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崗遺族女校往事鉤沉

前文《》（點擊藍字可閱讀）解讀了一張拍攝于1948年左右的衛崗老照片。因限于篇幅，一些枝節沒有展開，且有一些描述不準確之處，故本文再做一些補充和修正。

1. 天印庵與大倉園

遺族學校建校初期，曾在城中大倉園（上一篇文章誤寫為“戶部街大倉園”）臨時校址過渡，至1929年9月新校舍第一期竣工后才遷出。這一處臨時校址是遺族學校籌備處幾經周折才覓得的。

1928年11月，遺族學校籌備處成立，主任為章繩以（她后來先后擔任是遺族學校（男女分校前）校務主任和遺族女校首任校務主任）。

△章繩以

籌備處辦公地點設在戶部街天印庵，在“南京戶部街一條小巷轉彎的地方”，是一座小小的房子，只有樓上樓下幾間和一個小得可憐的庭院，門口掛著“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籌辦處”牌子和“天印庵一號”藍底白字門牌。

天印庵是一座庵堂，由圓音法師（楊仁山居士之女）創建，與金陵刻經處相距不遠，位置在龔家橋（今淮海路）抄紙坊（巷）路口附近。

△1928年地圖上的天印庵位置

從戶部街通往天印庵的一條小巷，也叫做天印庵。

△1933年地圖上的天印庵（巷）

現在“天印庵”巷名已經消失，一起并入了抄紙巷。

△天印庵巷名已廢，現為抄紙巷南段。

從門牌號推測，遺族學校籌備處所在的“天印庵1號”，很可能在今抄紙巷南段靠近淮海路的巷口附近。

△抄紙巷南段的淮海路巷口

當時南京剛剛成為首都，房屋比較緊張，籌備處成立后，先后商借過淮清橋貧兒院舊址、漢西門金陵女子神學院、薛家巷暨南學校女子部、韓家莊圣公會等多處房屋做臨時校舍，均未果，最后在葉楚傖、劉紀文幫助下，才找到大倉園的房子。

大倉園也是一個現在已經消失的地名，它位于今長江路附近，和戶部街是兩個地方。這一處房屋原為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和私立東方公學使用。

△1928年地圖上的大倉園

大倉園有“幾處極精巧的洋房，種著許多鮮美的花朵，樓房后面有小池一方，綠蔭倒垂，游魚可數”。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遷出后，遺族學校第一批報名的五六十名學生（其中女生十多人）便于1929年4月1日在大倉園先行開學。

△1936年地圖上的國民政府實業部

遺族學校在大倉園僅過渡幾個月，9月份即遷往四方城新校舍。此后，這里成為國民政府實業部（后改為經濟部）。

△大倉園遺族學校臨時校址在今中山東路145號

現在這里門牌為中山東路145號，是南京市體育局和南京市體育總會所在地，尚存原國民政府經濟部遺留的西式樓房一幢。

△中山東路145號原國民政府經濟部（遺族學校大倉園臨時校址）舊址現狀（圖片提供：Irene）

當年每逢校慶日，都有遺族學校師生來到這里參觀，紀念學校開創之地。

同樣，戶部街的天印庵1號對于遺族學校也具有特殊意義。1933年11月，遺族學校為紀念建校五周年編印了一本紀念刊物，刊名就叫《天印庵一號》。

△遺族學校五周年紀念刊《天印庵一號》

2.衛崗女校的奠基與落成

一些資料將衛崗遺族女校建成時間寫為1934年，遷入時間寫為1935年春，這都是不準確的。

據陳伊璇（遺族女校第三任校務主任）《國民革命軍遺族女校校舍建筑記略》（載于《遺族校刊》1935年第二卷第四期），1934年4月18日宋靄齡召集上海婦女救護傷兵醫院理事會諸理事開會，議決將該會余款十萬元捐助給遺族女校作為建設新校舍經費。同年6月，宋美齡從江西回到南京，組建女校建筑委員會。

△陳伊璇（右二）

1935年4月18日，遺族女校在衛崗新校址舉行奠基禮。奠基禮由遺族學校校董葉楚傖主持，各機關社團代表數十人、遺族學校全體師生五百余人到場參加。葉楚傖發表演講后，至新建的辦公樓前奠樹基石。奠基石上有宋美齡題寫“國民革命軍遺族女子學校校舍奠基紀念 ”等字，石下藏有銅盒一具，里面除了有女校校舍建筑記略、建筑圖樣、建筑說明書外，還放了一面綢質國旗、一份當天的《中央日報》和一枚當時正在使用的銀元。

