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十年，臺資企業在大陸騰飛

編者按

從1990年到2019年，臺資企業在大陸獲得了飛躍性發展，產業類型從制鞋、食品、自行車等一路延伸至電子信息。可以說，如果沒有大陸超級充沛的勞動力、日益優化的營商環境和逐步增長的消費市場，臺資企業不可能有今天的國際地位；反過來，如果大陸沒有能夠吸納包括臺資企業在內的外資大舉進入，也不可能創造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地區，都是在持續對外開放的背景下取得上述碩果的。今天，外資企業對華投資直線下降，如何扭轉這一困局，應該進入國家的核心議程，進行根本性的討論。某種程度上，這是對當下社會共識底線的一種恪守，也是對辭世27年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最好紀念。

賽格特約作者 李海燕

臺積電為什么能夠如此成功？富士康為什么能成為全球電子產業代工巨頭？日本電子企業為什么在1990年代后就慢慢衰弱了？韓國電子行業的崛起和臺灣地區電子行業的崛起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美國制造業的弱點又是什么？

近期，上述看似不同實則相連的問題一直回蕩在我的腦海里。通過梳理臺灣地區電子產業發展的歷史過程，站在中國的國家利益角度，筆者認為可以用兩句話來界定臺灣地區電子信息產業的崛起這一現象：第一、過去30年里，臺灣電子信息產業的崛起高度依賴大陸提供的土地、勞動力、市場等要素；第二、過去30年里，大批臺資企業發揮了大陸融入全球產業鏈的紐帶作用。

過去30年里，臺資企業壯大了自己，成就了兩岸，各方都可謂獲得了巨大收益，同時也為全球科技產業革命和提升消費者福祉做出了巨大貢獻，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以下，是筆者的一些粗淺思考。

臺資企業何以在90年代起飛？

自上世紀90年代起，臺灣地區的電腦代工行業就開始步入快車道，半導體行業也進入快速發展期。今天，臺灣的電子信息產業格局正是那時候奠定的，所涌現的龍頭企業也都在那時候出現了。那么，臺灣電子信息產業何以在90年代開始起飛？筆者認為，可能有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是經常被人提及的一點，即臺灣地區長期的產業政策結果。早在60年代，臺灣地區就開始了鼓勵加工出口的產業政策。到70年代和80年代，臺灣地區的鞋業代工產業已經在全球市場有很大的影響力。到90年代，臺灣企業已經具有非常完整的電視機生產制造技術。

1989年，臺灣裕元鞋廠落戶于廣東省東莞市高埗鎮，員工最多時超過12萬人

1985年，張忠謀受邀出任臺灣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兩年后創辦臺積電，可以說這是島內堅持產業政策所結出的碩果。當然，當時無論是發出邀約的一方還是張忠謀本人，必然沒有能夠預料到30年后的臺積電竟然能夠扮演“護臺神山”的角色。

因為即便是芯片業內人士，也沒有人會預料到芯片代工可以在全球的芯片產業鏈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畢竟，偉大的創新都是不能被計劃的，具體到芯片代工產業，政策只是提供了發展方向和初步的人才及研發支持，微觀上，企業的發展和競爭力的培養絕非產業政策可以提供。

其次，必須要注意到90年代日美電子信息市場的激烈競爭所導致的產業溢出現象。在90年代以前，能夠提供電腦CPU的Intel公司只不過是一個零部件供應商，遠未占據霸主地位，因為彼時的個人電腦發展主導權還掌握在IBM、康柏這樣能夠設計個人電腦的企業手中。

為了加強自己的競爭力，Intel公司在1986年左右放棄了日本企業占有優勢的DRAM業務，開始專注于CPU業務。到1995年左右，Intel把個人電腦的產業主導權從電腦整機廠家中奪了過來。

