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提倡女隨母姓，人類告別“父系社會”是一個進步

根據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人口負增長，是60年來人口首次下降。總和生育率跌到了1.1，低于日本，我們成為了世界生育率倒數第二低的國家。

這一數據公布后，社交媒體的熱搜詞，好像被“生孩子”霸屏了。話題標簽換了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新聞卻都在追問同一個問題：“為什么年輕人不愿生了？”又試圖去解答同一個問題：“怎么才能讓年輕人提高生育意愿？”

育齡女性數量持續減少，是中國出生率低的重要原因。而且目前來看，女性結婚生育的意愿，還在進一步下降。現代社會，生育率之所以降低，無外乎兩個因素：不能生、不愿生。生育問題上男女都有份，但毋庸置疑女性因素占決定地位。所以社交媒體上針對人口負增長的現象曾經出現過這樣一種聲音：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導致她們不想生孩子了？甚至，有人延伸到，女性不讀這么多書，生育率就能升上去了……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長期關注人口問題的學者梁建章先生在他最新出版的書《人口戰略》中對于女性生育意愿下降、非婚生育、輔助生育、女性平權等一系列話題進行了解讀。本文整理摘編自《人口戰略》。

女性的社會地位與生育小孩并不矛盾

當我們說要大力鼓勵生育時，總有人會問，這是不是會把女性當成生育機器？女性的社會地位是否會下降？包括職場上會不會加劇對女性的歧視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簡單的答案是不會，只要我們的政策是所謂的“利誘”而不是“威逼”。所謂的“威逼”是指如果女性在社會上不是獨立的，沒有自主生育的權利，鼓勵生育變成了鼓勵一家之主的男性去壓迫女性，違反女性的意愿去多生孩子。

所謂的“利誘”是指如果女性在社會上是獨立的，有著很好的福利待遇或者經濟能力，而社會是用更好的福利和各種生孩子的好處或者減負措施，來鼓勵女性自主地生孩子。這非但不會降低女性的地位，反而使得女性實現事業和孩子的雙重收獲，更幸福也更有社會地位。

當然，當今世界里，“利誘”和“威逼”是并存的。一些落后國家在生育問題上多少存在著“威逼”的成分。因為在這些國家，女性并不獨立，在經濟上往往依賴男性。但如果女性在經濟上實現獨立，鼓勵生育則必須大幅度增加女性生孩子的福利，這就是所謂的“利誘”，可以提高女性地位，增加福祉。

如下圖所示，女性工作率和生育率的關系不是單純的線性關系。在發展水平比較低的傳統社會，女性地位比較低，不得已而生很多孩子。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女性地位和參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這種下降不是單向的，當社會進一步發展，女性地位和經濟獨立性非常高時，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不降反升。

部分國家女性工作率與生育率的關系

圖中的 U 形曲線，展示了女性工作率和生育率的非線性關系。

沙特阿拉伯的女性工作率比較低，生育率比較高。像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女性地位和工作率處于中游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較高，以及“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方式根深蒂固，使其結婚率和生育率非常低。

北歐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參加工作比例都很高，而且生育福利很好，生育率就很高。例如，瑞典是當今世界公認的在確保性別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國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繼承法》賦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樣的繼承權，從而使瑞典成為第一個宣布不論男女由長子（女）繼承王位的君主制國家。瑞典議會中，女議員的比例約占 40%。

另外，瑞典在 2003 年頒布了專門的《同居法》，承認同居關系的法律效力，規范國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為。近年來，瑞典生育率達到 1.9，在歐洲國家中幾乎是最高的。瑞典的生育政策鼓勵夫婦雙方參與育兒，是世界上首個用父母育兒假取代產假的國家。目前，瑞典父母可以一起獲得 480 天的帶薪育兒假，這當中父母雙方各享有 90 天不能轉讓給對方的育兒假。這主要是為了確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擔育兒責任。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并不矛盾，如果把女性平權做好，并且給予很好的生育福利，所謂“利誘”就能同時提升女性地位和生育率。

不想結婚的東亞女性和不被接受的非婚生育

結婚率下降是一個全球性的趨勢。在印度和中國，結婚率（已婚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大約是 70%，這意味著幾乎每個年滿 25 歲的人都結婚了。發達國家的婚姻比例則與此不同。美國大約有 60% 的人結婚，而歐洲人的結婚率不到 50%。

