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相之后，“開明派”王安石何以變成了自己最厭惡的模樣?

拜相之后，“開明派”王安石何以變成了自己最厭惡的模樣?

作者/慧超

（一）

千年來，人們對王安石的評價，可謂毀譽參半。

欣賞、支持他的人，夸荊公是一世之偉人，“平生行止無污點”。贊熙寧變法是經世濟民、富國強兵的偉大變革。

比如梁啟超就對王安石推崇備至，在《王荊公》一書中，盛贊王安石為夏商周以來的“第一完人”。

鄙視、反對他的人，則罵介甫“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批評王安石變法是聚斂害民、剝民興利之舉。

這其中，對王安石變法最嚴重的指斥，是一些人認為北宋的滅亡，“靖康之恥”的禍首，根源便在王安石。譬如南宋高宗那段對王安石變法的著名論斷：

“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即靖康之變），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于安石。”

很有意思。

歷史的生動性就在于，同一個人，同一件事，不同的評述者站在各自不同的歷史時期，因應不同的時代氛圍和現實境遇，往往會給出截然相反的不同評價。

因此這些評價，往往還包含評議者自身的處境、心跡和抱負。

典型如梁啟超對荊公的推崇，其實多多少少暗含了梁啟超自己內心的宏愿——站在他所處的歷史節點，民族危亡之際，他多么盼望能有一個像王安石那樣的強人站出來，通過變法革除舊弊，重振國威。

評價王安石，是不容易的。他本身就具有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者的諸多面向，尤其是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其變法改革所掀起的現實波瀾與歷史漣漪，本就不同凡響。

何況，人本身就是多面的，分裂的，矛盾的。審視一下我們自身，成長過程中一以貫之的東西，也是極其罕有的。

歷史上的王安石，身上確實呈現著極為“分裂”的兩面性，甚至在很多事情上，他的所作所為顯得反復無常，自相矛盾。

這其中，1070年（熙寧三年）是個關鍵節點。這一年，王安石的變法舉措獲得了宋神宗全然的信任和絕對的支持（詳見我寫的上一篇文章《1070年，皇帝選擇“再苦一苦百姓”》，點擊標題即可閱讀）。

當時，王安石雖然職位上只是副宰相，但由于獲得了皇權的加持，他已成為事實上的“中樞第一權臣”。

也是在這一年，王安石開始變得令人陌生。

他的所言所行，與拜相之前可謂大相徑庭。這種巨大的變化，令許多曾經的故交師友，都與王安石漸行漸遠，甚至反目成仇。

是什么因素造就了“雙面權相”的強烈反差？

或許，是為推行變法，王安石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難言苦衷。

亦或許，是大權在握后，“拗相公”王安石終于露出了自己的真正“底色”。

（二）

因為政治改革的理念不同，王安石和司馬光“斗爭”了半輩子，但這對冤家，其實曾有過一段“友誼的蜜月期”。

司馬光和王安石在早年間就做過同事，1059年左右，他們同在三司工作，頂頭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包拯——就是那個動不動就要為貪官污吏做“人體無用組織切除術”的包青天包大人。

何況，二人都是文學大家，詩詞文章都盛名在外，他們在青年時確實曾彼此欣賞、相互欽佩。民間一度流傳有“嘉佑四友”的友誼美談，說的就是司馬光、王安石、呂公著和韓維這四個人。

在主流的嚴肅史料中，司馬光對王安石入京為官，推動改革，一開始的確是雙手歡迎，極為期待的。

在神宗皇帝不顧反對聲音，執意提拔王安石升任副宰相時，司馬光就公開說：真為國家得到王安石這樣的人才感到欣喜和高興。

在御史呂誨彈劾王安石“權臣盜弄其柄”，羅列其十大罪狀時，司馬光還感到不解，他寫文章說：

有王安石這樣的人才當政，是國家之福呀，怎么你呂誨還彈劾他呢？我們大家都感到奇怪。

這個感到奇怪的“我們”，除了為王安石呱呱鼓掌的司馬光，還包括歐陽修、呂公著、韓維等一眾王安石的師友故交。

這些人，都曾對初入中書的王安石寄予厚望，后來又都對王安石的變法頗有微詞，也因此得罪了這位已經大權在握的當朝宰輔。

許多王安石曾經的至交知己，在極度的驚詫與失望之后，或與王安石反目成仇，“以故交情不終”；或“懇辭勇退”，對官場生態心灰意冷；或直接因得罪王安石而被貶黜出京。

后來，朱熹曾唏噓地寫道：“是時想見其意好，后來盡背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

總之，變法遭遇到沸反盈天的反對與批判，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在與反對者博弈、斗爭的過程中，一些旁人難以察覺的現實變量，也在悄然間扭轉著王安石的政治理念與行事準則。

