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看浙江，鄉鎮企業看宗漢！此等小小鎮街，藏著怎樣的奮發中國

城市頭條/浙江

沒有不被水流過的土地

沒有不被商業塑造的城

【2024年12月24日上午，由王千馬所著《潮起潮涌》一書正式發布】

吾球商業地理：

回望鄉鎮企業，既是探尋民營經濟的來路，也是為它的高質量發展搖旗吶喊！無數草根企業家的崛起，成了改變中國的重要時刻。它讓我們看到廣袤鄉村所孕育的能量。未來，我們又該如何依托這廣袤天地，持續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毋庸置疑，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2025，中國繼續努力！

采寫+主編/王千馬；

圖片/網絡（侵刪）；

編制/大腰精+牛兒響叮當+喲嚯

民營經濟看浙江，鄉鎮企業看宗漢。

這是我寫在新作《潮起潮涌》這本書開頭的一句話。前面“民營經濟看浙江”，大家似乎并無異議，就是“鄉鎮企業看宗漢”口氣有點大，但我并不覺得忐忑。因為在此地走訪了大半年，我不僅知道了這里的確在鄉鎮企業上曾走在前列，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第一家鄉鎮企業（社隊企業）就誕生在這里——在我們以前的認知里，無錫的春雷造船廠是中國的第一家鄉鎮企業（社隊企業），但事實上，它還要略晚于宗漢的這家黎明農莊糧棉加工廠。這不僅有確切的史料支持，更重要的是，它不像春雷造船廠那樣已經成為遺跡，而是一直在傳承當中，今天它以太陽實業的面目，依舊閃現在世人的視野里。

但是，宗漢又是在哪里？

宗漢其實是條街道，但也沒幾年之前，它還是鎮，還是鄉。可以看出，它是農村城市化的結果。而它所在的城市，是寧波的慈溪。慈溪是慈孝文化而著稱，流傳有董黯孝母的故事。但不管如何，在中國4萬多個鄉鎮街道中，這條街道不算是最出名的那個。只是，不最出名并不影響它的特色。

因為它是浙江省第一個以辛亥革命烈士的姓名命名的鄉鎮街道。

宗漢的源頭，正是馬宗漢。他是宗漢馬家路村人，生于晚清。身逢亂世的他，自小就渴望用一腔熱血救國救民。他19歲入浙江高等學堂學習，22歲加入光復會；1905年赴日本留學，接受資產階級革命思想，是秋瑾重要的革命伙伴；后又隨紹興徐錫麟遷往安徽，組織安慶起義，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并率巡警學堂學生攻占內軍械所，后被捕就義，犧牲時僅24歲。據說在安慶監獄關押50天內，清吏用盡毒刑，窮問黨與，其堅貞不屈，始終不吐名單及機密。1930年，為紀念馬宗漢，設了宗漢鄉（老宗漢）。1989年10月，宗漢鄉改稱宗漢鎮。1992年，慈溪市實施“撤區、擴鎮、并鄉”，境域新界鄉、高王鄉、潮塘鄉并入宗漢鎮，成為現境（2001年撤鎮設街道）。

【馬宗漢在宗漢的故居】

今天的安慶，有吳越街，有錫麟街，惜乎沒有宗漢街。但這并不影響馬宗漢和安慶之間的關聯。所以，當我在從寧波去往安慶的火車上，接到邀請去調研宗漢街道的鄉鎮企業史時，我頓時覺得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因為我就是一個安慶人。

我們無疑都受益于馬宗漢這些烈士的前赴后繼，從而敢叫日月換了新天。但追本究源，這一切都源于這塊土地的向潮而生。

01.

為什么是宗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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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屬于近代寧波最為重要的一份子，也是寧波面向海洋的最前沿。看今日地圖，其南，是四明山麓及山腳下的寧紹平原，其北，正是錢塘江入海口（杭州灣）。于2003年6月8日奠基建設的杭州灣跨海大橋，正是北起浙江嘉興海鹽縣，南至浙江寧波慈溪市。這無疑就是潮起潮涌之地。每年農歷八月十五到杭州灣看錢塘江大潮，已然成了一種風尚。

