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季節》，往事并不如煙

《漫長的季節》，往事并不如煙

作者/慧超

（一）

當轉型的陣痛碾過人群，你可以清晰地聽到一個人的生活被撕碎時，發出的凄厲駭呼。

豆瓣評分9.4，這是超過50萬觀眾打分后的結果。如果說這么高的分數是有“情懷”加持的，那么這份所謂的“情懷”就應該是：

一種注定失敗的悲情。

《漫長的季節》是一部難得的好片。雖然劇中有大量的，完全可以讓人笑出聲的喜劇情節，但整個觀影過程彌漫著一種浸于水下的憋屈感。

而這正是所謂“東北傷痕文學”的底色——被命運捉弄、欺凌并拋棄的真切失落與憂傷。

樺鋼與王響的悲愴結局，正是那一代人集體命運的隱喻。

今天的年輕人，顯然已經很難去理解和感受，對于一個上世紀90年代的國企職工，“單位”這個詞匯意味著什么？

在那時，單位，意味著一切。

在很多東北小城，一座城市的興衰，往往只和一家國企的興衰有關，所謂“企業辦社會”，即往往是一家企業的發展，催生出了社會（城市）。

社會學學者田毅鵬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單位共同體。

即首先是單位的“父愛”把職工納入到它的羽翼之下，個體的生存與發展都需要以單位為依托，同時，單位共同體也承諾為其成員提供全方位的生活和福利保障。

當這種思維固化為一種體制運作原則，單位的“父愛”便泛濫至個人生活的各個環節。

單位也逐漸從一個單純的經濟組織，變成了一個愈發臃腫的“大家長”。它需要為職工提供全方位的看護和照料，甚至要照顧到職工家屬的利益。

現在有一種聲音，批判《漫長的季節》這部劇中彌漫著爹味，我不想過多談論這個話題，但希望指出的是：

這種所謂的“爹味”，正是脫胎于權力結構和資源分配機制，其來有自。因而從這個層面來說，那個時代本身就是自帶“爹味”的。

總而言之，在那個時代，單位構成了一個人全部的身份背景。

它不僅僅意味著工作、工廠和工資，它還意味著廠辦的食堂、托兒所、中小學甚至大學，它更意味著一個人賴以生存的社保、住房、醫院、大禮堂、電影院甚至游泳館……

這一切的一切，都和單位有關。

因此，“進廠”，就意味著擁有了一個無比穩定的人生軌道。作為火車司機，王響最恐懼的事情，莫過于“脫軌”。

所以，王響作為父親，縱然也已經感受到樺鋼早已風光不再，但仍然對兒子能否進廠的這件事，念念不忘，當成家庭的頭等大事。

因此，當我們談下崗時，只有先嘗試理解當年的單位對于一個人，到底意味著什么，我們才有可能觸碰到那種“被拋棄”的劇痛。

下崗，意味的不只是丟掉了一份工作，對于一個“單位人”而言，下崗，等同于一個人社會生活的全方位崩塌。

（二）

形形色色的東北下崗故事，其中有兩個版本的小故事流傳最廣，當然，它們都有著悲劇的底色。

一則事關一頓有肉的飽飯。講的是一個三口之家，夫妻雙雙下崗，生活難以為繼，小女兒很久很久沒有吃到過一頓飽飯，因此面黃肌瘦，經常和父母撒嬌，希望吃上一頓肉菜。

終于有一天，爸爸媽媽滿足了小女孩的愿望，家里真的吃上了肉菜和白米飯，女兒吃的很香，很飽。但這是這一家的最后一頓飯，因為爸爸媽媽在那道唯一的肉菜里，加了老鼠藥。

另一則故事則指向一種諱莫如深的平靜。同樣是夫妻雙雙下崗的家庭，講的是下崗的丈夫們在傍晚時，用自行車將妻子馱到形形色色的歌廳、夜總會、洗浴場內，午夜時分，妻子下班，丈夫再用自行車將疲憊的妻子接回家。

嚴格意義上，這些故事的真實性無從考證。

但走過那漫長的季節，你必須承認，發生這種故事的現實土壤，真實且冰冷。

如果你是生在東北的80后，小時候多半聽過一句非常陰損的罵人話：

“你媽下崗流眼淚，裸體走進夜總會。”這句臟話所映照的，正是那個晦暗的時代背景。

第二則故事因其難以掩蓋的屈辱氣息，流傳最廣，版本最多，還曾被搬進大熒幕。

在電影《安陽嬰兒》中，下崗工人肖大全為了糊口，在街邊支了一個修車攤，而他身后的家里，自己的女朋友正寬衣解帶，和一個又一個的陌生男人，做著皮肉生意。

《漫長的季節》里，也有相似的情節，巧云在維多利亞陪酒，下班時，在漫天的大雪中，丈夫騎車接她回家，母親懷里抱著的，是不幸罹患白血病的孩子。

這一幕場景，可看做那傷痕時代的一個殘忍隱喻，即在生存面前，尊嚴一文不值。

（三）

天真的人或許會發出疑問：

下崗了，為什么不出去找新工作呢？

田毅鵬在《重回單位研究：中外單位研究回視與展望》中提到過一組數據，或許可以解答上面這個問題。

僅1996年，全國各地的下崗者人數統計中，占第一位的是遼寧118萬人，第二是黑龍江93.5萬人，第三是四川68.7萬人，其中東三省下崗總人數達到253萬人，占全國總人數的28.4%。

