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他媽的矛盾心態：1932年母子最后一面，也負氣沒有道別

表面上，魯迅是個很標準的“孝子”，甚至挺“戀母”，筆名都要特意取自母姓，母子關系似乎不差。但是，與此相聯系的另一事實是：他對于母親魯瑞，也有很多不滿乃至極端壓抑的一面，只是這種關系隱而不彰，他不方便公開說出來而已。

不夸張地說，在這種母子關系中，魯迅始終都是一種“苦逼”狀態，如果細加盤查，他的一生都是努力擺脫母親的牽制，且在人生最后10年才得以真正逃脫，求得“獨立”。比如說，魯迅一生中最大的悲劇，莫過于有一個不幸的婚姻，而這個苦果就是他媽擅專給種下去的，不僅是欺騙，而且是強行，事先更是完全不曾征詢他的意見，以現在觀點看就是毫不遮掩的“情感綁架”，也是赤裸裸的“PUA”，作風非常惡劣（胡適母親為他娶鄉下小腳媳婦至少還經過許可的）。事后，魯迅表面上照舊毫無怨言，其三弟周建人晚年口述說魯迅“對婚姻雖然失望，但他絲毫也沒有責怪母親，態度還是一如既往”，可魯迅分明是個一言不合就會情緒化揚長而去之人，果真會這么毫無波瀾這么“松弛感”么？實際上，正如魯研專家吳俊教授所說的，這件事情之嚴重，幾乎扭轉了他后半生的“個性心態”，也導致了他“對母親感情的矛盾傾向”，是不斷克制住那份痛苦與責備的。如此解讀下來，鮑照詩中名句“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倒像是為魯迅所量身刻畫，又似乎魯迅往后余生的心理問題，源頭都出在他媽。

魯瑞與大兒媳朱安

魯迅一生給母親魯瑞寫了很多的家信。在上海10年間，由于京滬兩地分隔，見面機會不多，更是魚雁往來頻頻，家中大人小孩有了什么事也都會及時稟告，似乎也很是其樂融融孝心拳拳，可廈大名教授謝泳就留意到，這些書信很特殊，完全有別于魯迅的其它書函，那種語氣、文風都給人一種壓抑乃至窒息之感。由此，他推論說，魯迅與母親魯瑞的關系絕非后世表面上能看得到的那么簡單，母子之間的這種情感糾葛極其微妙。

1893年魯迅怪爺爺周介孚下獄，其父周伯宜到處借債

對于這位強勢的母親，魯迅內心深處更多的，似乎是敢怒不敢言，也是時常覺得窩火又忍住壓下火氣，不得已吞下了所有痛苦與怨言，獨自慢慢去消化，且是直到生命最后10年才得以“真正做自己”，“惹不起躲得起”，算是基本擺脫了母親的牢籠——雖然他是個沖鋒陷陣的“精神界戰士”，可他畢竟又是個大大的“傳統孝子”。可以說，魯迅一生嫉惡如仇，“雖千萬人吾往矣”，唯獨家中老母親始終讓他束手無策，懟天懟地就是不敢對他媽吭一聲。這個時候的魯迅，分明是我等中國家庭里億萬懦弱男的其中一個，還是懦弱到最徹底的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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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其實是個很含蓄的男人。他在生前發表作品500多萬字，不僅沒有一個字提到原配朱安，談到母親魯瑞的也不過兩三處，而且多是在自傳文字之中。

1889年魯迅入讀南京水師學堂附屬礦務鐵路學堂，圖為當時校舍

關于魯瑞的記載，除了《吶喊自序》中的“我的母親沒有法”、“伊哭了”，還有兩處正式文字是：1930年5月，在給《阿Q正傳》俄文本的“自傳”中，他說的是“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4年之后，在另外一份自傳材料中，他略微改動了最后一句話，說的是“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學作品的程度”。這樣的表述，固然是為了簡潔，但也的確很生硬，只突出魯瑞兩個特征：一是“鄉下人”，二是靠自學可以看點書。有人就說，這是魯迅“對母親的一種下意識心態”（孫海軍《魯迅心境的多維透視》，湖北人民出版社2023版，頁65）。對文學心理學有所涉獵的朋友大概會認同，這種推測是有道理的。

比如，魯瑞哪是什么“鄉下人”，她實際上出身書香門第，其父魯晴軒是堂堂舉人，還在京城做過戶部主事，其娘家也在紹興城內昌安街，門第一點不輸給“覆盆橋周家”，而魯迅似乎潛意識就認定魯瑞就是個“鄉下”女人，是見識上不夠開明之人，所以要用此曲筆。至于“自修到能看文學作品”，也不太準確。較真說來，魯瑞年幼時跟自家兄弟上過學堂，曾在私塾聽課將近一年，本就有識字基礎，這一點細節魯瑞日后經常是逢人就說，連鄰居俞芳她們都一清二楚，魯迅怎么可能不曉得？他似乎刻意要強調魯瑞極有耐力的性格。在魯迅的內心，見識短淺，但又性格剛毅，應該是一個相對完整的母親形象。正如他從來不美化故鄉紹興，他也不美化母親魯瑞，但取“頰上益三毛”的筆法。胡適們寫到母親是長篇累牘抒情，魯迅是不屑于的。

