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過雪山草地、結婚經毛主席批準，這位百歲女紅軍的一生，傳奇！

△王定國

她，出生在四川省營山縣。14歲被人賣作童養(yǎng)媳，20歲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并入黨，22歲隨紅四方面軍三過雪山草地。25歲那年，經毛澤東批準，與被尊為“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結為伴侶……她是第五至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離休后她仍腳步不停，70多歲持續(xù)呼吁萬里長城保護，88歲助力成立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91歲重走長征路，99歲參加植樹造林……她就是我們最敬愛的老紅軍王定國。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這是王老常掛在嘴邊最喜愛的一首詞，她一生愛黨信黨，對黨忠誠，而一心向陽、傲風斗雪的紅梅精神，也正是王定國老人百年人生跟黨走的生動寫照。不忘初心跟黨走一片丹心寫春秋

2016年春節(jié)，我攜家人到王老家拜年。臨別時，她提筆蘸墨，狼毫運轉，將“不忘初心”四個大字相贈予我。我感受到這既是一位老共產黨人對自己光明磊落一生的深情回顧，也寄托著這位革命前輩對我這個后來人的殷切期望。

王老從小家境貧寒，小弟自幼被賣給了有錢人家，她也在14歲時被賣做童養(yǎng)媳。后來父親去世，兩個妹妹又相繼餓死。苦難的童年，在她幼小的心靈里深深地埋下了對舊社會仇恨的種子，反抗壓迫剝削的怒火在她心中燃起，她渴望翻身，尋求新生活。后來，她主動結識了地下黨組織，毅然走上了投身革命的道路。“入黨令我心緒萬千，心情激動，我感到自己終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追尋的目標。”王老曾這樣感慨道。長征途中，她在紅四方面軍的前進劇團，主要負責劇團演出的道具和演員化妝。部隊行軍時，劇團要在隊伍前頭趕路。休息時，劇團得回過頭來進行慰問演出，從隊頭一直演到隊尾，劇團因此要比別人多走一倍的路。饑餓使王定國骨瘦如柴，當時她的體重還不到25公斤。在這種情況下，她隨紅軍共翻越了5座大雪山，走了3遍草地。曾經有一篇報告文學《九趾紅軍》，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王定國。她回憶這段經歷時講：“天太冷了，腳凍僵了，用手一摸，腳趾頭就掉了。也不疼，也沒有流血，因為你還得走啊，不能停，跟著隊伍繼續(xù)前進。”

紅軍到達陜北以后，條件十分艱苦。整個部隊缺吃少穿、人困馬乏。但面對困難、面對饑餓、面對強敵，根據地軍民聯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王老在為我2002年出版的拙作《中國農民素質論》一書題跋時寫道：“當時無論官兵、無論男女老少，人人動手種田、種菜、養(yǎng)豬、紡線。我在大生產運動中多次被評為勞動模范，我養(yǎng)的一頭豬在中央機關里最大最肥，為此，毛主席為我親筆題寫了‘再接再厲’四個大字，還為我戴上了大紅花呢。”

1983年，從工作崗位退下來的王老，想起當年很多被俘的紅西路軍戰(zhàn)友還滯留在甘肅一帶，她便自費跑遍河西走廊尋訪。當看到這些曾經的戰(zhàn)友因為歷史原因紅軍身份得不到認可，日子過得異常艱難，她痛心不已。據子女回憶，王老返京時，只剩下身上穿的衣服，其他的衣物全都送給了那些曾經的戰(zhàn)友。回京后，她與伍修權同志一起呈報的《西路軍流落人員的情況調查》，引起了中央的重視，財政部、民政部、衛(wèi)生部、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發(fā)文，恢復了他們的紅軍待遇。

2004年，王老以91歲的高齡重走長征路。在四川省天全縣紅軍烈士陵園，兒女雇了頂滑竿要抬她上山，她堅定地大聲說：“我是紅軍，我自己能上去！”在大渡河邊，面對湍急的河水和搖晃的鐵索橋，她推開上前攙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橋上走了個來回。途中，王老還找到了長征時借住房子的房東女兒。當年16歲的小姑娘也成老太太了，她依稀記得好多女紅軍曾經住在她家，教她唱歌跳舞。當她倆共同哼唱一曲《八月桂花》，讓在場的人不禁潸然淚下……

在102歲之前，王老每年都要走出北京，走進長征沿線的老區(qū)百姓家中調研，把自己的見聞寫成報告呈送相關領導，為老區(qū)發(fā)展建言獻策。對她而言，只要走得動，長征就依然在路上。“我為什么要跟著共產黨，因為只有共產黨能夠救中國、解放婦女，所以共產黨走到哪，我都會跟著走到哪。”這也是老人常說的一句話。

奉先思孝處下思恭傾己勤勞以行德義

1937年8月，黨中央在蘭州成立八路軍辦事處，全力營救被俘的西路軍官兵。當時擔任八路軍辦事處黨代表的是謝覺哉。等見到營救回來的紅軍官兵時，謝覺哉一下子認出了王定國。謝覺哉日記中曾記載，王定國就是在長征途中替自己縫過羊毛衣的姑娘。后來經過“同志們關心，組織上安排”，1937年10月，兩位志同道合的戰(zhàn)友，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簡陋狹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結成了革命家庭。