令人驚訝的是，日本只有大約 50% 的人結婚，這意味著在 25 歲以上的人中只有約 75% 的人選擇結婚，有近 20% 的日本女性終生保持單身狀態。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推算，到2035年，日本15歲以上大約1億人口中，約有4805萬將是單身者，單身率（包括未婚、離婚、喪偶）將達到48%。也就是說，近一半人將面臨獨自生活。

而在20 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幾乎每個成年人都會結婚，就跟現在的中國和印度一樣。

此類情況在亞洲其他國家中也開始變得越來越常見，比如韓國和新加坡。而中國的富裕城市也出現了結婚率不斷下降的情況。根據我國民政局的數據，2022年中國的結婚率為5.22％，全年預估只會有不到700萬對新人結婚，創下42年來的新低。而在2013年還有1347萬對，短短八年時間直接縮減了一半。

結婚率下降的原因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女性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經濟上也獨立起來，她們可以選擇單身。此外，在亞洲國家或地區，女性普遍不愿意嫁給一個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比自己低的人。

結婚率低，是導致亞洲國家生育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非婚生育在這些國家的文化中難以被接受。

在中國、印度、韓國和日本，非婚生育率幾乎為零。相比之下，這對歐洲和北美國家來說卻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在那些國家中，非婚生育已經變得相當普遍。

下圖顯示了非婚女性的生育率占各自國家總生育率的比例。在圖中，黑色條代表 1980 年時的百分比，灰色條代表 2007 年時的百分比。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在過去的近 30 年中，非婚媽媽的數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在歐洲西部和北部的國家中，如瑞典、挪威、冰島、法國、丹麥等。

在這些國家中，來自非傳統家庭的孩子在文化上可以被接受，并且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就像其他孩子一樣。一些非婚生育的家庭也有一位父親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就像傳統的家庭一樣。

部分主要國家中非婚女性的生育率（1980 年和 2007 年）

非婚生育在歐洲相當普遍，部分原因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在給孩子提供福利和教育補貼時不歧視單身母親，使得單身女性更容易撫養孩子。

法國政府為了鼓勵生育，在社會福利層面，不管是婚生還是非婚生，都能得到同樣的家庭補助，生育的孩子越多，補助也越多。在財產繼承方面，法國民法典規定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享有完全同等的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這些國家的高生育率。

亞洲國家既需要提高結婚率，也有必要改變文化觀念，即更加寬容地對待非婚生育。

在中國，雖然《民法典》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視”，但實際上，由于非婚生子女不受法律保護，如果未婚媽媽（或單身母親）在職，本應由生育保險支付的檢查費、手術費、住院費、接生費、藥費等費用也無法報銷。

很多地方規定新生兒上戶口需要向公安部門提供出生證明、結婚證等相關資料。未婚媽媽或者離異后生育的女性，因為沒有結婚證，也就無法在孩子出生后為其辦理戶口。

我建議廢除任何歧視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的合法權益，包括立法保護人工授精、試管嬰兒等技術輔助生育的孩子，以及無條件為非婚生育的孩子上戶口。

我并非鼓勵非婚生育，而是認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獨立撫養小孩的女性，應該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權利和福利。

誰來保障單身女性輔助生育的權利

有很多單身女性不想找或者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卻想單獨養育孩子。有些夫婦雖然想生孩子，但患上了不孕不育癥。有些職業女性，想先發展事業，保留未來生育的機會。對于上述各種需求，現代的輔助生育技術可以來幫忙。女性可以凍結卵子，推遲懷孕。

西方許多國家都允許單身女性采用輔助生育技術（包括凍卵）。2012 年，美國率先對女性開放凍卵服務。2014 年 10 月，美國兩大科技巨頭蘋果公司和臉書宣布，將提供冷凍卵子費用作為女性員工的一項福利。根據美國疾控中心的數據，美國近年來的出生人口中，有 2.1% 的出生人口采用了輔助生育技術。

以色列是當今發達國家中生育率最高的國家。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試管嬰兒技術就已經在以色列得到推廣應用。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以色列生育診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為 45 歲以下婦女提供幾乎全額輔助生育技術補貼的國家，適齡女性無論是否結婚都可享有這種補貼，直到她擁有兩個孩子。