從客觀上看，作為沿海城市，這里與潮相搏是常態。我曾在《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中寫道，盡管與海洋要時時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但海洋文明也因此在這潛移默化當中，注入了我們的血脈，成為我們的基因。所以，向潮而生的慈溪和寧波，有著開闊的眼界，同時都不怕困難和勇于抗爭。

只要我們留意，就會發現，今天的慈溪，事實上幾乎都是人力造陸、向海要地而成。在今天宗漢街道的南境，有個大古塘，正是在北宋慶歷七年（1047）的冬天，由時任余姚縣令謝景初帶領沿線民眾所開挖的——這透著兩個信息，一是此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隸屬余姚。余姚有個名人，叫王陽明。王陽明的實踐精神與成就事功的價值觀，是清代學術及浙東學派“經世致用”的本源。所以此地多受王陽明及浙東學派的影響，重于事功，義利并重，所以并不諱言經商、做生意。這無疑是鄉鎮企業能在這里率先崛起的文化底色。

另一個則是這里的“天賦”并不好。如果不是因為筑堤圍田，今天的宗漢乃至慈溪大片土地，還藏在海水的下面，只有潮退之時才有可能露出來。筑堤不僅可以保護更多的土地不被海水沖刷，而且圍出的田，可供更多的人生存。所以慈溪是個名副其實的移民之城。日后，新的北進又不斷地上演，從明永樂年間直到清乾隆年間，他們開筑了新塘、周塘、潮塘、二新潮塘、三塘（榆柳塘）、四塘（利濟塘）這 6 條海塘，生生造出了慈溪三北平原的核心地帶，也讓以前是個長條形的寧紹平原，向北逐漸有個弓型隆起。

只是，圍出來的土地，住人并不易。因為它不是熟土，更多的是鹽堿地。所以只能煮鹽。就連余姚的余，經考證都是鹽的意思。當然，也可以種植一些棉花。至于水稻，基本上產量很低。宗漢到清代早期也因此形成以“三白” （鹽、棉、米）為特色的農業經濟——也正是為了建設商品棉基地，1954 年，國家對寧波的縣境做了重大調整，將以植棉為主的鎮海、慈溪、余姚三縣的北部整合在一起，成立新的慈溪縣。在這次調整中，余姚縣周朝區、逍林區、滸山區、周行區、泗門區、臨山區等 5 個區的部分和鎮海縣龍山區的北部劃歸慈溪縣，宗漢也一并被劃入。

【“地道風物”所繪今日慈溪大致地理】

人多地少又無產量，導致宗漢乃至整個慈溪在農業社會的日子，都不怎么好過。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采訪慈溪實施“撤擴并”后的宗漢第一任黨委書記陸友祥時他所說的一句話，一株棉花一株稻，一生一世富不了。

當墾殖和農耕支撐不了家庭的基本生活時，這里的人只好在非農領域想辦法。我曾將這種轉變定義為“窮則思變”，著名財經作家胡宏偉先生則說自己曾有一個更絕妙的形容，那就是“從貧困出發的絕地反擊”。

進入新華社工作后，胡宏偉就將目光鎖定在浙江民營企業乃至整個區域經濟的發展上，進而成為浙江民營經濟的觀察者和推動者。多年來的審視，讓他發現浙江經濟在現實之外也有一個“錢塘江線”，它將浙江分成了南浙江和北浙江。北浙江靠近蘇州，擁有杭嘉湖平原大片腹地，所以在改革開放前后走的是蘇南模式，是大集體經濟。按照他的說法，那就是“有米有綢的地方不會有太大的改革沖動”。而在南浙江，則多為山區，和福建更為相似。所以北浙江還帶著吳儂軟語，南浙江如溫州、臺州、麗水、義烏則更相信“愛拼才會贏”。與此同時，北浙江在改革上比大集體經濟的蘇南模式來得更徹底，也更民間。其推動了產權私有的民營企業的出現，進而推動以民營經濟為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并在這兩點的結合下，調動了千百萬人民的積極性。

相比之下，盡管在地理上位于北浙江，舉頭望杭州、嘉興和上海，低頭則見紹興及寧波，位于繁華的包圍之中，但是它那“唐涂宋土”的現狀，卻讓宗漢乃至整個慈溪都是繁華之中的“洼地”。胡宏偉把慈溪稱為“浙北的小溫州”，一方面是說它的本土資源和溫州一樣，在浙江沒有優勢，所以有著吃飽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這里的人民像溫州人一樣自強不息，靠著自己的腦袋和雙手，憑借著“四千四萬精神”，硬生生地在非農領域殺出一條生路來。

