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璞歸真：考古糾錯的中國史》：以考古成果筑牢“疑古”根基

本文轉自《山西晚報》2024年8月9日14版，作者：武高壽

《返璞歸真：考古糾錯的中國史》，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4年7月版

該書話題范圍上至傳說時代，下界明清時期，吸取了近百十年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對考古所證偽的史籍所載32宗中國歷史問題和事件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總結，用確鑿的考古資料結合歷史文獻，對其來龍去脈都做了詳盡的敘述和說明，并分析了這些歷史事件在文獻記載中出錯，以及為什么會出錯等情況，將考古學成果轉化成普通讀者容易接受的通俗讀物的形式，匡正了歷史訛誤，還原了歷史的本真面目。

看李琳之新著《返璞歸真：考古糾錯的中國史》的幾個章節標題就有令人振聾發聵、耳目一新、不讀不快之感。諸如：中華文明起源并非“一元中心”；距今五千年前后不是黃帝時代；三代大同社會遭遇尷尬；出土金文顯示：周厲王是一代梟雄；“烽火戲諸侯”名不副實；陳勝吳廣起義“失期當斬”是托詞；秦阿房宮根本沒有建起來；蔡倫不是造紙術的發明人；等等。他的系列新書，以最新的考古成果為中國歷史界的新“疑古學派”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中國史學界發起疑古思潮開其先河者是顧頡剛先生。顧頡剛先生考辨古史的根本意圖是考察古史學說或觀念的流變，以解釋舊有古史系統是如何構成的，從而發現中國古史中的不實之處。李振宏發表在《齊魯學刊》2020年第2期的《顧頡剛疑古史學的現代價值》一文中對顧頡剛的疑古思想作了詳細的介紹與積極的評價。顧頡剛在《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我很想做一篇《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把傳說中的古史的經歷詳細一說。這有三個意思。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期愈長’……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顧頡剛在《答劉胡兩先生書》中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項標準：（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在疑古批判精神激情澎湃狀態下，顧頡剛提出大禹不是真實存在的人，而是一條蟲的論斷。根據大禹最早的出處，他最早在書籍中發現，大禹是以一位天神的形象出現的，等他再翻到下一本書時，大禹又化身成為了人間帝王，隨著后來一本接一本古書的出現，大禹的形象在這些書籍中日趨豐滿，成為了今天看到的樣子。由此，大禹的來源成謎，于是他便從禹這個字本身入手，由此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禹只是一種動物，一條蟲，是古代鑄造在九鼎上的一種動物。九鼎在古代代表天下，是所謂取天下之青銅冶煉而成，與后世的傳國玉璽地位相當，由此，其身上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自然會很多，經過世代的以訛傳訛，最終演變為真正的帝王，自然在情理之中。

顧頡剛的疑古史學，體現出的是學術的批判性。但是其缺陷是僅僅從歷史文獻的考察出發的，而缺乏考古成果的論證，因而其基礎是松軟的，不堅實的，經不起歷史的檢驗的。而他的這一重大缺陷被李琳之先生給彌補了。這些個21世紀20年代的新“疑古論”，遠遠超出了以顧頡剛為代表的20世紀20年代的疑古派。而且21世紀20年代的新“疑古論”是建立在100多年來的考古發現的新成果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文獻文字的考證之上。其堅實的基礎是令人不得不信服的。

顧先生提出的推翻非信史的四個項標準，李先生用考古成果完全做到了、坐實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與（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這一、二兩項標準在書中第一個專欄中有鮮明的體現，如“中華文明起源并非‘一元中心’”“南方文明起源進程不遲于北方”“石峁古國改寫‘西戎’文明史”“石家河古國改寫‘苗蠻’文明史”等；（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李琳之的上古系列著作都做了詳細的闡發，他不僅僅是“疑”，更重要的是“建”。他的“史前中國四部曲”（《前中國時代》《元中國時代》《晚夏殷商八百年》和《何以華夏》），就是利用考古學成果重新構筑的目前所見唯一一套完整的中國上古史體系；（四）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第二專欄中的“三代大同社會遭遇尷尬”“圣王治理下的西周也施行人殉制度”，就滿足了這項標準。顧先生地下有知，應該心滿意足昂首慶幸了吧。

這里僅以《返璞歸真：考古糾錯的中國史》一書中烽火戲諸侯與秦阿房宮根本沒建起來為例，來看看他是如何利用考古成果為自己的論點作論證的。

烽火戲諸侯的故事人們耳熟能詳，誤以為歷史上確有這樣的荒唐事。然而李琳之卻認為并無此事。他的論證是，指出考古成果說明西周時代并沒有修筑烽火臺遺址的證據。烽火臺設施的出現是秦漢之后，而且就目前考古所見，都是發現在偏遠的邊境地區。就此一點，就證偽了烽火戲諸侯存在的可能性。書中還對司馬遷之編造烽火戲諸侯故事的認知觀念及其來源的詳細分析，可謂在情在理，在此不提。

秦阿房宮歷來被用來證明秦始皇的荒淫無恥、橫征暴斂的惡政。而李琳之以考古資料論證了阿房宮（前殿）面積并不大，夯土基址東西長約1270米，南北寬只有426米。考古人員在發掘中還發現，阿房宮（前殿）遺址的表土層之下為擾土層，就是處于耕種層和文化層之間的那層土。擾土層下是漢代至宋代的文化堆積層，再往下就是阿房宮（前殿）基址。其間沒有發現與秦漢宮殿建筑遺址相關的墻體、壁柱、礎石、散水、地面、窖穴以及給排水設施一類遺跡。這種情況意味著，阿房宮（前殿）只是打了個地基，地面上的建筑并沒有建起來。

為了驗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的真實性，考古人員在阿房宮前殿遺址的考古勘探試掘發掘中，不放過任何與火有關的蛛絲馬跡，但在其間根本找不到任何經過火燒的痕跡。確鑿的考古成果證明了后世傳說的阿房宮根本就不存在。

馬克思說他的學說是批判的、革命的，他把懷疑一切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懷疑，是理性思考的開始，是學術研究的基本精神，沒有懷疑，就沒有探索，就沒有研究。疑古，疑今，疑成說，疑經典，思想才能解放、學術才能發展、社會才能進步。這在李琳之先生著作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以本書和《史無記載：考古發現的中國史》《傳說有據：考古證實的中國史》兩書共同構成的李琳之“考古改寫中國史”三部曲，事實上是在“疑”的前提下，修正、補充、豐富和完善了既有的中國文本歷史，這正如出版方在第32屆書博會上舉辦的李琳之“考古改寫中國史”系列新書發布會，將“百年考古，重新書寫了一部怎樣的中國史”作為主題，其意義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