需要發票，于是就設置了散戶要油其要票的模式。具體來講就是散戶以甲企業的名義購油，甲企業得票散戶得油。

這種交易模式民法并不限制，而一旦涉及發票就需要上升到稅務監管和刑法層面思考，這也是法秩序統一原理的體現。本質而言，甲企業的目的不是為了騙稅而是為了少繳稅款，采取的方式就是接收進項發票抵扣進項稅。本質上屬于虛抵進項稅額的問題，屬于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規定的“欺騙、隱瞞手段”的情形，在此種情況下，按照逃稅罪定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則。

對于散戶貨車司機而言，明知對方逃稅而為之，屬于逃稅共犯?；蛘咭蚱渲饔^惡性小，犯罪情節輕微，也可以考慮不予起訴。這樣處理也可以達到有效打擊犯罪和威懾犯罪的目的，也是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體現。仔細想想，甲企業起意并設置此種模式，貨車司機僅作為其中的一環，單獨以虛開發票罪或者非法出售專票罪等論處，顯然不當，量刑過重。犯罪活動中的一環自然應被整體犯罪所吸收，而不能重于整體犯罪活動，這也是最樸素的認識。

綜上所述，犯罪目的是犯罪認定中的核心，是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的集中體現，辯護必須重視。新司法解釋頒布后，應當重新認識和論證各種特殊交易模式，首先就應當立足于對犯罪目的的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