若有心比對，分明可以看到荊公在變法前后，其言其行，簡直猶如脫胎換骨一般。

如果說王安石變法前的所言所行是真誠的，那么變法后的王安石，其所作所為，幾乎異變為了自己曾經最警惕，最厭惡的模樣。

（三）

司馬光之所以對王安石進入中書持歡迎態度，是因為那時的王安石看起來，是一位有著和自己有相近政治理念，開明、包容、崇尚儒家君子之風的改革者。

在剛剛入京，尚未取得神宗信任和實權之前，王安石寫了很多漂亮文章，闡述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時為后來的變法做鋪墊。

掌權之前，王安石說，當今大宋朝最為迫切的任務，是變風俗，立法度，而達成這個目標的關鍵是“長君子，消小人”，那么朝廷如何才能做到任賢使能呢？

其中的關鍵是要保持言路暢通，兼聽則明，不同的意見建議、施政理念和改革思路都應該被聽見，都應該允許被討論。

一句話，咱大宋的朝堂上就應該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泰者通而治，否者閉而亂”，王安石認為，言路通暢才能實現天下大治，禁止批評、堵塞言論只會導致政治混亂，社會動蕩。

這樣的發言，司馬光怎會不喜歡？介甫弟弟，你簡直就是光哥的嘴替啊！

可是上臺之后，實權握緊，這個曾經倡議朝廷應廣開言路，海納百川的“開明派”王安石，卻轉眼間變了一副陌生面孔。

王安石二月進入中央，到四月，他擠走了滕甫；五月，又以不正當的方式，驅逐了鄭獬；六月，因為兩篇彈劾變法的奏折，王安石又趕走了呂誨。

這些當朝高官，都有一個共同點：

他們與王安石的政見不合，對變法持批評或反對意見。

自從王安石在大宋中樞徹底站穩腳跟之后，這股排斥異己的歪風就愈刮愈烈。

甚至對自己曾經賞識、提拔、倚重的人，只要他們對變法稍有微詞，王安石下手也同樣凌厲，毫不手軟。

諫官李常的遭遇就是其中的典型，他是被王安石一手提拔到中央的人，結果這小子“不識時務”，對青苗法的種種弊端糾纏不清。

王安石就安排心腹呂惠卿去“提醒”李常，然后便有了這段著名的對話。

呂惠卿對李常說，不要再繼續批評新法了，如果你辜負背叛了介甫：

“我能使君終身不如人！”

以北宋士大夫的道德標準看，呂惠卿的這句話已屬卑鄙下流，因為這不是講道理，這就是一句明晃晃的威脅。

說起來，李常也是一位有風骨的文士，他最終也沒認慫。

不過王安石、呂惠卿的威脅也不是說說而已，很快李常就從人人趨之若鶩的京官，被貶為了滑州（今河南滑縣）通判。

呂公著的被貶，也如出一轍。他和王安石的關系，曾經十分親密。王安石當了宰相之后，把呂公著提拔到御史中丞的位置上。

結果，也是因為對新法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呂公著竟被王安石以極其歹毒的方式，下狠手羅織罪名，最終被貶斥出京。

王安石彈劾呂公著，說他污蔑韓琦意欲謀反。這完全是“欲加之罪”，呂公著根本沒說過類似的話，那時韓琦已身在地方，和呂公著連政見上的矛盾都談不上，他根本沒有污蔑韓琦的動機。

何況，韓呂兩家的關系非常親密，韓琦的兩個兒子，娶的就是呂公著的兩個侄女——誣蔑韓琦謀反，對呂家能有什么好處？

德高望重的文壇領袖歐陽修，曾經多次舉薦過王安石，還逢人就夸王安石的德行文學，甚至把王安石的才華，和自己的偶像李白、韓愈相比，可以說對王安石有知遇之恩。

王安石拜相之后，歐陽修當時已在地方任職，他覺得青苗法不好，有盤剝百姓之嫌，就拒絕在自己的轄區范圍內推行青苗法，還給神宗皇帝上疏，請求廢掉青苗法。

上疏的結果，當然是無果。

有宋一代，在朝為官的士大夫都有一個“毛病”，就是動不動請辭。眼看自己無法撼動青苗法，歐陽修又不愿意推行這個自己覺得擾民、害民的青苗法，就選擇了請辭。

以歐陽修當時的為人和地位，當然是一片挽留之聲。可王安石卻對神宗皇帝說了這樣一句話：

“（歐陽修）善附流俗。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何用？”

