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底層的階層躍升奮斗史，以及他們壓抑的精神世界

兩個底層的階層躍升奮斗史，以及他們壓抑的精神世界

作者/慧超

（一）

成名后的王平醫生，患者口中的王主任、知名專家，最煩的卻是“出門診”。

如果你足夠幸運，搶到了王醫生的專家號，那么將有機會在周四的上午，獲得同他交談的機會。

一個上午，100個患者，平均每個患者能在王醫生這里獲得的問診時間，不會超過3分鐘。

王平回答患者的問題，快而短促，言簡意賅。但如果你也是慕名來找他做手術的，那有極大的幾率，會被拒絕。

“王大夫我慕名而來，老遠了。”
“我患者太多約不上。”

“你給我做我放心。”
“找我至少要等2到4個月。我就是建議手術，在哪兒做，找誰做，這個自己決定。”

“我就想找你！”
“我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覺也做不完。”

這就是王醫生不愛出門診的原因，他盛名在外，全國各地的患者趕到沈陽，希望能排到一個手術機會——但僅僅是醫院內部“走后門”以及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塞給他的患者，王平已經做不過來了。

一個上午的門診下來，“收上來的病人，還沒有得罪的人多”，因為“關系戶”太多，普通的病人只能全部拒絕。

“每年主刀完成各類甲狀腺及甲狀旁腺手術近2000例，為目前遼寧省內每年完成甲狀腺手術例數最多的外科醫生。”

最多的時候，王平一天手術量高達14臺，從早晨7點多一直要站到晚上8點才能休息，“兩腿發沉，感覺像支著兩根木頭棒子。”

王平現在是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甲狀腺外科副主任。與這個頭銜相比，王醫生更看重一家名叫“好大夫”網站上面的評價。

王平在醫院內部也會獲得一些獎項，但他覺得沒意思。“一群人戴著花，等著領導接見，領導來了，跟你照個相，然后拍屁股走了，你說有啥意思？”

“好大夫不一樣，這是老百姓給的，患者一個一個給你評出來的，是你四五點鐘起來，一個回答一個回答做出來的。”

在“好大夫”上，全中國的甲狀腺外科，王平排名第二位。排他前面的是上海瑞金醫院普外科主任費健，只比他多了0.1的推薦度。

王平很在乎這份榮譽，視為對自己專業水準和職業素養最高的贊美。

（二）

以上的故事，出自我剛剛讀完的一本非虛構作品：《張醫生與王醫生》，這本書的作者是兩位著名的媒體人：伊險峰和楊櫻。

這本書以龐大的細節，描寫了90年代身處國企改革、城市去工業化等大變革下，兩個下崗家庭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輾轉騰挪。他們的父母使盡渾身解數，在時代崩塌、解體、墮落的過程中，沒有讓自己的孩子掉隊，而且進入到富裕且專業的群體中，完成了難能可貴的階層躍升。

張曉剛是本書的另一位主角，他畢業于空軍軍醫大學，然后在301醫院念完了博士，如今是總院神經外科副主任。

王平和張曉剛都是本書作者伊險峰的初中同學，當然，書中這兩個名字采用的是化名。

兩個人都是普通工人階級家庭出身，面對有限的資源，兩個人都不負眾望，成為社會專業人士，無論是其學歷、職位、專業能力、社會地位還是財富收入水平，他們都是名副其實的精英階層。

成名后的王平雖然不止一次在書中抱怨，忙碌的工作導致自己的生活毫無質量。

但高強度工作至少帶來了一個好處——王醫生有著令人羨慕的收入水平。

在談到自己女兒的將來時，王平曾有以下表述：

“給女兒的留學錢？那才需要多少。如果（女兒）喜歡北京上海，買一套房，一千萬夠不？”

如果你熟悉東北人的說話方式，就明白王醫生“一千萬夠不？”并不是一句疑問句，而是對自己所擁財富的一種輕描淡寫式的展示（有些場合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含蓄的炫耀），它其實是一句陳述句：

幾百萬的留學錢不算什么。在北上這樣的一線城市里，我也有能力給女兒全款買一套品質不錯的房子。

（王平女兒一度希望離開沈陽，留在上海）

書中雖然沒透露兩位醫生具體的年收入，但對知名三甲醫院收入體系有所了解的朋友，不難猜到，這兩位“知名專家”級的外科副主任，年收入可以達到怎樣的數量級。

更何況，王平還有著近乎魔鬼般的勤奮，他一個人一年要操刀2000臺手術，“相當于復旦腫瘤頭頸外科全科總手術量的三分之一。”

年薪過百萬，幾乎是沒什么爭議的數字。至于到底是幾百萬，就像王醫生談到自己去外地做的手術量一樣，“不能說得太具體，會有人覬覦。”

當然，這本書并非一部簡單的階層躍升勵志書，作者用大量篇幅，呈現了兩位醫生完成階層躍升之后的苦惱——精神世界的分裂、壓抑，以及一種不情不愿下“精神腐敗”的過程。

“既不能忠實于自己的真實心意，與‘社會’保持距離，又掌握不了適度地沆瀣一氣的復雜技巧。”