但目前在中國，輔助生育技術的使用受到一些限制。例如，原衛生部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規范》（衛科教發〔 2003〕 176 號）中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此規定在實際操作中造成單身女性無法通過精子庫、凍卵等人工輔助生殖相關技術行使自己的生育權。

其實，中國許多單身女性都有凍卵需求，國內也有許多專業醫療機構具備實施凍卵的技術。但由于國內相關法規禁止單身女性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一些單身女性只好選擇在海外凍卵，費用比在國內凍卵高得多。

2018 年，攜程在公司內部啟動生育福利項目，其中包括為公司女性管理人員提供 10萬 ~200 萬元及 7 天年假，使她們能享有凍卵等高科技輔助生育福利。攜程也成為中國首家提供這項生育福利項目的大型科技企業。

人類告別“父系社會”是一個進步

以上是經濟和法律上的一些平權和福利政策，在觀念上，也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婚姻分工思維。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由于男性在體力方面占據優勢，導致女性的就業權利和社會地位遠遠不如男性。但隨著社會的持續發展，尤其是進入后工業化時代之后，男性的體力優勢除了在體育競技等少數領域仍然有價值以外，往往已經無助于工作方面。而在智力和情商方面，女性并不弱于男性。因此在理論上，女性在職業生涯發展方面可以徹底平權。

傳統婚姻制度是父系社會的產物（一開始甚至是一夫多妻制度），傳統觀念的夫妻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內”，丈夫在外邊賺錢，妻子在家中操持家務。這種過時的觀念使得很多現代女性在擇偶時，依舊主要考慮男方的學歷、財富和地位，而男性則更注重女性自身條件，比如美貌、溫柔等。

這種擇偶方面的不對稱性，是父系社會的產物。時至今日，高收入女性的擇偶標準完全可以和男性一樣，不是關心男性的收入是否超過自己，而是看重男性本人的相貌和體貼程度。

但實際情況是，女性擇偶時仍然普遍要求男性的學歷和收入高于本人。與此同時，女性的學歷和收入又正在全面趕超男性。

從數據上看，中國女性接受大學教育的比例已經超過男性。以上因素綜合導致的結果是，哪有那么多符合傳統擇偶要求的男性。尤其當那些學歷條件較差的男性還不愿意主動承擔家務時，勢必有大量的高學歷女性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而不愿意結婚。

近幾年，中國大城市的結婚率下降非常快， 2013—2020 年，我國結婚登記對數從 1347 萬對下降至 813 萬對，中國大城市的結婚率和生育率都在下降。總體來說，中國的年輕男性多于年輕女性，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的結婚率直線下降。

要解決這個問題，在觀念上也要徹底平權，要讓社會普遍接受“陰盛陽衰”的家庭。有些家庭，男性完全可以在家里做家務、帶孩子。當然男女角色分工還要看每個家庭的具體情況，但是傳統家庭中男女分工的固有思維必須打破。

我甚至提出過在姓氏上也要徹底平權。為了增強女性傳承的意愿，還可以提倡女隨母姓。

女隨母姓做法的好處是并不影響父系的傳承鏈。因為女兒如果跟了父姓，到了下一代，外孫本來也就不隨外公姓了。女隨母姓是在傳統父系傳承的基礎上，額外增加了一條母系傳承鏈。這樣，男女都有平等的機會讓自己的基因、姓氏和事跡永遠傳承下去。

當然，不可避免的一種趨勢是，還是會有很多年輕人不結婚。因為有了快遞小哥、滴滴司機，還有洗衣機和洗碗機，很多事情已經不再依賴丈夫或者妻子。其實很多年輕人雖然選擇單身，但還是想要孩子的。北歐國家的孩子有一半左右來自非婚生家庭。所以我們還要從觀念上接受單親家庭，在政策上給予單親家庭生育同樣的支持，還要給予輔助生育技術在法律上的保障。

總之，隨著女性的地位和獨立性大幅度提高，人類告別“父系社會”是一個進步，但這很可能會引起結婚率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提高生育率和保障女性地位并不矛盾，北歐國家能夠實現女性地位和社會福利的同步提升，也成功避免了低生育率陷阱，這值得借鑒和學習。

我們必須提供各種福利來幫助女性和家庭來撫養子女，還要及時調整男女分工的固有思維和擇偶傳統觀念，讓男性更多地參與家務和養育孩子。

在現代，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必須也是一個女性友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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