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一代唐音起射洪”

詩人故事 初唐陳子昂 01

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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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竟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郁。不圖正始之音，復睹于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仆亦以為知言也。故感嘆雅制，作《修竹詩》一首，當有知音以傳示之。


——陳子昂《修竹篇序》

公元697年，時任左史的東方虬寫了一篇《詠孤桐篇》，同朝為官的右拾遺陳子昂看了以后甚是激動，遂寫了一篇《修竹詩》與其唱和。詩是普通的詩，序言卻非普通的序言。

它是陳子昂標舉新風的宣言，也是大唐文學新的風向標。從此以后，大唐文人皆以“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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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昂是繼承者，也是開拓者。

我們皆知，詩三百自開宗以來，始終不離“溫柔敦厚”的政教要義。建安時代，文士們更是有了詩文天下的覺醒，而后正始之音、太康之聲皆有序傳承。到了劉琨這里，隨著西晉王朝的覆亡，“何意白練鋼，化為繞指柔”則成為漢魏“風骨”的悲哀絕唱。

之后便是是南朝山水的興盛，田園的小憩，以及宮廷的柔美，南遷的士子們躲在江南的溫柔鄉里，試圖用一身的錦繡，來填補滿身的空虛，漸漸地，也就忘卻了記憶深處的那些金石之音。

唐人自風沙北地而來，骨子里就帶著那份鏗鏘，可初唐時期他們同樣迷醉在南朝文學的溫柔鄉里。盡管魏徵提出了“文質彬彬’的響亮口號，到底還是溫柔鄉最有殺傷力，數十年間，巍巍大唐的上空徒留魏大人的余音裊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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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初唐四杰開始覺醒，于是便有了”動搖文律，沃蕩詞源”之舉。可惜革命的旗幟還未立穩，王、楊、盧、駱卻已”出師未捷身先死“。到武周時期，因為統治者的個人愛好，文壇上的繁靡之風日盛，以沈佺期、宋之問為代表的宮廷詩人極盡歌功頌德之能，寫盡彩麗競繁之事，使得“骨氣都盡，興寄盡絕”。

自古以來，“興寄”和“風骨”是關系著詩歌生命的首要問題。“興寄”的實質是要求詩歌發揚批判現實的傳統，要求詩歌有鮮明的政治傾向。“風骨”的實質是要求詩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剛健充實的現實內容。

從當時情況來說，即便是所謂“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的四杰強音，關注更多的依然是個體的情感、命運和悲喜。

王勃在《滕王閣序》里高嘆“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無數”；楊炯在《從軍行》里高唱“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駱賓王在《為徐敬業討武曌檄》里高呼“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盧照鄰病篤之時寫了《五悲文》，哀鳴“嗟昊天之不吊，悲后土之無情”，依然都是在為自我申張。

初唐的“文弱”不在于詞闕凋敝，而在于詩綱不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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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實現內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詩歌負起時代的使命。在歷史的關頭，陳子昂扛起了革命的大旗。他鼎古為新，吹響大唐一代文質彬彬的號角。他主張傳承“風雅興寄”的“漢魏風骨”，在倡導復古的旗幟下實現詩歌內容的真正革新。

這個縱橫任俠，又好佛老神仙，且不失儒家兼善天下精神的四川佬，有著非同一般的胸襟和格局，他將自己置身于前所未有的遼闊中，為7世紀后葉迷茫的一代指明了方向。

盛唐文學把陳子昂的詩文革新主張作為理論指導，因而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他一力奠定了唐代詩文的壯闊景象。

這個四川佬家財萬貫，秉承著“祖傳”的林泉之志，卻時刻將天下裝在心里。

公元698年，武周立朝已經8年，年老的武則天漸漸力不從心。朝堂之上，是武三思、武攸宜等武氏子弟的天下，武后男寵如張氏兄弟等也恃寵而張揚舞爪，朝政毫無清明可言。陳子昂久屈其志，早已灰心喪氣，于是以父老為由自請解職，之后回隱鄉里專心侍奉老父，并著手修撰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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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歷二年（699）仲春，他的老同事侍御翼珪和司議崔泰二人到梓州出差，順道來看望歸隱的詩人。久別重逢，陳子昂激動難抑，提筆寫下了《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議泰之二使》一詩并序。其中有句“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私以為當是陳子昂一生用情的真實寫照。

《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議泰之二使》并序
余獨坐一隅，《孤憤》《五蠡》，雖身在江海，而心馳魏闕。歲時仲春，幽臥未起。忽聞二星入井，四牡臨亭。邀使者入車，乃故人之駕。隱幾一笑，把臂入林。既聞朝廷之樂，復此琴樽之事。山林幽疾，鐘鼎舊游，語默譚詠，今復一得。況北堂夜永，西軒月微。巴山有望別之嗟，洛陽無寄載之客。江關離會，三千余里；名位寵辱，一百年中。歡娛如何？日月其邁。不為目前之賞，以增別后之思。蟋蟀笑人，夫子何嘆？

謝病南山下，幽臥不知春。
使星入東井，云是故交親。
惠風吹寶瑟，微月懷清真。
憑軒一留醉，江海寄情人。

他久居病中，心中憂憤難抑。恰逢老友到訪，帶來了心心念念的朝堂動態，把酒言歡，不知不覺間天光已曉。唯嘆山高路遠、日月如梭，轉眼間離別就在眼前。真正讓人傷感的怕不是這相聚時光的短暫，而是內心深處抱負不展，而又時不我待的無力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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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大器，質匪雕刻，學術鉤深，風鑒詣極”，是評論家對陳子昂散文的高度贊譽，其實不光他的文章具有博大氣象和豐富內涵，他的詩歌亦始終飽含著兼濟天下的博大胸襟和憂患意識。

這是從“小我”到“無我”的質的飛躍。

陳子昂批判齊梁詩風頹靡，脫離社會實際，作品中缺乏社會元素。塑料情感堆砌的頌美之詞，說白了就是情感的冷漠和責任的忽視，注定避免不了被時代淘汰的頹唐之勢。經過他的引領，盛唐的詩文更多著力于實際生活，他一力提倡的“風雅”之音，是讓唐詩回到生活，是讓文人們遵從內心，關注生活，關注社會，從而擔起“文治天下”的神圣使命。

他以文接天下，將詩歌的格局無限放大。這是陳子昂標舉千古的功績，也是他彪炳史冊的根本。

是以，才會有“一代唐音起射洪”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