“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宗漢乃至整個慈溪的生長史時，你一定會發現，數百年乃至數千年與海爭地的歷史，不僅形成了這片熱土的圍墾文化，也讓與天斗、與海斗的戰斗精神，融入了這里每個人的血液。他們不怕危險，也不怕失去，一旦成功，他們就會贏得一個嶄新的世界。”我在《潮起潮涌》中寫道，“同時，也正因為是向海而生，這里的人民又多了海一般的的包容和奮進。不得不說，處于海與山之間，向南，高山仰止，讓人心境沉穩，做事務實；向北，極目越天闊，又添了航海、冒險的沖勁。事實上，正是因為海的存在，慈溪自古便與外界聯系頻繁，在鹽和棉花之外，優質瓷器的生產也讓慈溪成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出發點。在不斷的對外交流當中，慈溪的‘視界’或者說格局，也一并增大。”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宗漢為什么會在未來跳脫而出。

02.

潮起，又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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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 年，周塘西村的馬禮全開始用木制的“土機器”軋棉花，以土辦法從事籽棉加工皮棉。越做越大后，開始配備了引擎（煤氣發動機），采用機器動力。到1927年前后，馬禮全的家庭企業取名為“馬如盛花行”。1930年，花莊又添置機器，開始兼顧碾米。抗戰期間，經營被打亂，忍痛分家。1950年前后，二兒媳俞濃彩利用分家后的機器與人合辦私營米廠——工人軋米廠——后改為“慈溪縣新業臨時糧食加工廠”。1956 年1月，新業為了繼續生存，主動響應“一化三改造”號召，從私企轉入農業社成為社辦廠，即“宗漢黎明農莊糧棉加工廠”。這就是中國第一家鄉鎮企業誕生的全過程。日后，它進一步搖身變成了“宗漢綜合廠”。

【宗漢綜合廠舊址（宗漢馬家七甲祠堂）】

這無疑是棵幼弱的樹苗，隨時都有可能被時代的風雨給夭折。但幸運的是，這里處于沿海，相比儒家文明比較濃墨重彩的內地，有著相對開明的大小環境。

在小環境上，由于宗漢大致位于大古塘和二塘之間，讓它較二塘之后的眾多鄉鎮或村落，較早地成型并被墾殖，所以起步也相對較早。

在大環境上，新慈溪是由原先的三北平原整合而成，這讓慈溪丟掉了慈城，也讓宗漢遠離了浙東文化的重鎮、王陽明的故鄉余姚，損失雖然有些慘重，但是它并沒有丟掉“浙學”中的事功文化，以及“工商皆本”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沒有了其他傳統的“包袱”，宗漢可以輕裝前進，“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所以改革的意愿相對突出和堅定。與之相應，在慈溪任職的領導干部，都相對開明，允許各種嘗試，哪怕沒有政策也會想辦法給政策。所以，在這本書中，我獨獨辟出了一章，叫《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

由于是三北平原上重新整合的新慈溪，所以國有經濟的發展相對滯后，國有企業（那時還叫國營企業）對鄉鎮企業以及個私企業的擠壓沒有那么嚴重。為了發展當地經濟，當地政府只能對鄉鎮企業乃至個私企業“高看一頭”，所以，這會讓更多的從業者感到身心舒暢，從而能積極地投身創業。

此外，靠近江浙滬，也讓宗漢受益匪淺。一方面，江浙滬的整體改革氛圍對宗漢有著很強的引領作用。日后，太陽實業的創始人馬信陽在回憶自己家族的創業歷史時，曾多次提到一個人，那就是步鑫生。當年的步鑫生，正在一灣之隔的海鹽，他的工廠員工僅 70 余人，固定資產只有兩萬多元，年利潤僅5000元。全廠90%的工人已到退休年齡的紅星服裝廠（海鹽襯衫總廠前身），打破“大鍋飯”，推行“聯產計酬制”，“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砸掉“鐵飯碗”的用工制度，對慵懶怠工的職工予以辭退，堅持“打牌子，闖路子，創特色”的經營方針，這一系列改革措施讓廠子一舉壯大。盡管海鹽襯衫總廠最終因為某些因素導致走向落寞，但步鑫生的獨創精神還是提振了無數人的士氣，當然也包括馬信陽——這個馬禮全的孫子，從宗漢綜合廠跟著父親跑推銷起步，走遍千山萬水，吃盡千辛萬苦，日后，接手綜合廠旗下的慈溪縣東方紅紡織器材廠——正是在這家器材廠，馬信陽通過技術研發，打造了日后在業內鼎鼎大名的“太陽洲”輸紗器，推動了國內針織由小圓機向大圓機發展。換句話說，浙江慈溪紡織器材廠創造了通過功能性關鍵部件帶動整機升級的奇跡。太陽實業也因此“升起”；