1937年冬天的一個晚上，謝老趕寫一篇文章，要王老去隔壁幫他把《民國日報》《西北日報》找來。可王老來來回回拿了幾次都不對。“定國，怎么了？怎么連拿份報紙都拿不對？！”王老低著頭，略帶委屈地回答：“我不認識字，認不出哪個是哪個。”打那時起，為了更好地協助謝老做好工作，王老暗下決心識字學文化。在他們相濡以沫的34年中，王老不僅脫了文盲，還跟著謝老學寫詩詞、練書法，晚年還成了書畫社會活動家。

1953年5月15日，在謝老70歲壽辰之際，王老給丈夫寫下了這樣的句子：“謝老：自從我們在一起，不覺已近20年。互相勉勵共患難，喜今共享勝利年，花長好，月正圓。為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做貢獻。”王定國生日時，謝覺哉也賦詩一首回贈給妻子：“暑往寒來五十年，鬢華猶襯臘花鮮。幾經滄桑君猶健，俯視風云我亦仙。后樂先憂心上事，朝耘暮飼院中天。三女五男皆似玉，紛紛舞彩在庭前。”

1971年6月，謝覺哉與世長辭。1978年，按照胡耀邦同志“你最主要的任務是將謝老的遺著收集整理發(fā)表，這將是對黨的重大貢獻”的要求，王老著手整理謝老留下的文稿、日記。她在謝老走后的10年間，先后整理出版了《謝覺哉傳》《謝覺哉書信集》《謝覺哉日記》《謝覺哉評傳》《謝覺哉文集》等多部歷史文獻，把謝覺哉一生心血的結晶奉獻給黨和國家，她還結合謝老文稿的體會先后撰寫出版了《位卑未敢忘憂國》《后樂先憂斯世事》兩本書，簽名后贈送與我。

謝老去世后，按規(guī)定遺屬可繼續(xù)住原來的房子。王老卻主動找到組織：“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級別就住什么房子！”隨即請組織給秘書分配了新工作，退掉了車子和司機，騰出了帶院子的大房子。王老夫婦共育有五男兩女，至今沒有一個人利用父母的影響為自己牟取私利。長子謝飄曾回憶說：“母親一直要求我們學本事、干實事，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王定國和長子謝飄

三子是著名電影導演謝飛。他認為，母親的樂觀與堅韌，成為這個紅色家庭的基因，傳承到七個子女以及他們的后代中：“母親常常教育我要好好拍戲，別想著做官。所謂家風，不是寫在牌匾上，而是實實在在地做事情；所謂傳承，不是掛在口頭上，而是一種自然自覺的行為。

“多年來，我一直照顧你們和你們的父親，從現在開始，我要去做我的事了。”王老在整理、出版完謝老的文稿、日記等之后，這樣在子女面前宣布。在王老心目中，自己應該做的事不是為了自己這個“小家”，而是國家這個“大家”。之后的歲月，她為國家的事業(yè)四處奔走忙碌。

1984年以來，她參與籌備成立了中國文物學會，并擔任副會長，促成了國家文物保護法的頒布；她倡導成立中國長城學會，并擔任副會長，組織有關電視臺拍攝了38集的《萬里長城》專題電視片，并暢播海外，讓世界對中國的長城充滿向往。

在國家致力快速發(fā)展經濟的時候，王老就已將目標投向青少年和老年人，她認為中國必然要邁進老年社會，到那時社會壓力會非常大。于是，王定國與中組部原副部長王照華商議并努力為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這兩個組織奔走呼吁。“等到后來，國家經濟發(fā)展起來了，回過頭想解決青少年兒童和老年人的問題時，就發(fā)現這兩個組織機構運轉還很紅火。”

王老認為，“長城代表中華民族，我就覺得這些是文物，自家的好東西，要保存下來。”看到長城破壞嚴重，她憂心忡忡。1984年，王定國到鄧小平同志家中拜訪，請他發(fā)出號召以推動長城的保護工作，第二天鄧小平同志鄭重題寫了“愛我中華，修我長城”。后來經過她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在1987年6月，終于成立了中國長城學會，選舉我國外交戰(zhàn)線上的前輩黃華同志任會長，王老自己擔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會長。那時我正在黃華同志處工作，從1985年開始就多次隨黃老、王老一起參加關于長城保護的研討活動，走遍了北京郊區(qū)的幾處長城遺址，包括參加舉辦攀登慕田峪長城越野賽等活動，還接觸到很多知名專家學者如侯仁之、羅哲文、孫軼青、鄭孝燮、單士元、呂濟民等等。長城學會成立以后，王定國堅持“三不要”原則：不向國家要經費，不要編制，不要辦公場所。王定國當時在北京東城區(qū)的家成了辦公室，工作人員日常吃飯在翠明莊附近的食堂，費用都是從王定國離休工資里扣除……為后來《長城保護條例》的出臺打下了堅實基礎。

近10年來，這位百歲老人開始了她的“綠色之路”新征程：她每到國內的一個地方，都會親自種下一棵樹苗。2012年年初，她又以發(fā)起人之一的身份，報經國務院批準，成立了中國林業(yè)生態(tài)發(fā)展促進會。當這些組織發(fā)展起來，王定國卻選擇了淡出。在她看來，與吃水比起來，打井更重要。“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1994年，王定國在《后樂先憂斯世事》一書中寫道：“我清楚地記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們點燃了火把，長長的隊伍像火龍一樣，把天地照得通紅……我一直在尋找這生命的火種。”就是這位老人，把自己生命中大部分的時光都獻給了祖國和人民，贏得了后人對她的廣泛尊敬和愛戴。（文字內容來自：《人民政協報》 作者：陳慶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