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灰犀牛來了——極低生育率意味著什么？

根據國家統計局17日發布的數據，2022年末全國人口為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5萬人。這就意味著，早就引發關注和擔憂的“負增長”終究還是來了，也是我國人口近61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其實對于長期關注中國人口發展趨勢的人來說，出現負增長原本就是完全在預料之中的必然結果。自從2016年以來，中國每年的凈增人口數都在持續減少，從2016年的906萬人一路跌至2021年的48萬人，所以2022年的負增長只是延續了近年來的趨勢。至于導致這個結果的最關鍵因素，則是生育率的持續低迷。

2016年，當時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動下，全年新出生人口達到了1883萬人，出現了階段性的反彈勢頭。然而短短6年之后，2022年的新出生人口已經降到了956萬人，非但跌破了千萬級別，而且只有2016年的一半左右，下滑之劇烈要比當初最悲觀的預計更糟糕。

進行一下橫向對比，總人口規模與中國大致相當的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數量在2000萬人以上，達到了中國的兩倍以上，未來人口總量將遠超中國。如果按照人均壽命80歲來算的話，中國即使勉強能夠維持每年900萬的新出生人口，長遠來看也只能維持七億多的人口。繼被印度超越之后，未來的人口規模還將被美國、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等很多高生育率國家超過。

按照每年956萬的計算，總和生育率還不到1.1，僅為更替水平的一半。通常我們把生育率在1.3到1.5就叫做超低生育率，日本的生育率就是在1.4左右，屬于超低生育率。但現在中國的生育率比日本還要低0.3個孩子，甚至可以稱為極低生育率，幾乎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僅略高于韓國），比歐美發達國家更是少了0.5個孩子，未來的少子化和老齡化程度要遠遠高于其他國家。更令人擔心的是，2022年首次出現的負增長幾乎不可能是谷底，而是會成為見證持續下滑的一個新起點，短期內幾乎看不到迅速扭轉趨勢的契機。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這幾年身處疫情防控的特殊歷史時期，但考慮到中國之前曾經取得卓有成效的防控效果，至少以2022年的人口數據而言，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并不是太明顯。相比之下，2023年的新出生人口數據倒是有可能因為疫情壓力而進一步下滑。整體而言，中國人口的首次“負增長”，并不能主要歸因于疫情影響，而是各種長期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結果。同樣的道理，即便未來中國迅速擺脫了來自疫情的負面影響，也不意味著新出生人口數據會出現報復性增長，不應當對此報以不切實際的幻想，仍然必須以長期發展的眼光來審視中國的人口問題。

少子化直接導致人口規模萎縮，人口結構老化則會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處于明顯劣勢。那么，如果“負增長”成為長期陪伴中國人口問題的一種常態，又會帶來哪些后果呢？首當其沖的就是養老問題。目前每年新出生的人口，會在二十年到四十年后成為整個社會的中堅力量，是社會財富最主要的創造者，客觀上會承擔包括養老在內的眾多社會責任。那么隨著新出生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持續下滑，也就意味著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財富創造者的規模會出現萎縮，需要社會提供資源支持的老年群體卻在不斷擴大。與現在相比，就是更少的年輕人必須擔負起更重的養老壓力。

更為嚴重的問題在于，如果年輕人口的規模出現嚴重縮減，很可能會動搖中國經濟的創新基礎。中國經濟的活力和韌性，來自于龐大的市場和人口規模優勢，如果人口總量日益減少，尤其是年輕人口規模的減少，這種優勢會逐漸消失。另外伴隨著經濟放緩和人口老化，必然導致年輕人創新和創業意愿的下降，進而導致中國經濟的創新活力也會大打折扣。這和過去幾十年的日本經濟類似，而且中國的少子化和老齡化要比日本來得更快和更猛烈。

正是憂慮于此，所以在過去十年里，我們不斷呼吁中國的人口問題必須得到高度重視，應當出臺一系列有助于提升生育率的政策。應當說，其中的部分建議，隨著時間推移逐漸獲得了采納，比如深圳市正在對《育兒補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計劃對生育三孩的家庭最高補貼3.75萬。除此之外，山西、陜西、云南等地近日也都已推出或醞釀推出類似的政策。

在我們看來，上述政策的力度仍然遠遠不夠。一方面，相比日益高企的養育成本，現有的現金補貼力度仍然需要進一步加強，才能真正起到激勵家庭生育的效果。歐洲的一些鼓勵生育比較成功的國家，平均會拿出GDP的2-3%來鼓勵生育。中國的低生育問題更為嚴重，可能需要拿出GDP3-5%才能有比較好的效果。我們在過去的文章中，曾建議以給與家庭現金、免稅和補貼房貸利息的方式來降低育兒成本。而且如今正是發放育兒福利來鼓勵生育的最佳時機，因為整體經濟產能過剩需求不足，正好可以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如果這些政策向有孩子的家庭有所傾斜，可以起到一箭雙雕的作用，既鼓勵了生育又提振了經濟。

另一方面，現金補貼也并不足以消除家庭對于生育問題的全部顧慮。比如針對新生兒可能牽扯家庭太多精力的問題，中國未來需要新建更多的幼托機構，將0-3歲孩子的入托率從目前的不足5%提升到50%左右，用社會的力量幫助家庭分擔養育責任。如果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整個社會對此投入數以千億計的資金。又比如，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巨大學業壓力，也是導致年輕父母不敢多生孩子甚至選擇丁克的顧慮之一，要解決這個問題，則需要對于教育體制進行全面改革，比如通過取消中考、縮短學制等措施，將孩子們從沉重的負擔中解放出來，最終也將有利于提升年輕群體的生育意愿。

總而言之，我們雖然早已預測到中國人口負增長的到來，但是過去五年的生育率下降得如此之快，低生育率的危機到來得如此猛烈，還是令人觸目驚心。這次中國人口出現了久違多年的負增長，其實是再一次給整個社會敲響了警鐘。由于生育率走低而可能引發的各類憂患，與我們之間的距離已變得越來越近。可以說極低生育率的灰犀牛已經清晰可見。這五年的生育率崩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需要差不多20年才能徹底顯現出來（我們對中國經濟的短期和中期都是樂觀的），但對于中國的長期負面影響注定是非常巨大的，這個灰犀牛正緩慢而堅定地沖過來。如果希望擺脫或者至少是降低人口危機對于中國的負面影響，則必須有所作為，且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