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夷長技以制夷”,本是清末的魏源,在其著作《海國圖志》中提出的著名思想。那時候的清朝中國,被列強用槍炮打開,才有了這般補救意識。
但其實,遠在四百年前,西方殖民者就已經試圖在用武力打開東方世界。但他們卻在明朝面前嘎然止步,并反被明朝“師夷長技以制夷”反過來趕跑,再不敢以武力染指中國。
明朝,又是如何在面對新興的更強外敵時,能做到“師夷長技以制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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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海國圖志》
一:“屯門海戰”,近代中西方的第一次沖突。
十六世紀初年,大航海運動下,以葡萄牙、西班牙為主的的西方殖民集團,在憑借跨代優勢的前提下,橫掃非洲、美洲,并借勢進入東方。
1511年,大明正德六年,葡萄牙在進攻馬六甲中,開始初步與中國民間海商建立聯系。葡萄牙大使皮雷斯,更在九年后到達南京,嘗試與明朝官方乃至正德皇帝展開外交活動。
但時局是變化的。一方面明武宗晚年的復雜政局、隨后的不明死亡,以及嘉靖的意外繼位,中斷了原有的中葡關系;二是西方殖民者本就帶著侵略和奪取資源的目的,他們那種海盜式的殖民活動,也被中國沿海的明朝官民排斥,以“番夷”蔑稱。
于是,他們與明朝人,也不可避免地從友好逐步轉為矛盾、乃至沖突。
終于,在1521年,正德十六年(次年即為嘉靖元年),屯門海戰不可避免的爆發了。
戰爭的結果,大家都不陌生。由廣東海道副使汪鋐指揮的明朝軍隊,在屯門海戰中擊敗葡萄牙人,這也是中西方交往中第一次明確的海上軍事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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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鋐
但這里要說的事,整個戰爭的過程,明朝其實并非一帆風順,而是在初期遭到了葡萄牙人更為先進的火炮攻擊,并一度回撤岸基防御。
初期的挫折并不大,主要原因就在于當時的明朝官、軍,尤其水師,對于遠道而來的葡萄牙人以及他們的火器裝備,還缺乏了解。
但可喜的是,當時的明朝中國擁有一批以汪鋐為骨干,極有戰略意識的有識之士。正是在他們的精心主持下,客觀理性地對西方武器裝備和戰略戰術,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和學習,采取了幾百年后“師夷長技以治夷”的積極進取策略,最終成功地將葡萄牙殖民者趕出大明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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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汪鋐又是怎么在不利的局面下,做到“師夷長技以治夷”呢?
1,對先進軍事裝備的掌握。汪鋐在初期遇挫后,便通過諜報人員了解到,葡萄牙人的艦隊中,有一些華人通譯和技術人員。隨即秘遣間諜聯系到了其中的楊三和戴明。按咱們現在的說法,是曉以利害和民族大義。并真的獲取了葡萄牙艦隊中的大殺器——佛朗機船和大銃的裝備詳情。
正是在楊三、戴明等人的秘密協助下,明朝軍事技術部門,根據佛朗機船和大銃更為先進的技術細節,火速改造和升級了明朝官方的武器系統,并極有效率地通過了一系列實驗,使之第一時間投放到了反擊葡萄牙人的前線。
而汪鋐等人對于西方火器的仿制和改造,也是極有針對性的。
佛朗機炮雖然屬于輕型火炮,但射程遠、威力也大。汪鋐不僅保留了其本身的先進性,還通過明朝的傳統工藝,增強了仿制火炮的技術含量。仿制升級后的明朝火炮,其性能較葡萄牙人的佛朗機炮,有了更大提高,已經十分接近近代的槍炮技術。更在火器品種上極大擴展,包括單管槍、多管槍、輕型火炮和重型火炮等。
同時,升級改造出了連發戰術、還安裝了射擊瞄準,以及有效防止后坐力的創新裝置。與火器裝備的升級換代一樣,爆炸類火器也得到迅猛發展,并形成水、陸等不同分類。僅就水雷技術方面,在防水和引爆效能上,就出現諸多改進。而炸彈本身,已經出現了定時引爆的理念和設計。
強勁的火器,離不開同樣可靠的火藥技術。汪鋐等人改進了火器裝備,與之配套的火藥質量也一點不能含糊。明代在原有火藥品種上,通過對葡萄牙人的學習借鑒,豐富了明朝官方的火藥體系,將軍用火藥品種和配方增加至90余種。改造后的火藥成分配置也更為合理,實際爆炸威力更達到前所未有的水準。
應該說,這些海外的華人,對于故土的熱愛和忠誠,與八十年后在抗倭援朝中許儀后、朱均旺、郭國安等人,對明朝故國忘我的無私幫助,是一脈相承的偉大,是永遠值得我們后人敬仰的。
2,裝備技術的更新,必定意味著戰術的改變和推進。汪鋐等人,在改進裝備后,也隨之將海戰戰術推向一個新高峰。他和一些將領將氣候運用到了戰術中,根據葡萄牙艦隊的位置,運用風向,運用最新裝備集中向對方開火,同時用無數火舟沖擊葡萄牙人的蜈蚣船,在火勢和風力的雙重作用下,葡萄牙人徹底潰敗,連岸上的基地和堡壘也被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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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靖年間,明朝對葡萄牙人的連續勝利。
