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觀點|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戰略機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引用本文：許正中，戈亞慧，產健.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戰略機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J].今日科苑，2024（11）：1-3

科技革命是推動生產力躍遷和人類文明進步的主要驅動力，能夠引發科學研究范式的深刻變革，并催生大量技術創新。近現代以來，人類社會發生多次重大科技革命，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等新興領域迅速崛起，推動了社會的全面變革。當前，多重范式革命同時發生，正從根本上顛覆著社會經濟運行的底層邏輯。作為新型生產力的代表，數字革命蓄勢待發，并呼喚與之匹配的新型生產關系。此背景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塑全球創新版圖，并深刻改變全球經濟結構。對于中國而言，唯有牢牢把握這一戰略機遇，進行前瞻性布局，才能在全球科技競爭和未來發展中占據制高點。

1. 科技革命是推動人類文明形態變革的主引擎

科技革命既涵蓋科學革命，也包括技術革命，是科 學技術發生的全面性、根本性變革。 自 18 世紀 60 年代以來，人類社會先后經歷了 三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分別為熱力革命、電力 革命、信息革命。 當前，正迎來第四次科技革 命 — 數字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起源于18世紀60年代，以蒸汽機的發明與應用為主要標志，引領人類社會由人力時代進入機械化時代。這場革命造就了英國的“霸主”地位，推動了工業化時代的到來，使英國成為第一個科技強國。第二次科技革命主要發生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電力的普及應用和大規模生產方式的形成為標志。美國和德國在此過程中迅速崛起，奠定了日后全球科技競爭格局的基礎。電燈、電話、電報的出現讓信息傳遞更加迅速，汽車和飛機的問世改變了人類的出行方式，推動了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第三次科技革命始于20世紀中期，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志，計算機的普及和互聯網的興起深刻改變了信息傳播方式，大幅提升了生產力水平，催生出全新的經濟形態和產業模式，推動全球化縱深發展。美國由此成長為世界超級科技強國，中國經濟在此過程中也實現了快速增長。如今，2023年成為又一個歷史性與根本性變革的節點，人類社會正由工業文明向數字文明加速轉變。ChatGPT-4的出現尤其引人注目：它從推出到注冊用戶數超過百萬僅用了5天，上線短短兩個月，月活用戶便突破1億，數字技術發展之迅猛由此可見一斑。

2. 數字時代科技革命以新的發展規律催生新質生產力

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大量智能體，形成了新一輪科技革命或者說是“微觀、中觀和宏觀”實時聯通的全方位數字革命。數字革命正以一種勢不可擋的態勢蓬勃興起，對社會發展模式、運行機制以及內在邏輯進行重塑。與傳統工業經濟相比，數字經濟在運行規律和運行模式上展現出顯著差異。數字經濟通過替代重復性腦力勞動，展現出對工業經濟的“碾壓式”沖擊。同時，數字化思維的引領，取代了傳統的工業化思維方式，并通過創新驅動推動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一系列獨特規律，深刻影響市場競爭格局和企業戰略決策。首先，摩爾定律（由戈登 ·摩爾于1965年提出）作為數字技術發展的經典定律，指出在價格不變前提下， 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數量約每隔18~24個月便會翻一倍，性能也相應地提升一倍。這為過去幾十年半導體產業和整個信息技術產業的快速 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導。在“后摩爾時代”，英偉達創始人兼CEO黃仁勛（JensenHuang）提出了“黃氏定律”（由黃仁勛于2020年提出），其核心觀點認為在GPU驅動的并行計算環境下，計算性能的提升速度可以乃至超越摩爾定律的節奏。隨著深度學習、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蓬勃興起，GPU在數據處理和并行計算領域中的地位愈發關鍵，黃氏定律也成為后摩爾時代衡量計算力增長的新標尺，為數字經濟下的技術演進提供了重要參考。其次，達維多定律（由威廉 ·H ·達維多于1992年提出）強調企業若想占據頭部市場50%以上的份額，就必須率先推出新一代產品。置身全球化背景之下，該定律在科技競爭中表現得尤為顯著，各國企業都在搶灘研發投入，爭奪技術創新的制高點。最后，梅特卡夫定理（由喬治 ·吉爾德于1993年提出）認為網絡的價值與其節點的平方成正比。在數字經濟時代，網絡節點的數量和質量決定網絡價值的高低。在實際應用中，該定律解釋了社交網絡、電子商務平臺等網絡型企業為何能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并創造巨大價值。當前，中美等國家在數字經濟領域的競爭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 “節點為王”的理念，各國都在努力構建并擴展自身的數字經濟網絡，以提升本國在全球數字經濟版圖中的地位。

3. 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的戰略選擇和布局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背景下，科技革命與大國博弈相互交織，國際競爭格局也隨之發生根本性變化。中美之間的博弈成為影響中國科技創新的關鍵外部因素。2021年6月 8日，美國參議院高票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標志著美國開啟了全方位、系統性 “科技遏華”時代，從“卡現在”升級到“卡未來”。與此同時，中歐競爭格局呈現出“角色互換”般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態勢：30年前，中國采取“市場換技術”的策略以推動國內產業的發展；如今，歐洲也開始推行類似的舉措，其背后凸顯了中歐雙方在科技與產業實力對比上的深刻變化。要在當前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掌握主動權，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需要進行前瞻性布局，搶占科技競爭和未來發展制高點。

一方面，構建新的市場競爭范式，在全球科技競爭格局中尋找新突破。具體而言，應通過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到城市信息模型（city information modeling，CIM）再到全球信息模型（globalinformationmodeling， GIM）的梯度推進，形成一體化、多層次的競爭架構。傳統的全球化模式主要依賴關稅減讓等手段，最多可推動全球經濟增長5%，而新型全球化更多依靠互聯互通、資源共享、技術合作等手段，能有效推動全球經濟增長10%?15% 。這種轉型正是中國在全球科技競爭格局中尋求新突破的關鍵路徑。通過構建BIM-CIM-GIM這一競爭架構，強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創新鏈的協同效應，推動產品、產業與技術實現全面升級與擴展，從而實現產品“走出去”，產業鏈“走進去”，技術和標準“走上去”。

另一方面，全面鋪設數字社會基礎設施，培育國際創新策源地。美國戰略家康納指出：“人類在未來40年里要建設的基礎設施將超過此前4000年的總和。世界不再是國與國的拼圖，而是由基礎設施連成的電路圖”。中國應從宏觀層面全面布局開源共生、開放互惠、共享圓融、對等互利、全球運作的硬基礎設施，以及和合融通的軟基礎設施。從現實需求出發，應前瞻性部署四類社會基礎設施： 一是數字化傳統社會基礎設施。包括鐵路、公路、航空等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二是技術性社會基礎設施。包括新基建、5G、IPV6、IPV9等關鍵底層技術的系統性部署。三是制度性社會基礎設施。涵蓋標準化商務服務、法務服務等，為技術應用與產業發展提供穩健保障。四是安全性社會基礎設施。基于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進行全域安全部署，確保數字社會健康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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