Intel的策略是什么？簡單說，就是把CPU和周邊的相關技術都模塊化，把過去復雜的個人電腦設計變成了一個簡單的組裝品。與此同時，為了戰勝個人電腦產業鏈中的巨頭如IBM和大洋彼岸如東芝這樣的日本企業，Intel公司把相關技術輸出給臺灣企業。這樣一來就把封裝這樣的“臟活、累活”外包出去，自己則專注芯片設計本身。

在電子信息產業中，持續擴大營收、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取得技術突破，保持上述流程正反饋是獲得長久競爭力的秘訣所在。Intel公司怎么也想不到，當初的外包企業后來會從邊緣走向舞臺中心，成為超越自己的時代新主角。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來自島外高端人才的回流。筆者發現，80年代以后，從美國留學人員中回流到臺灣的電子行業的超過20000名。過去幾十年臺灣比較成功的企業，創始人基本是兩類，一類是臺灣本土摸爬滾打成長起來的，以郭臺銘為代表；另外一類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以張忠謀為代表。

在德州儀器工作時的張忠謀

本文不是政論，但客觀來說，留美技術人員回流和中美關系處于蜜月期、兩岸恢復交流有直接關系。另外，進入90年代后，隨著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很多日本退休的或被裁的技術人員開始到韓國和臺灣地區企業尋找機會。而在80年代，臺灣企業想從日本企業挖一個技術人員是非常困難的。

無論是液晶行業還是芯片行業，大量人才的到來都推動了臺灣電子信息產業的壯大并成為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以芯片代工為例，日本、美國、荷蘭成為原料、技術、零件的提供方，臺企則負責封裝流程。

2002年是臺資企業的轉折之年

上世紀80年代末，兩岸關系開始松動，至90年代，臺灣對大陸的投資以鞋業為先導，后續延伸到電子信息產業。這中間，2002年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年份，正是從這一年開始，臺資企業迎來了高歌猛進階段。

2002年之所以成為重要年份，從政策上面來看，大抵有兩個重要標志。

第一個是2001年12月11日，大陸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意味著中國大陸全面和西方發達國家接軌。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的又一個歷史性舉措。而加入WTO的時候，我們也對將來的改革和開放措施做出了一些承諾。這對其它國家的企業來講，就增加了未來的可預期性。此外，2001年9月11日，美國受到恐怖襲擊。中國也很快表達了反對恐怖主義的態度。這個政策選擇也穩定住了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

第二個原因比較隱秘，臺灣當局于2001年廢除了臺灣電腦企業到大陸投資的禁令。關于這個政策轉變的原因，筆者并沒有看到相關研究的資料。但筆者推測是有兩個動力，一個是大陸加入了WTO，整體外部情況比較樂觀和明朗。第二個原因是美國企業和臺灣企業的壓力。事實上，美國的電腦企業很早就要求臺灣企業轉移到勞動力更加便宜的地方，進一步降低成本。關于鞋業代工，美國的耐克公司等早在80年代就要求臺灣企業轉移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去生產。國際電腦整機企業的激烈競爭更是促進了產業鏈的轉移。

從技術和產業競爭力的角度看，2002年同樣是臺灣電子信息產業的重要的轉折點。依然以芯片產業為例，2002年之后，政府的作用很小了，各家企業基本上實現獨立發展了。這是因為，經過15年左右支持和發展，臺灣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產業基礎。政府的繼續支持和干涉反而會觸犯到既有一些企業的利益，遭到這些企業的反對。

在電腦代工行業，情況也十分類似。在2001年之前，臺灣的電腦代工企業就是一個純粹的代工企業，完全按照美國和日本企業的要求去組裝電腦或者生產零部件。按照日本學者的說法，是一個“情報の受け手”，也就是信息和技術的接受者。在2002年之后，臺灣企業成為一個“情報の出して”，也就是成為了信息和技術的提供者，臺灣電腦代工企業從純粹的代工轉變成為美國企業的合作伙伴。