△1935年4月18日《中央日報》報道遺族女校舉行新校舍奠基禮。

舉行奠基禮時，女校工程尚未完工。 孟勉之《女校校舍奠基禮記》（載于《遺族校刊》1935年第二卷第四期）記錄了舉行奠基禮時的工程完成情況及未來遷入計劃：

各座屋墻，均已砌成，屋頂木板，亦經蓋齊，惟尚未及上瓦與裝修耳。至于圍笆道路，校園校門，操場草地等，尚未著手，以主要工程未告完竣，零星布置，未遑顧及也。據營造廠執事言，如少陰雨停工時日，約再經四五月后，即可落成。本校預定下學期立校五周年紀念，遷入新舍舉行，將來學生增加，或按照基泰工程司具體設計圖樣，逐漸添筑應用。

1935年9月30日，中央社記者拍攝了新落成的遺族女校，此時校園一片空曠，道邊有翻起的泥土尚未平整，草坪中大旗桿旁還架著梯子，顯然還在施工收尾階段。

△1935年9月30日，中央社記者拍攝的遺族女校校園（圖片來源：中國臺灣“國家文化資料庫”）

至于女校遷入新校舍的具體時間，據陳伊璇《女校二十四年概況》（載于《遺族校刊》1936年第四卷第一期）記載，為1935年10月12日。

前文《》提到，女校在1935年底添建作為家政實習教室的西式住宅房一幢（據桑萬邦《國民革命軍女校舊聞逸事》口徑），時間也不準確。據《女校二十四年概況》記載，這幢房屋（家事實習室）由基泰工程司設計，華北營造廠承建，于1936年4月12日開工，同年7月20日竣工。

3.女校校舍在抗戰期間完全被毀？

1931年7月，女校首任校務主任章繩以因結婚生子辭職離校，江蘇省教育廳編審、暨南大學兼職教授錢用和接任女校校務主任。1932年1月，錢用和擔任遺族學校校董會秘書（實際就是宋美齡的私人秘書），女校校務主任職務改由陳伊璇接任。從此，錢用和長期追隨宋美齡左右，時間達半個世紀之久。

△錢用和（1930年）

1976年，錢用和撰寫回憶錄《半世紀的追隨》，回憶在宋美齡身邊的工作經歷，其中《重整舊業》一章，講述了抗戰勝利后她受宋美齡委托負責籌備恢復遺族學校與女校校董會事務的情形。

△《錢用和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

錢用和回憶了遺族學校兩校在抗戰期間的損失情況，其中關于女校的描述如下：

……當即回京察勘校址，看到女校在二十五年方落成的宮殿式辦公廳，家庭式宿舍，和氣象宏偉的健身房，不是變為廢墟，就是已經改觀。幾排鴿籠式的狗屋，是日人拆毀原有房屋建筑的，用來訓練警犬，直刺到我的眼簾和心底，當時要不是有人在旁扶持我，早已昏倒在地。幸走到家事實習室，見半截藤架猶存，玲瓏雅致的小洋房，雖布滿蛛網雀糞，尚屹立無恙，稍稍透過一口氣來。

1989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南京文史集萃》第1輯，收錄儲子潤（曾任女校小學部、中學部主任）撰寫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一文，其中也有對戰后女校狀況的描述，與錢用和回憶基本一致：

遺族女校校舍，幾乎全部被毀，僅存大門及兩旁零星雜屋。學校被日軍作飼養軍犬之所，蓋了許多狗房。

前篇《》中提到，錢用和曾在1947年5月召集女校校友重返女校大禮堂開會。此信息取自桑萬邦《國民革命軍遺族女校舊聞逸事》，可能源于女校校友趙嗣嫻回憶。而錢用和在回憶錄中也記錄了一次遺族女校舊部的戰后重聚：

夫人為慰勞男女兩校舊教職員，并鼓勵新教職員起見，曾囑籌辦午餐，邀請全體教職員在遺校禮堂餐敘。夫人親臨訓話，勖勉大家為推進遺族教育而努力。肴饌由勵志社準備，約而潔，吃得大家感佩夫人盛德，永志不忘。

根據錢、儲二人回憶，女校的大部分校舍確在戰爭期間嚴重損壞，或被毀為廢墟，或被改變外觀，只有少數房屋幸存。《國民革命軍遺族女校舊聞逸事》所記聚會于女校大禮堂疑不準確，此次戰后重聚可能是在遺族學校（男校）禮堂里。