1,西草灣之戰。
廣東西草灣之戰,是在嘉靖元年(1522年),緊接屯門海戰發生的。
這場戰斗中的起因,仍然源于葡萄牙人的殖民侵略習氣。最初,葡萄牙人由官方組織了一支包括四艘武裝商船和一艘中式船只的小型船隊。艦長是末兒丁·甫思·多·滅兒,滿載三百船員和諸多貨物,以與中國訂立“和平條約”的理由,從滿剌加駛往明朝。但隨后,葡萄牙人卻聲稱必須在屯門島等地建立基地和城堡。于是,明、葡雙方很快由外交斡旋,進入火并階段。
在西草灣海戰中,明朝備倭指揮柯榮與百戶王應恩率幾路人馬齊頭齊進,一舉生擒包括別都盧在內的整個葡軍高層,俘獲葡軍船只兩艘。另俘獲被葡軍擄走的明朝百姓十人。戰后,明廷將所俘葡軍全數處死,梟首示眾。
此戰,再次強勁打擊了西方殖民者的氣焰,使之對于武裝進攻明朝,無形中加深了恐懼感和怯戰心理。
明朝的遠見,在于擊敗西方人后,并未沉迷于戰役的勝利和財務的獎賞,而是緊跟“屯門海戰”的原則,通過繳獲的20門葡萄牙人佛郎機火炮以及西洋火繩槍,迅速將之仿制并批量生產。使之成為明軍中的最新制勝利器,對于打擊之后的西方殖民者,奠定了極佳的基礎。
西草灣海戰后,葡萄牙人被逐出廣東海域,轉而向浙、閩等地滲透,最后也被明朝打跑。
2,雙嶼之戰與走馬溪之戰。
雙嶼之戰和走馬溪之戰,都是嘉靖中期,與葡萄牙人連續發生的重要戰役。前者發生在1548年4月,地點位于浙江寧波以東海中的雙嶼港。后者是發生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福建馬溪靈的宮澳。
兩場仗,都是在葡萄牙人在明朝海域被暴揍后,茍延殘喘休整了二十年后的惡意反撲。但他們同樣遇到了一位極為強硬,且極富愛國熱情的對手——朱紈。
朱紈在雙嶼之戰中,在一系列軍地部屬和練兵后,一舉擒獲海盜首領李光頭、許棟等近百人。隨后,又駐兵留守,以防葡人和倭寇再侵。雙嶼港,這個十六世紀亞洲最大的海上走私基地,終被清除。
而在雙嶼之戰完勝葡萄牙人的朱紈,緊接著又在次年的走馬溪大戰中,與福建鎮都指揮僉事盧鏜攜手,對盤踞在走馬溪靈的葡萄牙殖民者和海盜發起突襲。
3,慘遭陷害的朱紈。
朱紈連續兩次大戰役,繼承了早期以汪鋐為代表的明朝官員“師夷長技以治夷”的方針,將葡萄牙殖民者和海盜集團趕出大明。但可悲的是,身為都御史的朱紈,卻在戰后遭遇陷害下獄,并在獄中喊冤自盡。使明朝一度高歌猛進的“師夷長技以治夷”策略,遭遇重大挫折。
為什么成績卓著的朱紈,會遭遇此劫呢?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他嚴厲打擊海盜走私的行為,嚴重觸動了沿海走私集團以及他們背后朝廷既得利益官僚的利益。同時,也與朱紈失去了夏言,這個身在廟堂的朝廷的支持者,有極大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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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何在明朝一度順利的“師夷長技以治夷”,卻在清末完全失效。
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清朝統治者的自身定位和極大危機感。
明朝之所以可以輕松推行“師夷長技以治夷”,就在于明朝正義的官、軍群體,在維護自身利益和國家利益方面,具有天然的一體性。也就是說,在他們心里,維護國家,就是維護自身。
而清朝統治者,不可避免的會帶有“弱式統治者”的心理定位。在他們看來,無論如何,他們也是以極少數的邊陲民鏃,統治數千萬的主體原住民。防范內部顛覆的危機感,遠遠大于對外部社世界的探索和學習。也正因此,包括康熙、乾隆等最高統治者,在對西方先進技術和文化諳熟于心的情況下,最怕的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擔心西方先進科學文化進入大清后,迅速被原住民掌握,進而危及自己少數統治多數的現狀。他們也就不可能像明朝的汪鋐和朱紈那樣,毫無顧慮的引進、學習外國先進技術、改良本國軍事裝備和戰略戰術,真正做到“師夷長技以治夷”。
最終,龐大又虛弱的清朝,只能停留在魏源紙面上的憂國憂民,不得不面對西方列強的槍炮轟門,尷尬地被趕下臺。
有人說“明朝面對19世紀的西方列強,一樣難以招架。”
這話,等于“關公戰秦瓊”式的正確的廢話!
看一人或一國,是否能適應時代、能做到“師夷長技以治夷”,無疑是要以他們如何面對自己當時所處的國際背景來看待的。
明朝相對清朝,本就具有先進性,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成績更是清朝無法比擬的。關鍵,明朝在和清朝面對同樣是未知新事物的西方世界時,確實做到了“師夷長技以治夷”;而清朝為了一己私利閉關鎖國三百年,在面對新興西方世界時,最終還是因為一己私利,而拒絕讓官民公開學習國外先進知識,最終造成自己的垮臺,毫無疑問是統治者自己的責任。
他們無法像明朝那樣,切實做到“師夷長技以治夷”,也是不出意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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