互惠共贏是兩岸經貿增長的基本動力

近30年來，臺灣電子信息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大陸的鼎力支持乃至讓利的因素，但本質上，兩岸經貿往來、技術流通是一種互惠互利的雙贏局面。筆者認為，如果說香港是支撐大陸跨越式發展的金融橋頭堡（主要的外資進入地），那么臺灣就是大陸融入全球產業鏈的紐帶，大陸、臺灣和美國在電子信息產業上形成了比較穩定的三角關系。

上世紀90年代，以美國啟動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為標志，全球信息產業革命正式拉開大幕。之后30年，美國企業扮演基礎研發，軟件控制和銷售渠道控制的角色；臺灣企業扮演了生產組織實施者的角色；中國大陸扮演了勞動力提供的角色，并逐漸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消費市場。三方聯合，向全球消費者提供了物美價廉的電子產品，這個模式在蘋果公司的智能手機誕生之后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這個產業分工中，受益最大的當然是美國企業，因為處在產業的最高端；其次是臺灣企業，因為廉價電子產品的大量生產不僅僅給臺灣電腦代工企業、手機代工企業創造了豐厚的利潤，也給臺灣的芯片生產企業（以臺積電為代表）和封裝企業（以日月光為代表）帶了巨大的訂單和利潤。與此同時，處在產業最低端的大陸企業也獲得了驚人的進步與發展。

中國進出口金額的飛速上升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開始。2001年之后的20年，中國每年進出口金額的50%以上都是所謂的三資企業完成的（最近幾年這個比例有所下降）。其中臺灣企業的占比是最大的。其本質是臺灣企業充當了美國（也有日本等其它國家）和中國大陸的科技產業紐帶。原因就在于臺灣地區融入國際大循環比大陸早了20年，人才積累、技術積累、資本積累比我們早了20年。

從產業輻射的角度看，臺灣企業對大陸的發展也絕不是沒有促進作用的。目前我國鞋業比較發達的地區是福建省和廣東省。這和臺資企業比較早的到這些地方投資是不無關系的。早在80年代末期，耐克等公司就要求臺灣企業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勞動力更加廉價的地方。

芯片產業方面，臺灣地區在三個領域有比較好的發展，那就是芯片代工（以臺積電為代表）、芯片封裝（以日月光為代表）、芯片設計（以聯發科技為代表）。聯發科技的發展也是海峽兩岸和平發展共贏的典范。90年代，臺灣芯片企業沒有實力和美日大企業競爭，但聯發科技依靠快速仿制和大陸市場得以迅速成長，譬如在90年代給大陸提供了VCD機背后的芯片，2000年之后提供了山寨手機芯片，2010年之后開始涉足智能手機芯片行業。可以說，如果聯發科技沒有背靠大陸，就不會有今天。反過來講，如果大陸沒有一批聯發科技這樣的臺資企業，其電子信息產業發展也沒有這么迅速。

伴隨著臺灣企業2002年以后大規模到大陸投資，大陸成為了全球最大的電腦和手機生產基地。雖然主導權不在我們手中，但是間接地帶動了中國電子零部件行業的發展。我們談起富士康，有一個說法是“血汗工廠”。對蘋果公司來講，對富士康來講，大陸有好的電子零部件企業，他們都沒有拒絕的理由。所謂的“近水樓臺先得月”，整機的生產在大陸，相關產業鏈也更容易獲得發展。

大量的出口給中國帶來的不僅僅是貿易額的增長，在很多看不見的地方也給中國帶來巨大的變化，那就是中國企業無縫地融入了國際產業鏈。出口，意味著所有的標準都是按照發達國家的最高標準進行全流程管控的，這個流程培養了大量的產業人才，構成了今天中國成為世界級制造業大國的重要條件。

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挑起對華貿易戰，自此事情開始明顯起變化了，地緣政治的博弈帶給兩岸經貿合作以不可預測的巨大沖擊。但即便如此，臺資企業在今天大陸的經濟基本盤尤其是出口基本盤中依然舉足輕重。毫無疑問，在今天這一局面下，以開放的姿態繼續推動彼此進一步合作，盡管十分艱難，但十二分必要。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