△錢用和（1947年）

錢用和還回憶，在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女校校舍已由當時的遺族學校教務主任黎離塵督建一部分，但未及招生，局勢便發生巨變，遺族學校師生在黎離塵率領下離開南京，一路輾轉抵達臺北。

△南農大家屬區內的文化墻

據儲子潤1982年撰寫的《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這是前面提到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最早版本，內容略有不同，載于《文史選輯》第三輯）稱，南農內的原女校教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大部分還存在。這些教室應該就是1949年4月前重建的那一部分女校校舍。據南農大一位老師反饋，女校舊址的老房子（部分可能是建國以后修建）曾是南農子弟的幼兒園和中小學校教室，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被拆除。

△1957年繪制的南京農學院衛崗校址平面圖中遺族女校舊址

綜上信息，所謂遺族女校校舍在抗戰期間“完全被毀”的說法不準確，更嚴謹的表述應為女校校舍在抗戰期間大部分嚴重毀損。

4.蘇州還有一個“遺族女校”？

據《鐘山志》記載：抗戰勝利后，遺族學校于1946年秋季在舊址開學，校本部為男校，女校設在蘇州。

這個說法也是不準確的。

所謂蘇州的“女校”是怎么回事呢？

1946年10月，孔祥熙、杜月笙等在上海開會，籌備創辦抗戰子弟遺族學校。1947年9月18日，抗戰遺族學校在蘇州開學，以蘇州金門口前敵內河船公司房屋為校舍，抗日名將朱紹良任校董事長，天主教南京教區總主教于斌任副董事長，潘承禹（陶行知學生）任校長。學校專門招收南京、蘇州、杭州等地抗日陣亡將士遺孤，男女生兼收，本部在蘇州金門口，又在吳江草埂鄉、吳縣天平山等處辟農場。這所學校與南京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沒有隸屬關系，校舍條件也差很多，經費主要來源于社會各界募捐。

△1948年9月，抗戰遺族學校全體師生合影。

1948年3月至5月，南京召開國民大會，抗戰遺族學校挑選20名女生到南京，與南京遺族學校派出的20名男生一同擔任大會榮譽侍衛。蔣介石夫婦于4月30日傍晚在小紅山官邸設宴招待這批學生，宋美齡當場允任抗戰遺族學校名譽董事長。此后，新聞報道便將蘇州的抗戰遺族學校稱為遺族學校蘇州分校。

所謂遺族女校設在蘇州之說，或許由此而來。

△1948年5月1日《益世報》報道宋美齡允任抗戰遺族學校名譽董事長。

實際上，至國民黨政權離開南京前，南京遺族女校的籌備恢復工作一直在進行，只是沒來得及招生。雖然蘇州抗戰遺族學校設有女生部，但該部始終是抗戰遺族學校的一個部門，從來沒有一個獨立的蘇州“遺族女校”。

5.恢復遺族女校附近農場

在《半個世紀的追隨》中，錢用和還回憶了她奉命恢復遺族學校農場的經過：

三十六年（注：1947年），奉命恢復農場，請遺校同學金陵大學農科畢業生湯鶴松為主任，由傅志章（注：傅煥光）校董督導經營，就女校附近農地購農耕機，耘刈除草，修建農舍。一年后，瓜草莓及其他農產品陸續出售，未到市場，已搶購一空。更在女校廢墟挖出磚石水管，改建農場，辦公室，農地擴充，業務日隆，是復校以來的好現象。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儲子潤也在《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一文中也回憶了這段歷史：

1946年，牛奶場與農場先后恢復，急需有人主持。校董會派傅煥光多次到金陵大學協商，用借用方式調原遺校學生、金大畢業留校的湯鶴松回遺校工作。湯于1946年夏回到母校主持牛奶場、農場工作。湯到后，與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聯系乳牛設備及農場拖拉機等設備，并由總署派美國技術人員來場協助訓練使用技術人員。

△老地圖上的遺族女校附近農場

這兩段可以互補的回憶文字，交待了農場里農舍、拖拉機的來歷，恰好可以成為席勒拍攝的那張彩色照片的注解。

△田間幾排房屋應該就是錢用和提到的建于1947年的遺校農場農舍。

1948年夏，美國人席勒來到南京東郊游覽。途經衛崗京湯公路時，席勒被路側遺族學校農場上正在耕作的拖拉機吸引，便讓司機轉彎，駛入那條由遺族學校（今衛崗前線大院）通往工兵學校（今后標營路上的解放軍理工大學）的彈石路（1936年筑成，即今童衛路）。他下了車，興致勃勃地走進農田，將鏡頭對準那輛拖拉機，輕輕按下了相機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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