另一方面，來自江浙滬得天獨厚的資源，也讓宗漢得到了很大的進補。也就在慈溪推行行國有、集體、鄉鎮、個私“四個輪子”一起轉之際，大量來自上海國有企業的“星期天工程師”來慈溪幫扶，搞活了一方經濟，致富了一方百姓。如果在今天，我們可以稱它為“共享智慧”。

這些對陸漢振無疑具有極大的影響。這個一開始走街串巷賣“米胖”（爆米花）的小手工業者，在聞到春風來臨的氣息之后，毅然投身創業——從承包村辦五金塑料廠，將雪球越滾越大，最終成立了整個浙江都聞名一時的錦綸廠，也就是日后金輪集團的前身。也就在這創業過程中，陸漢振除了到江蘇太倉塑料廠等地取經之外，他還從上海第九化纖廠請來了周幼霖等幾位工程師，然后又通過他們的關系，請來了十幾位技術人員。對待這些人才，陸漢振像對待國寶一樣精心呵護，不但給予住宅和高薪，而且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關心他們，使得他們在異地他鄉感受到溫暖，進而全身心地投入利用廢舊塑料研發新產品的征程。陸友祥記得，當年自己還和在金輪集團負責供銷的副總陸漢德夫婦一起，陪同周幼霖等人去往香港考察。

1992 年 6 月 28 日，他在廠慶五周年的報告中大膽宣布：將原本單一的錦綸廠快速打造成一個涉足“化纖紡織、熱能發電、機械制造、房產開發、國際貿易”等五大行業的企業集團。這種超常規、跳躍式的思路使得企業生產規模迅速擴大：1993 年至 1996 年連續 4 年，金輪集團產值雄踞浙江省鄉鎮企業第一名，簾子布產量達到 4 萬噸，國內市場占有率躍至 35%，一舉奪得全國首位，成為亞洲最大的錦綸簾子布生產基地，從而結束了我國簾子布依靠進口的局面，反而成為出口大國。

【錦綸廠開業典禮】

當年的慈溪，有“五只羊”之稱。這里有著雙重意思，一是他們都出生在羊年。二是他們都在鄉鎮企業發展上充當了領頭羊。陸漢振便是其中之一。

同樣，為了將自己的高王激素廠做大做成功，1987 年冬季，以大隊干部身份開始創業的岑堯云和兒子岑堅不停奔波在寧波、上海等地，想方設法邀請技術師傅。到了1988年 5 月 9 日，他們聘請的師傅終于把激素樣品給做出來了……

今天，當我們回頭再看當年在改革開放之后的那些創業者，你會發現除了“能工巧匠”、相對擁有資源以及掌握信息的大隊干部，更多的還有“牛鬼蛇神”——所謂的“牛鬼蛇神”，都是以前鄉鎮企業當中搞推銷、搞外勤的那些人。那個時候廣告和流通渠道少，需要靠人不斷地和外界對接和交流，才能把生產出的產品推銷出去。無疑，能做推銷員的，都能說會道、思維活泛。當然，也因為他們比常人更能“折騰”，有時還擅于一些“小動作”，在樸實的鄉村或者特殊的年代，常被視為“異類”。但事實證明，他們就是比別人信息靈通，對市場敏感度高。這里就包括寧波興業盛泰集團的創始人胡長源——他是我采訪的所有宗漢企業家中最讓我能聯想起“野草”這個意象的企業家，也就是說，哪里有市場的空白，就往哪里鉆。他也在我面前自嘲是“亂跑的無軌電車”，但是，他靠著到處做手表帶、各種沖壓件以及徽章等加工生意，在1979 年就成了萬里選一的萬元戶，到 1984 年，已積累起百萬身家……

