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中國古代的法典為什么大都稱“律”而不稱“法”

中國古代的法典為什么

大都稱“律”而不稱“法”

作者：

王利明，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本文觀點來源王利明：《法為民而治》。轉自中國民商法律網。

如果翻一翻我們中國歷朝歷代的法典，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中國古代的法典大多采用“律”的概念，而很少采用“法”這一表述。例如，秦代有《秦律》，漢代有《九章律》（史稱《漢律九章》），西晉有《泰始律》，北魏時期有《北魏律》，北齊時有《北齊律》，隋朝時有《開皇律》，唐代有《唐律》，明代有《大明律》，清代有《大清律例》。

《故唐律疏議》，清嘉慶十三年（戊辰 1808）蘭陵孫星衍覆元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

當然，個別朝代也有一些例外，如宋代編纂了《宋刑統》，元代制定了《大元通制》《元典章》，這兩個朝代的法典并沒有采用“律”的表述。在漢代，公文常用“急急如律令”，這也強調了“律”的效力。古代沒有法學而只有律學，甚至還有“律博士”一職，專門教授法知識。例如，《晉書·刑法志》記載：“請置律學博士，相教授。”直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同文館化學教習法國人比利干翻譯《法國民法典》時，也不稱為民法典，而稱為“法國民律”。清末變法時，主持修律工作的法律館所主張制定的法律并不稱為“法”，而稱為“律”，將“民法”“商法”等稱為“民律”“商律”等。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民政部奏請制定“民律”而不是“民法”。為什么中國古代的立法大多使用“律”而不使用“法”？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其實，在中國古代，“法”與“律”的字義是接近的。《爾雅·釋名》記載：“法，常也。”《爾雅·釋詁》也記載：“律，常也，法也。”早期的立法也使用過“法”，如春秋戰國時期的李悝就制定了《法經》六篇。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經》為藍本，制定《秦律》六篇，歷史上稱為“改法為律”。據《唐律疏議》記載，“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商鞅傳授，改法為律”。到秦漢時期，已經出現了將“法”“律”合并使用的做法。例如，西漢的晁錯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在古代，法的概念通常與刑等同，事實上，我國古代的法律最初被稱為“刑”。我國早期的立法活動大都將成文法稱為“刑”，法即是刑，“生殺，法也”。我國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就是鄭國執政子產的“鑄刑書”，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就是晉國趙鞅的“鑄刑鼎”。所以，《慎子》說：“慘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刑”與“禮”相對應，都是調整社會生活、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刑有法度和刑罰的含義。《說文解字·刀部》記載：“刑，罰罪也。從井，從刀。”表明先民已經意識到，通過刑罰手段懲罰罪犯，有利于維持社會秩序。當然，律也具有刑的含義，律法也常常主要是關于刑罰的一些規則，所謂“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晉書·刑法志》）

可見，“法”和“律”在詞源和字義上均十分接近，時至今日，我們也習慣用“法律”這一概念，但并不能將二者完全等同。嚴格地說，法律意義上所說的“法”可以用中國固有的“律”的概念加以對應。從字體結構來看，“律”最初寫作“肀”，后來寫作“聿”。《說文解字》記載：“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古代的“律”和“法”雖然詞義接近，甚至在一些情形下可以通用，但仔細比較，二者仍存在一定的區別，具體表現為：

一是是否強調法律規則的整齊劃一性不同。《說文解字》：“律，均布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歸于一，故曰均布也。”所謂“均布”，就是“范天下之不一而歸于一”，即天下應該一致遵循的格式、準則。“律”字原意指定音的竹笛，后來也指音樂的旋律、節拍，主要含義是穩定。“律”的含義確實有整齊劃一、標準尺度統一的內涵。《周易》曰：“師出以律。”《尚書》曰：“同律度量衡。”商鞅用“律”字代替了“法”字，目的主要是為了闡明法律的穩定性和普遍適用性，把法律解釋為一種穩定的必須普遍遵守、執行的條文，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也就是說，秦始皇滅六國之后，不僅要車同軌、書同文，同時也要求法律制度的統一，因此，去法用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律是秦王朝大一統思想的體現，它表現了統一性、普遍適用性的內涵。與律不同，法雖然也強調規則的統一，但其內涵較為寬泛，也更為抽象。法在產生之初往往與賞罰等聯系在一起。韓非子說過：“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子·定法第四十三》）法也可以作為君王治理國家的工具，如荀子主張：“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篇第十二》）。《商君書·修權》曰：“法者，國之權衡也。”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任法去私，緣法而治，即認為“法”是一種治理國家的工具，能“定分止爭”。法的內涵比較豐富，而律的意義則非常鮮明，即強調法律規則的統一性和普遍適用性。后來的大一統王朝的法律基本都沿用“律”這一名稱。

二是價值追求存在一定差別。“法”本身包含公平、正義的價值內涵，在我國古代，法寫作“灋”。據《說文解字》記載：“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廌”意就是一頭生性正直的獨角獸，象征著公平或公正，可見，“法”本身含有“平之如水”“去不直”的正義觀念。“法”字是三點水旁（從水），意思就是說，法要像水一樣公平。法家主張，治理國家應當做到“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而“律”則側重于強調法律規則的統一性和普遍適用性，“師出以律”，“同律度量衡”，“律”包含“均布”的內涵，但并沒有凸顯“公平”“正義”等價值理念。事實上，我國古代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工具，其與抽象的“法”的概念并不相同。

三是是否強調法律規則的確定性和具體性不同。“律”是指有形的規則，《管子·七主》云：“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也就是說，“律”可以被用來解決紛爭，它是有形的法律規則。所以，采用“律”字更為準確，也更為具體，它強調一種具體的規則指引。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指出：“王者制事立法，制度軌則，一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兇，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所以，六律為古代的六個音律。因此，律起源于音律，常應用于軍事中，靠聲音來指揮士兵，統一行動。因而，把它運用到法律上，也具有整齊劃一的特點，表明了它的確定性。所以，違法通常是指違反了某個統一的律條。而“法”字本身從水、從去，不僅“水”“去”有其抽象的意義，“廌”更是一種抽象的事物；“法”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形而上的理解，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難以被一般人所理解，其所表達的是一種相對抽象的含義。嚴復認為，西方的“法”譯為中文，不同情形下應當有“理”“禮”“法”“制”四中不同的譯法，法的內涵較為寬泛。某種意義上說，從“法”的概念的原本含義來看，其實施具有依賴于神意的內涵，是建立在神判基礎之上的概念。

四是側重點不同。“律”側重于表述具體的法律規則，而“法”則側重于從整體上描述法律制度。一般來說，法的范圍較廣，通常指整個法律制度。古代法的概念常常與制度等同，成為“法度”。如管子說，“法度行而國治，私意行則國亂”。（《管子·明法解》）韓非子認為，“道私者亂，道法者治”。（《韓非子·詭使》）章法有度，自成方圓。而律則是指具體的行為規范。在古代，只有朝廷才有權制定頒行統一的法律規范，具有權威性和唯一性。這種權威性與唯一性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嚴格，秦漢時制定了多種律典，如漢時除《九章律》外，還有《越宮律》《朝律》等。經魏晉改革后，律典制定和頒行的程序更為嚴密，任何機構和個人都無權添加改動，只有在皇帝下詔、親自主持或委任大臣主持的情況下，才可以修訂律。

法治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考察古代“法”和“律”的區別，從古代的“律”到現代的“法律”，賦予了“律”一種價值追求，使其回歸到了法的本來含義，使法的內涵更為豐富，因此，它能夠發揮在治國理政中應有的作用，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