魯迅（前右三）與浙江兩級師范學堂同事合影.1909年攝于杭州

在13歲那年祖父鋃鐺入獄家道中落以前，魯迅在紹興城內一直過的是標準江浙宦門子弟“少爺”的生活，和母親魯瑞的關系也沒留下多少記載。日后寫文章追憶往事，隱約提及，也都是溫馨的回憶。比如母親帶他去皇甫莊度假，看社戲，都是有關外婆家的記憶。1893年以后，周家迅速敗落，幾乎拋光家產，他也被迫讓母親寄住親戚家，在那里受盡了冷眼，身份頓時由“小王子”墮而為“乞食者”，是“叫花子都不如了”，人到中年寫到這一段凄涼往事，字里行間他顯然是對母親有所怨懟的。

此后的他，作為家中長子長孫，很多難堪之事，也要被他母親推出去承受。比如長達4年間，他幾乎每天往返于當鋪與藥鋪之間；比如家族商議分割住房時，10來歲的他被迫要出面參與決定，“連一向和藹的叔祖”此時為了一點利益也翻臉無情起來；比如祖父在杭州“花牌樓府獄”關押期間，他經常要離家去探望。那時的魯迅不過10來歲，還是個“未成年”，按現在觀念看就是個正處在青春期叛逆狀態的中學生，卻要無端承受這么多的屈辱，對推他出去獨當一面的母親魯瑞能完全無所埋怨么？從常情常理推測，似乎不大可信。那樣是把魯迅神圣化理解。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所有這類“成長創傷”的講述中，關系最密切的魯瑞都是“隱身”狀態，魯迅從提她一句，如此刻意且奇怪的回避，似乎也能暗示些微妙信息吧？

1909日本歸國，在杭州拍攝

不管出于什么樣的考慮，客觀地說，對待三個兒子，老太太是有偏心的。舊小說里講，“人情溺愛，雖明亦愚”，在她心目中，“老大”似乎就更該擔當這些，就該放出去獨當一面，就該肩負整個家庭生計，而老二老三自始至終都過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寵溺日子，基本上除了捧著書外啥都不會，生活嚴重依賴于人，養成了一對著名“媽寶男”。比如知堂，口口聲聲“嘉孺子而哀婦人”,幾成口頭禪，但他在家中是不可能真”哀“自家老婆的，幾十年來“上街采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勞不停”（徐淦《忘年交瑣記》），此正是他自己反復揭示的，讀史“于人情偽詐處,尤不能忍”。至于周建人，就更是一言難盡，槽點太多到無從下嘴。而這也為后來兒子們的紛紛“家變”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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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以后的魯迅，對待母親魯瑞的態度，當然也有問題，那就是無條件服從。他畢竟是從傳統中國走出來的人，也自小就服從乃至成為一種慣性，此后余生都背著這種精神包袱前行。

魯迅本人，就是中國傳統觀念“人生百行，孝悌為先”的嚴重受害者。 他自己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才會那么聲嘶力竭地批判“孝道”，鼓勵年輕一代“出走”，只是他自己永遠地停留在了那塊陰影之下，帶著一種壓抑又痛苦的心情，長年累月得不到釋放——而這，其實才是他生命里真正“黑暗的閘門”，深重直接又無法言說。這正是“五四”第一代人的矛盾之處，李歐梵孫郁們說的很多了：對外激烈地反傳統，猛烈抨擊舊社會的道德觀念，但自身又是舊傳統老觀念的踐行者，亦步亦趨地“復刻”，以身殉之。

魯迅在杭州任教時常帶學生去采集標本的水星閣

說起來，魯迅對于母親魯瑞，就是“愚孝”式的存在。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上面提及的視朱安為“母親的禮物”，婚姻大事，即便是千萬個不同意，也一句頂撞都沒有，一句反抗的話都說不出口，直接拜堂成親，“新婚當夜以淚洗臉”，即便明知是毀掉兩個人的余生也在所不惜。還有一項著名的人生選擇，那就是魯迅本意是要歲月靜好地走傳統“讀書人”的老路的，但是當他母親為他安排好“川資”去學當時人都看不起，以為是“將靈魂賣給鬼子”的洋務時，他也沒有任何意見，一切全憑魯瑞替他做主。