你瞧，這哪里還有半點“君子德風”？對曾經提攜過自己的恩人、老師，只要他們對新法持有異議，王安石同樣不留情面，口誅筆伐冷酷至極。

所以后來朱熹評價王安石時，說他“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

總而言之，那份因批評新法而遭到貶斥、驅逐的御史、臺諫官員名單，正變得越來越長：

四月八日，呂公著罷御史中丞，出知潁州；

四月十九日，監察御史里行程顥，被貶為京西路同提點刑獄；同日，參知政事趙抃因反對青苗法，被貶出知杭州；

四月二十二日，監察御史里行張戩、王子韶和李常一同被貶；

四月二十三日，侍御史知雜事陳襄被貶。同日，一個德行劣跡斑斑的混蛋李定，因為支持新法，則被升任為監察御史里行；

熙寧元年至四年，北宋的臺諫官員完成了徹底的清洗與換血，短短四年光景，朝廷一共罷免了19位臺諫官。

毫無疑問，掀起這場政治風暴，推動臺諫言官“大換血”的幕后主導者，正是王安石。

經此一戮，大宋朝本可以“風聞言事”的御史臺諫，終于明白“批評新法”將意味著什么——這是一個足以終結自身政治生命的禁忌話題。

（四）

這場對御史臺諫官員的“大清洗”，只是神宗一朝，風氣崩壞的開始。

剛剛入京時，王安石滿東京嚷嚷，朝廷當務之急就是“長君子消小人”，可等他坐穩了宰相椅，干的盡是些“長小人祛君子”的事。

比如神宗皇帝非常欣賞當時已有些名氣的青年才俊蘇軾，神宗想把蘇軾提拔到宰相府工作，但王安石實名反對，理由非常直白：

“蘇軾和我的思想、觀點都不一致，我們沒法一起共事”——其實就是蘇軾反對青苗法。

蘇軾的弟弟蘇轍，當時由神宗欽點進入了“中央財政改革領導小組”工作，蘇轍很有才華，可惜他對財政改革的觀點和司馬光相近，與王安石相悖，結果是他變成了改革小組里的“空氣人”，被嚴重邊緣化，無奈之下只能請辭。

王安石的變化，耐人尋味。

在尚未站穩權力中心時，他呼吁廣開言路，包容異己，用君子棄小人，或許也是真誠的——因為那時他要把自己變革的理念講出來，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韙，與現行的主流制度作對，要一改天下風俗，當然要呼吁朝堂之上包容異己，廣開言路。

及至大權在握，當了宰相，他卻發現，改革太難了，“反對派”們太煩，太令人厭惡了，如果每天將時間精力都放在朝堂爭論上，那自己改革的目標根本不可能實現。

掌權之后，他所追求的便不再是“包容異己”，也沒有耐心再去考察誰是君子，誰是小人。這時的王安石所需要的，是辦事高效，聽話順從的新法執行者。

說到底，此時王安石并不在乎所用之人，道德品行是否高尚，政治理想是否崇高。

別思考，別質疑，別多問，只看執行力不論賢與德，你肯跟著我王安石一起干，那就會得到提拔獎勵。

典型如鄧綰的升遷，他原本只是一個小小的寧州通判，王安石變法之后，他給神宗皇帝寫了一篇贊美、吹噓青苗法的奏折，說當地百姓載歌載舞地“喜迎新法”，日夜不停地歌頌皇帝和宰相的恩德，此外，他還單獨給王安石寫了肉麻的贊譽信和頌詩。

可以說，鄧綰這樣的人純粹是一個趨炎附勢、溜須拍馬的投機分子。

可就是這樣的人，卻因馬屁功夫了得，因為幾篇稱頌新法的文章書信，便從一個邊遠地區的通判小官，一步登天，直接被王安石提拔到宰相辦公廳工作，升遷速度堪比坐火箭。

要知道，這是多少地方小官努力工作一輩子，都不敢奢望的事。

當這樣的人事任免故事在大宋官場流傳開后，它所攪動起的微妙氛圍和人心起伏，可想而知。

那些放棄了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只求官運亨通的人，當然是最高效，對新法也是最支持的——不過，他們本質上支持的并不是王安石的新法，而是王安石手中的權柄，這是一群不論是非，趨炎附勢的政治投機者。

1070年，完成了對御史臺諫官員的“肅清”之后，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迎來了短暫的平靜。

彼時，大宋朝堂之上看起來群情歡洽，新法的“反對派”一個又一個地離開了東京，新晉升的官員一個個地皆對新法交口稱贊，真是好一片和諧景象。可在看不見的地方，在人心里，那些足以令帝國崩潰的裂痕，正在迅速生長。

一個勢利媚權，風氣晦濁的時代，已悄然逼近。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