此外，還有“父子并肩來創業”。直到今天，“父子齊上陣”也是浙商創業中的一個典型現象。像計劃經濟時代，馬信陽跟著父親一起跑推銷。到了鄉鎮企業逐漸改制、成為民營經濟的一部分之后，父子之間就更是并肩作戰了。在宗漢，像太極環保公司的史漢祥、史躍展，復能集團的鄒林元、鄒寧，寧波第二激素廠的岑堯云、岑堅……都是“上陣父子兵”。不過，他們中間也有區別，比如說有的老一輩是董事長，掌握大方向，子女是總經理，沖鋒在一線；有的老一輩也是董事長，子女則成為各個分公司的負責人；有的老一輩則退出一線，作為“軍師”而存在，子女遇到問題隨時向他們請教。

2024年12月24-26，我在慈溪參加了兩場活動，一場是由寧波市委統戰部、工商聯指導，慈溪市委市政府主辦的“杭灣潮涌青藍接力——‘浙商新力量’新生代企業家培育工作觀摩會”，一場是由宗漢街道主辦的“賡續地域創業文化，推動宗漢更好發展”迎新動員大會。在這兩場活動中，我都對某一位企業家給予了敬意，那就是慈吉教育集團的徐娣珍。她的出現，讓宗漢的企業家群體變得更多元，也印證了女性也是創業的半邊天。不得不說，正是受益于改革開放，并在四千精神的指引下，努力通過農村工業化，讓一個沒有區位優勢、沒有資源天賦、沒有產業基礎的土地，改變了命運，涌現了像金輪、興業、慈吉、人健、太陽、太極、誠和管業、包鋼展昊等一大批優秀企業，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并成為這個國家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

【王千馬在觀摩會上向大家作“潮起潮涌話浙商”報告】

將書取名為《潮起潮涌》，既是暗合這片土地門口的那片海洋的真實圖景，同時，也暗喻了這塊土地上的內生之力，它們一旦潮起，便不斷潮涌。

也就在這兩場活動中，我用了與“潮”相關的四個詞語，來表明我對這片土地，以及自這片土地涌現的浙商群體的看法，第一個詞是向“潮”而生，第二個詞就是善于弄“潮”。這些從我前面的文字中均可見一斑。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最終成為“潮”流：除了讓四千精神深入人心之外，很多企業家都不忘初心，在自身成長的過程中，也帶動了身邊的人成長，并不斷地通過公益反哺這個社會。我在宗漢廟山村，就看到了它在企業家的帶動下，從一個落后鄉村，變成了別墅遍地的幸福場。

【今日廟山】

未來已來。而世界競爭形勢也日益加劇。但我相信，這里每個向潮而生的人，不會害怕下一個浪頭，也更會期待下一次潮涌。所以，我希望接下來，這片土地的每個人都會：永立“潮”頭。

03.

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談鄉鎮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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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當我們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門口，再次回望過去，一是要深刻認識到，當前民營經濟的大發展，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建設和推進，都和過去鄉鎮企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因為有了鄉鎮企業當年的實踐和各種先期實驗，才有了今天工業立市乃至高質量發展的前提和基因。所以，我們一定不能忘了鄉鎮企業當年的創新和創造。

這一偉大成就曾經引起了鄧公的感慨：“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兄在給我的這本《潮起潮涌》所作的序言中，也認為，和西方工業革命的歷史相對照，“草根”工業無疑是中國農民的一個了不起的創舉。

盡管到1990年代后，由于農村人口減少、勞動力短缺、市場競爭激烈、科技創新滯后、資金籌措困難等因素開始勢微，加上經濟改制等原因，鄉鎮企業逐漸隱身，而成為了民營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正是得益于它的發展，規模空前的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由此開啟，從“泥腿子”中催生出大批縱橫全球市場的“農民企業家”和億萬“農民藍領”，既發展了經濟，也使工業文明在原野扎根發芽，進而推動這個國家日新月異。更重要的是，它在推動了企業家群體形成的同時，也推動了企業家精神的生成。這對宗漢乃至整個國家的持續發展，尤其是應對未來挑戰尤為重要。在諸多時代紅利推動下經歷了幾十年高速增長的中國，接下來所要面對的或許是低增長、高成本、時代紅利不再的局面。在未來的很長時間內，傳統成熟型中國民營企業如何應對通脹、衰退與滯脹？如何實現企業盈利性持續增長？這些問題得靠這些企業家用企業家精神回答。