再強調一遍，這僅僅是1996年，一年。當一座城市一年內突然面臨幾十萬工人集體下崗，在那個計劃經濟仍遺留濃厚色彩的時代，一份新工作，比金子還稀缺。

貧窮與匱乏是全方位的。

如果你對那個時代有所了解，就能體會到當時的下崗工人，面對著怎樣絕望的窘迫——

少的可憐的補償，缺失的保障與救濟，突然消失的福利保障，以及因為工資水平長期處于低位而導致的“家底薄”。

收入增加有限，還面臨著通脹的稀釋。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1957年到1977年，國營工業中的平均實際工資下降了19.4%。“以至于1977年的平均實際工資，甚至比1952年還要低。”

這導致“萬元戶”仍是稀缺的存在。雖然80年代開始了工資改革，但之前的低工資（以及工資下降）持續了幾十年，大部分工薪階層家里，存款少得可憐。

與此同時，失業保障和社會救濟，不是稀缺，簡直堪稱空白。

我正在讀的一本非虛構作品《張醫生與王醫生》中，提及了當年沈陽市的救濟政策：

“人均月收入不足205元的家庭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但沈陽有計算虛擬收入的視同政策，即有勞動能力的人員，無論是否有工作，都視同每月有300元的收入。”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個夫妻雙雙下崗的家庭，丈夫只要有勞動能力，不管找不找到工作，都視為每月有300元收入；妻子在街上賣報紙，甭管賣不賣得出去，同樣視為每月有300元收入，這個家庭就被排除在低保戶之外了。

他們不會獲得一分錢的救濟，一切困難，全憑自己。

《張醫生與王醫生》這本書，對此做了一句話點評：

“這就是拋棄，不僅是拋棄，而且重新定義了拋棄。”

工作、工資、身份、福利、驕傲、尊嚴……一切的一切，幾乎在一夜之間，被無可挽回地擊碎，這是難以言喻的慌張和恐懼。

由驕傲堅實的高臺跌落至惝恍混沌的深淵，才是那一代國企職工們“共鳴的響指”。

（四）

站在今天回頭看，以大歷史的視角，我們可以輕描淡寫地說一句：

國企改革勢在必行，社會轉型不可避免，當時的陣痛，是時代之殤，不可避免。

站在一種宏觀視角，沒有90年代國有企業和集體經濟的深入改革，沒有與之相伴的轟轟烈烈的下崗潮，那么中國經濟不太可能取得后來那般舉世矚目的增長。

后來者常以“結果正確”來印證，那一代人的遭遇未可厚非，他們的彷徨與犧牲，有其“正當性”和“必然性”。

但真的如此嗎？

或者說，必須如此慘烈，而沒有其它可以“軟著陸”的方式嗎？

時光不能倒流，歷史無法重寫。我以為，發出這樣的疑問，其意義不在于過去，而在于未來，不在于質疑，而在于警惕。

正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聶輝華所言：

“改革需要付出代價，但并不代表工人就應該理所應當地做出犧牲，今天的人們需要認識到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更要正視那段歷史，總結經驗，以便減少今后改革的陣痛。”

更重要的是，這種陣痛所帶來的社會震蕩，引發了一場群體價值崩坍，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失范。

疼痛成為一代人的生命底色。

如今回想起來，上世紀90年代確實有一種混亂、失序和蒙眼狂飆的迷惘氣質。

許多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的重大案件，都發生在那個時期。站在今天，搶劫、強奸、殺人等惡性案件已極其罕見，但在90年代，整個社會都彌漫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氣息。

惡性事件不是聳人聽聞的新聞猛料，而是街頭巷尾茶余飯后消遣的日常話題。

“社會失范就是這樣的結果。他們祭起原始本能，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掙得生路。”

當一座城市，到處都是下崗失業的人，每條街上都充斥著生活無著的失意情緒，那崩塌的就不僅僅是家庭，還意味著一個社會秩序的失范。

（五）

《漫長的季節》最后，王響悲愴的一生，終于迎來一個看似光明的結局。他穿越回那個金色的秋天，望著年輕的自己，大聲喊道：

“往前看，別回頭。”

這句話不似一句告誡，而更像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生存哲學。

或許是我們要面對的苦難實在太多，所以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在倉惶地走過任何不幸之后，都已經習慣了“向前看”。

人們小心翼翼地繞過歷史幽暗的深淵，目光心照不宣地從那些沉重的血和淚之上輕松瞥過。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除了一廂情愿地相信未來會更好，一個飽經風霜的普通人早已經沒有任何心力，去正視和背負那些過于沉痛的過往了。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過去是不存在的。

導演辛爽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劇尾最后那一幕，白雪飄落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靈感取自班宇小說集《冬泳》上的一句話：

“人們從水中仰起面龐，承接命運的無聲飄落。”

辛爽在這篇訪談中屢次談到命運，“命運才是最大的懸疑。”

看完《漫長的季節》，我首先想到的，也是命運。

趟過洶涌的命運長河，每個人的身上都留下了或明或暗的傷疤。

僅僅是滄海一粟般的圖景再現，也會令哪怕從未聽聞過這些悲傷故事的人，發出深沉的感嘆：

往事并不如煙。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