實際上，當時進南京江南水師學堂的考量非常清楚，就是既能免費學食宿，還有津貼可以補助家里頭。至于日后能藉此出去日本留學，算是歪打正著的意外之喜了。可在當時，這樣的前程處理，大體相當于現在讓一個本可以沖刺985的孩子“含淚”送去了外省中專，就圖人家的食宿全免，還有區區那點補助。即便是奉母成婚后，魯迅只提出兩個建議，就是讓新人“放腳”和“讀書”，可魯瑞也斷然拒絕了。在周氏兄弟到北京工作以前，魯瑞可以說是“大家長”作風，行事非常專斷與粗暴，絲毫不考慮兒子感受。

魯迅奇葩祖父.紹興翰林、江西縣太爺 周介孚

對于這些“以愛之名”的強硬作風，結果給兒子帶去無限的痛苦，魯瑞本人有無覺察或反省呢？目前材料，大抵只能見到一處，可見她有所意識的，但也看不出有什么后悔，而主要是一種類似“教子有方”的驕傲感。晚年的魯瑞，曾經對鄰居姑娘俞芳說過，“在那艱難的歲月里”，魯迅最能體諒她的“難處”，魯迅少年受了很多的委屈，可從不在她面前”吐露他難堪的遭遇“，而且一切“有損自尊心”的事情，“他從沒有推托過”，每次都是“默默把事情辦好”，“不吐半句怨言”（俞芳《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魯瑞的這些話，大抵只是在別人面前夸耀長子的“聽話”和“孝順”而已，倘若細細品味，其實是很悲哀的。她看重的，似乎始終都是自己的權威，而對于兒子的痛苦，并無多少體諒，更不可能有所致歉，即便這個痛苦就是她親手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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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晚年說自己母親是“鄉下人”，除有潛藏的不滿之外，也許也是一種很正確的精神刻畫。魯瑞這個人很有魄力，在晚清民國那個時代，算得上是小地方女性中的佼佼者了，但她畢竟確實是個“鄉下人”，領會不了很高層次的東西。

魯迅后代

比如魯迅作為大文豪，名滿天下，魯瑞是無法理解的。她自學到可以看書后，迷戀的都是張恨水與鴛鴦蝴蝶類的讀物，卻不太喜歡“老大”的小說。據說，當初《吶喊》出版爆紅以后，有好事者曾特意拿給魯瑞看，并且告訴她里面的《故鄉》寫得最好。老太太倒是不拂來人好意，將《故鄉》這篇看了。但她看完卻說，“這有啥好看的，在我們那邊鄉下，很多這樣的事情，這怎么也能算作小說呢？”她雖然一手養育了兩個頂尖文壇大師，但此外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她讀過周氏兄弟的書。

在精神上，魯迅與母親其實是很隔膜的。1929年5月，在給許廣平的信中，他就直接說老母親“見聞范圍很窄”，沒有多少話可說，基本都是魯瑞在嘮叨“八道灣”的事，偏偏魯迅毫無興趣又照例不便反駁；而對于許廣平，魯瑞似乎也是一點都不待見，一句都不問，魯迅也懶得主動說，因為“我們的事”“恐怕于她也不見得有什么興趣”。甚至，在1927年1月11月的書信中，我們可以明確知道，魯瑞經常對魯迅表示不滿，還屢屢“向八道灣道不平”，就是跑去二兒子和二兒媳那訴苦。魯迅能說什么呢，只好委婉地講“老年人容易受騙”。

許廣平周海嬰母子.復制了“強勢媽+乖兒子”的母子模式

他后來帶著許廣平離京，獨立門戶到上海生活，徹底和老母親分家，整整10年間只有兩次北上探望過母親過，最后一次還是因為收到魯瑞“病重的電報”（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其余基本都是分離狀態，這樣的安排固然有人事上的牽制，但也未必沒有擺脫母親牽制乃至控制的考量在。透過《兩地書》我們還知道，這對母子的最后一面，“老太太還頗發脾氣”，是“殊為焦躁也”。這次見面，魯瑞還沒完全恢復，魯迅就是匆匆離京回滬了，走前也沒去道別，因為魯瑞“還未起床”（《魯迅全集.書信.321115致許廣平》）。母子之間的感情，可能由于長時間分離，是越到后來，越有隔閡的。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去世。訃告傳到北京時，周作人還要接著上課，硬裝著沒事人一樣講了大半天，情緒實在無法控制了，才停頓了下來，黯然神傷良久，思緒已經無法集中。倒是魯瑞，這位早年就蒙受過喪夫苦痛，如今又要經受“白發人送黑發人”的老太太，狀態還是硬挺的很。據說，她沒有哭，只是默默聽完來者的“悼詞”后，說了一句：“還好，我的兒子死得不太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