所以，我也很高興能有機會走近宗漢，并用數十萬字的篇幅來聚焦宗漢這么一個街道，不僅僅是因為冥冥之中的天意，更是希望通過這短短的幾十年，來向世人展現了一段珍貴的中國改革開放歷史。從這里，我們不僅能看到宗漢成為一個有特色的鄉鎮街道的內在原因，還能看到中國人民“人窮志不短”，在困境下永遠自強不息、努力尋找出路的力量，以及智慧。過去可以，未來也一定可以。

【宗漢希望通過傳承，以面向未來】

也就在走訪宗漢之后，我又緊鑼密鼓地走訪了另一個工業城市——東莞。它同樣是農村工業化的典型代表，通過三來一補等外向型經濟，改變了自身的命運，成為廣深之間的特色存在。只是，從集體土地經濟很快走向出租經濟（尤其是1990年代末到2010年前后酒店業的爆火），讓這里的鄉鎮企業發展相對瘸腿。除了太陽神、馬可波羅、華美還有三只手機之外，很少有本土品牌。這也進一步制約了民營經濟在東莞的發展。直到2001年之后，東莞開始大打外資牌、城市牌的同時也打民營牌，與此同時，從各大外資工廠中接受訓練并不斷成長的打工仔、打工妹，也加入了創業的隊伍，東莞的民營經濟才有了成勢的跡象。

某種意義上，重新發現宗漢，也是為民營經濟在當下的發展搖旗吶喊。不是所有城市都能成為東莞，但是它們卻可以向宗漢學習。

在學習之外，我們還需要謹記的是，只有農村的現代化，才是真正的現代化。未來，我們需要打造新的鄉村企業，推進高質量的鎮域經濟。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推進鎮域高質量發展對于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收入差距，進而實現共同富裕等具有重要意義。像東莞的32個鎮街，個個皆有特色，個個皆過百億。在浙江，像蒼南靈溪鎮，有著浙閩臺水產貿易城、溫州浙閩副食品商城、中國人參鹿茸冬蟲夏草集散中心等14個億元以上專業市場；瑞安塘下鎮，以汽車智配聞名；永嘉橋下鎮，則有各類教玩具及配套生產企業1300余家，是為“中國教玩具之都”……可以看出，特色鮮明的產業集聚是“鎮域經濟”發展的基礎支撐。而今天的宗漢，也有更大的想法，那就是在廟山周邊，還將形成一條鄉村振興示范路線，是為銀邊廟山。

曾經看到了這樣一則思考，那就是今天很多城市大多打造在城市的邊緣或近郊打造產業園、工業園，將散落在各個鄉鎮的企業都試圖納入其中。這對產業園的發展是個功績，但是鄉鎮自身又該如何發展，農民又該如何就地就業？

這些學習和思考，都無疑有助于我們永立“潮”頭。也就在《潮起潮涌》一書中，我還提出了幾個觀點，一就是堅守初心，從“鄉鎮”企業走向“鄉村”企業。

二是致力改革，從“管”理到“治”理。未來，我們需要努力從一元的、垂直的“管控”思維，向多元、交互共治的“服務”思維轉變，并進而實現當地營商環境的提升。此外，在政策、資金、服務等多方面對民營經濟多加扶持，更重要的是，發動國有企業與更多有能力有專長的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在研發、生產、營銷、服務等多個層面對接需求，通過“大手”牽“小手”，讓民營經濟得到賦能。對企業本身來說，此前相對落后的認知，與傳承家族式或者封建家長式的管理模式的結合，往往會導致企業的發展出現無數問題。這也決定著，在中國進入現代化大轉型的今天，我們需要盡快地破除“人治”思維，加強現代化治理建設，以防范風險、提升企業價值。