用李海鵬在本書序言的一句話總結，就是：

“我們都這么庸俗了，怎么還是不快樂”。

（三）

學歷、能力、財富、名氣、社會地位統統具備之后，張醫生和王醫生，仍像剛剛步入社會時一樣：

最大的苦惱，是自己的姿態“不夠社會”。

他們從小被要求奮進、誠實、正直自尊，但真正走入社會之后，不得不狼狽慌張地補習圓滑、世故、狡黠和復雜的說謊藝術。

“關系”、“社會”這兩個東北最具深意的詞匯，反而成了他們的噩夢

這可能是很多專業人士、社會精英和獎學金男孩，相同的苦惱與精神困境。

必須承認，同樣作為曾經的“乖孩子”，同樣從小就被教育“人要憑真本事吃飯，投機鉆營可鄙，溜須拍馬可恥”——我對書中描寫的兩位醫生面對社會時的苦惱、壓抑和擰巴，感同身受。

我還記得，上大學時經常和幾個好哥們諷刺吐槽幾個學生會干部，我們給他們取了一個諷刺性外號：京巴（哈巴狗），幾個學生會干部根據職級我們叫他們大巴、中巴、小巴……

因為我們覺得他們年紀輕輕，就滿嘴官腔，一副部長做派十分惡心。

（誰年輕時希望成為王秘書呢？）

后來畢業了進電視臺做記者，那還是在“十八大”之前，和官員們一起吃飯、喝酒是跑政府口記者的常態。

經常在酒桌上，我會感到無地自容。有時候這些人的馬屁拍得我這個局外人，都渾身上下起雞皮疙瘩，但這些人包括被拍的領導，似乎對此早已習以為常。

這也是張醫生和王醫生所面臨的精神困境，書中兩位醫生反復提及：

“要是會來事兒的話，（很多）問題就解決了。”

兩位醫生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也因為“不會來事兒”，付出了很多代價，遭受過不少社會毒打。

比如王平畢業留院的時候，老師跟他說“你表現挺好”，結果王平就傻呵呵地覺得問題不大，也不懂送禮。真畢業的時候，沒留他，傻了。趕緊通過關系找到一個副院長，打了招呼，終于留院了。

張曉剛也有著相似的經歷，他畢業時成績很好，但只能分到大連分院，結果連這個名額也被人頂了，又分到丹東的分院——張家最終通過關系，讓張曉剛留到了總院。

比如王平因為過于耿直，不夠圓滑，在醫院里得罪了不少人，包括領導。代價是，王平很快遭遇到明火執仗的“小鞋”穿。他申報的科研基金，領導竟然說：

“我把你的項目報告整丟了。”

那是王醫生職業生涯的至暗時刻，他一度考慮是不是要移民，在國外重頭開始。

這就是二人精神危機的本質：

一種巨大的，個人無法忤逆的幻滅感。

因為在價值觀層面，他們曾經所信奉的，和這個社會真正運行的邏輯，有著迥然的肌里。

他們恍然驚覺，父母學堂所教授的處事準則，在當下的現實社會中，呈現近乎童話般的天真——

如果你執拗地試圖要保持這種天真，則會不可避免地被“社會”所疏遠，并付出巨大的代價。

于是，從小到大，內心深處一直奉為圭臬的價值觀念不可避免地出現搖擺，在這種令人痛苦的搖擺中，他們不得不以一種不情不愿的擰巴姿態，委身討好并加入“他們”的世界。

（四）

成熟的說謊技巧、高超的接人待物能力，春風化雨般的巴結、諂媚和拍馬屁的造詣，可攻可守的狡黠性……

所有這一切，在工人階級子弟所受的教育中，都是缺失，甚至是被警惕、鄙夷和不恥的。

“獎學金男孩”努力奮斗的一個底層動力，就是希望跳出父輩社會中，凡事都要找關系、拼背景的潛規則體系，他們希望能夠憑真本事吃飯，靠學識和專業能力在社會上立足。

但當他們走上社會才發現，雖然博士學位給了他們比父輩更高的起點，但本質上，他們并未能跳出那個令人厭惡，卻無所不在的“關系網”。

他們驀然驚覺，這個社會，并不是說你有好的學歷，有業務過硬的專業水準，就可以如魚得水。相反，真正在社會上可以如魚得水，左右逢源的，反而是教育觀念中那種一直被立為“小人”的形象。

有時候，“他們”僅憑潛規則拉關系，“耍嘴皮子”就能獲得自己想要的利益和資源。甚至，憑溜須拍馬輕而易舉地將原本屬于你的東西，毫不臉紅地搶過來。

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其價值觀出場設置為善良、耿直、心口如一等“君子”參數的張醫生和王醫生，當然會感到某種幻滅。

舉一個可能不太恰當的比喻：

就是你從小到大的教育，無時無刻都在告誡你，做人應該像海瑞一樣。當你真的走上社會之后，在碰得頭破血流之際，失望地發現， 像和珅一樣八面玲瓏才是一個“社會人”應該具備的素質。

正如王醫生無比厭倦“混社會”，他仍試圖保持一種專業人士的“清高”：

“哪個科長來了，處長來了，我愿意搭理你就搭理你，不愿意搭理就不搭理。我不用巴結你，不用說小話。我沒啥求你的。”

但談到女兒時，王醫生的清高會瞬間被擊碎，他說“女兒是我的軟肋”，如果女兒將來也學醫：

“我就得違心，就得跟他們喝酒，拉關系。我現在奮斗一年頂我女兒奮斗多少年？”

于是，兩位醫生不得不完成自己的中年蛻變，他們終于變成了不情不愿的荷花式人物：

“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卻染不上。”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