三是轉型升級，從創“新”到“創”新。在鄉鎮企業剛剛起步時，我們的創新更多體現在“新”上，只要做的是過去沒有出現過的東西，或者做的是過去不敢做的事情，大多都能取得成功，主打的是一個新鮮、新奇，而不是追求技術含量。但到了今天，如果我們還是只圖一個“新”，已經很難說服人了。所以，今天的創新，更多地落腳在“創”上。只有建立在創造上的新，才是高質量發展的新，才是征服人心的新。未來的我們，只有深入挖掘“創”新的邏輯和內涵，把握“創”新的方向，并持續創造，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四是科技為本，從“膽量”到“技量”。所謂的“膽量”，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不得不說，宗漢早期的企業家無不是靠膽量所取勝的。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膽量有時也會讓人頭腦發暈，面對市場形勢，做出過激甚至是錯誤的判斷。當然，也有些人年紀大了，心態不一樣了，開始變得中庸了，保守了。但不管有還是沒有，到了今天，已然不是靠膽量來論英雄了。一方面，我們的社會日益成熟和規范，給不了膽量太多的發揮空間；另一方面，隨著互聯網、5G、人工智能以及數據革命等到來，整個社會創業的基礎已經水漲船高，不是靠膽量就能攀上成功的頂峰了。那么，未來不靠膽量，我們靠的是什么？那就是“技量”。所謂的“技量”，就是技術含量，換句話說，就是智慧含量。我們只有緊緊依靠科研，提升自身的技術能力，通過全架構（運營、管理、品牌、市場等）注入智慧資源，才能讓自己跟上時代的節拍。當然，如果在“技量”的基礎上，我們再發揮自己的“膽量”，那倒兩全其美。

五是精神不滅，從“能”吃苦到“會”吃苦。毫無疑問，浙江民營經濟能走到今天的地位，跟從困難時期絕地反擊下形成的的“四千四萬精神”有關。那個時候，大家是能吃苦的，也是不怕吃苦的。但到了今天，物質豐裕了，大家似乎不用吃苦，也不舍得吃苦了。這似乎并不是很正確的認知。要知道，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而苦難也并不會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離開我們的視線。只是，今天的吃苦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節衣縮食、篳路藍縷，而是要適應時代的變化，在任何困難面前既要懂得穩住陣腳，以不變應萬變，更要懂得主動作為，敢為天下先。今天，我們依舊在重提“四千四萬精神”，一方面是提醒我們這個世界沒有一帆風順的時刻，我們正面臨著各種挑戰；另一方面就是希望我們能吃苦，更要會吃苦，面對挑戰保持定力、不怕鬼、不信邪、不怕壓，面對未來的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做好應對的充分思想準備，然后迎難而上，為最終強盛我們的國家而努力奮斗。

六是綠色低碳，從生存到生態。無疑，我們過去的發展，都是粗放型的，追求的是規模，是快速，為的是搶占市場，進而存活下來，所以難免對周邊的環境缺少考量，造成了很多生態的欠賬。但是今天，我們對生態的關注，儼然不同以往了。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是包括對青山綠水的追求。未來的企業，一定在環保上是高要求的，那種對生態不友好的企業，也一定很難生存下去。相信我們的民營經濟會有這方面的自發意識。

七是開放共存，從內外有別到內外兼修。我們過去的鄉鎮企業，因為實力弱、規模小，以及人才儲備上相對薄弱，導致業務很難拓展到更遠的地方，基本上集中在國內市場。幸運的是，那個年代國內市場足夠提供它們生存空間。不過，也有個別優秀的企業，已經把目光放得更長遠。這種“走出去”戰略，到全球布局，在今天“內外雙循環”時代下尤其具有重要意義。所以，未來的我們一方面要將內外兼修作為自身的重要素養，另一方面，利用“走出去”來倒逼我們不斷提升機能。

八是志存高遠，從財富傳承到文化傳承。我們自然希望財富能不斷地傳承下去，因為這也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之一，但是它在今天儼然不是主要目標，我們更希望傳承下來的是思想，是文化，是家風，是人類進步不滅的火焰。只有這樣，才會保證我們的財富是安全的，不會在未來的日子一夜被“清零”。

所以，未來的年輕一代，既要努力投身經濟建設，壯大我們的經濟實體，但與此同時，更要堅定理想信念，志存高遠，在實現中國夢的生動實踐中放飛青春夢想，在為人民利益的不懈奮斗中書寫人生華章。

這是對宗漢的寄語，也是對整個中國民營經濟的寄語。

附件

《潮起潮涌》

王千馬 著

紅旗出版社2025年1月版

當當、京東、新華文軒均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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